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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同勝，系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姜媛媛，系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學人小傳
聶珍釗，1952年出生，湖北秭歸人。1976年本科畢業於華中師范大學英語系，1982年碩士畢業於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工作室首席專家，浙江大學世界文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主任，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會長，中美詩歌詩學協會副會長。著有《悲戚而剛毅的藝術家：托瑪斯·哈代小說研究》《英語詩歌形式導論》《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等。作者供圖
2023年7月，在武漢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上，聶珍釗（中）與俄羅斯學者伊格爾·沙伊塔諾夫（左）、英國學者加林·提哈諾夫合影。作者供圖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 作者供圖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及其它》 作者供圖
【求索】
古人說：“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其實，真正能會通、有創見的“經師”並不易求，當然，堪為“人師”的“經師”就更加難得。聶珍釗教授創立了文學倫理學批評，在國際人文學術界發出中國聲音，稱得上“經師”之名。聶珍釗教授更有成為“人師”的追求，他把“做一個好人”視作自己立身治學的根本，也把“如何做人”貫穿於傳道授業的始終。
好問題比好答案更重要
1952年5月，聶珍釗出生在湖北秭歸。離鄉多年，對於不了解秭歸的人，聶珍釗總會告訴他們，“秭歸是屈原的故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聶珍釗謹記於心的詩句。
中學畢業后，聶珍釗先是在家鄉做民辦教師，1973年考入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畢業后留校任教。1979年，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外國文學專業第一次招收碩士研究生，聶珍釗毅然報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師從王忠祥先生。
受屈原的影響，聶珍釗從小就喜歡詩歌，但在系統閱讀了眾多英語作家的作品后，他把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選定為英國作家哈代的小說。
面對當年學界的主流觀點，聶珍釗不斷追問：哈代真的是悲觀主義作家嗎？經過閱讀和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哈代不是一個悲觀主義哲學家，而是一個悲劇小說家﹔他創作的不是悲觀主義小說，而是悲劇小說。聶珍釗寫出了15萬多字的論文初稿，突破了20世紀初以來西方批評家認定哈代為悲觀主義作家的舊說。
聶珍釗教授這樣總結自己學術研究入門的路徑：“在碩士研究階段選定一個作家，找到研究這個作家的問題，並通過對問題的研究帶動對其他作家的研究，帶動有關文學理論、文學史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統學習，提高研究和寫作能力，是最適合我的研究方法。”在他看來，做文學史研究，深入研究一個作家是學術道路的最好開端，對一個作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作家的研究，而且可以讓自己的研究達到一定的深度，提高自己的學術境界，“研究一個作家，實際上是在同其他作家的比較研究中展開的。在比較研究中，才能發現自己重點研究的作家的特點”（《勤學求真，創新求是：漫談我的治學之路》）。
多年之后，聶珍釗教授把這些經驗悉數傳授給了學生們。現為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的羅良功回憶，聶老師曾教導他：“你要有專家意識，要先做專家，專注於一個領域，把它做深、做透，要形成其他學者在研究這一領域時無法繞過的成果，然后再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域。”
“閱讀是人文學術研究的基礎。”漸入學術之門，聶珍釗教授有了這樣的心得。一段時間以來，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脫離文學文本空談理論或文化的現象。聶珍釗教授則一直強調，文學研究不能脫離文學作品，應以“文學”為本位，通過對文本的閱讀、思考和剖析，將文本分析清楚，總結文學的基本規律。隻有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有了堅實的研究基礎，才能確定合適的選題，選擇科學的研究方法，再進行詰問式思考，大膽質疑、反思和批判現有的認識，探索新知識和新思想，進而提出獨到的觀點。
聶珍釗教授治學，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他總是以問題為導向，從文學文本到文學理論，再從文學理論回到文學文本，不懈追尋答案。在他看來，人文學術就是對“真正的”學術問題的研究，因此需要首先找到真正的問題，然后用清晰的、理性的、富有邏輯性的語言把問題解釋清楚。
聶珍釗教授之所以能夠創立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倫理學批評之所以能夠獲得國內外學界同行的認可、肯定和運用，主要在於他能夠從學理上尋找、思考和解決問題。他的著述重視梳理、界定基本概念，運用概念進行邏輯思維、言說和論証，進而從學理上透徹地闡釋基本原理。
在英語詩歌研究中，“重音”和“重讀”的關系問題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聶珍釗教授在《英語詩歌形式導論》一書中，從詩學的角度對“重音”和“重讀”重新賦義，澄清了這兩個概念。聶珍釗教授認為，詩歌的重音有其主觀性，同語音學意義上的重音是有區別的，語音規則上不屬於重音的，可能在詩歌的朗讀中成為重音。與小說、戲曲、散文等文學作品相比，詩歌有更高的讀音方面的要求，詩歌韻律的特點基建於詩歌語音（由輕重音組合而成），而“根據語言學讀音的客觀性特點，把語言學上的重讀音節稱為重音，根據詩歌讀音上的主觀性把詩歌的重讀音節稱為重讀”，換言之，就是“把重音作為語音學的術語分析，而把重讀作為詩學的術語分析”。
在聶珍釗教授的課堂上，他常會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讓學生們暢所欲言，在論辯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們的問題意識、批判意識和反思意識。他總說：“隻有不斷地提出新問題，不斷探討、爭論、反駁，我們的思想和理論才能不斷走向成熟。”他總勉勵學生：“好問題比好答案更重要。”
聶珍釗教授在學術上追求創新，不斷拓展著治學領域。在生活中，他也有一顆好奇心，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仍然主動探索新事物。平時與學生交流，使用微信、電子郵件自然不在話下，他還督促學生充分利用新科技收集、分析學術資料，傳播、分享學術信息。幾年前，他受邀到丹麥參加學術會議，當一行人在路邊等待網約車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台飲料瓶回收機，那台機器標注的都是丹麥語，聶珍釗教授並不懂丹麥語，但經過幾番嘗試，弄通了機器運作的原理，成功將旁邊的空飲料瓶放到回收機裡。
創立文學倫理學批評
聶珍釗教授的學術貢獻和理論創新甚多，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創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西方理論通過翻譯介紹進入中國，繁榮了學術研究，推動了我國文學批評的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少負面效應。為了打破西方理論的壟斷，使中國學者能夠與西方學者平等對話，聶珍釗教授於2004年開始倡導文學倫理學批評，並與一批志同道合者建構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論體系。
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界涌現了“倫理轉向”的思潮。歐美的倫理批評，最初主要是道德批評。20世紀80年代之前，道德批評與唯美主義相爭鳴。此后，形成了新人文主義倫理批評與解構主義倫理批評。文學倫理學批評借鑒了西方的倫理批評和古代中國的道德批評，側重從倫理的視角閱讀、闡釋、理解、分析和評價文學，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倫理表達形式，因而其功能就是教育人類在倫理選擇過程中如何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文學倫理學批評既是一種解釋文學及開展文學批評的理論，也是分析文學作品的研究方法，其任務是挖掘文學的倫理價值，並通過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以幫助人們做出正確的倫理選擇。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文學文本有三種形態：腦文本、物質文本、電子文本，其中腦文本是最原始的文本形態，它是人的大腦用記憶的方法存儲的對事物感知、認知、理解和思考的結果。在一次學術訪談中，聶珍釗教授講道，文學是我們獲取如何做人的思想的重要來源，《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名著都能為我們提供如何做好人的“物質文本”，但是文學作品中既有值得我們學習和效仿的人和事，同時也有我們需要引以為戒的人和事。我們怎樣才能正確理解文學，學習正面的榜樣，這就需要解讀文學作品。如何正確閱讀和理解文學作品，從中獲得教益，這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任務。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無論從起源上、本質上還是從功能上考察，文學都是倫理的藝術，文學的功能是倫理教誨，文學作品最根本的價值是倫理價值。文學倫理學批評從原理上研究文學，客觀辯証地考察文學的起源、文學的形態、文學的功能、文學的審美與道德關系等，其目的就是為我們的啟蒙、學習、教育提供各種各樣的經驗、教訓、啟迪和指導。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中國古代的道德批評雖然有聯系，但是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道德批評是一種關乎善惡的價值判斷，它較少關注道德判斷的歷史性以及可能在時間距離中的悖論或沖突而具有的主觀性、偏頗性和局限性。而文學倫理學批評則是主張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從倫理學的角度、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對文學作品進行文化批評。它從文學作品所處時代的倫理語境出發，結合倫理環境、倫理悖論對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倫理選擇、倫理身份進行理論分析，用倫理的維度解釋文學性書寫，以求得出文本內含的倫理教誨和道德規訓，凸顯文學藝術的倫理價值。文學倫理學批評無疑是從全新的視角解讀、闡釋文學作品，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個理論能夠從倫理的維度、依據其自身的理論體系重新審視文學史或文學作品中的疑難問題，獲得新的意義生成。
2015年，《泰晤士文學周刊》刊登長篇評論，向國際學術界推介文學倫理學批評。歐洲科學院院士約翰·紐鮑爾在為國際著名學術期刊《阿卡迪亞》（Arcadia）撰寫的社論中指出，聶珍釗教授“發現了西方形式主義批評、文化批評和政治批評中的‘倫理缺位’，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認為文學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誨”。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克羅德·羅森稱聶珍釗教授為“文學倫理學批評之父”（fath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歐洲科學院（Academia Europaea）推選他為外籍院士。
文學倫理學批評通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中國學者原創理論的世界性傳播提供了成功范例，彰顯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理論應有的品格和擔當。聶珍釗教授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銳意開拓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疆域。他認為，“未來文學理論研究的突破將從四個方面發展：腦文本研究、認知神經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並積極投身於相關的學術研究中，發表了諸如《論腦文本與語言生成》《論人的認知與意識》《論語言生成的倫理機制》等文章。
未來的文學研究將走向何方？聶珍釗教授在一次訪談中說，“文學研究的突破方向在於跨學科研究。隻有吸收其他學科如倫理學、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神經科學、計算機科學等不同學科的知識，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文學研究才能開闊視野，推陳出新。”
自2017年以來，聶珍釗教授致力於文學跨學科研究，並創辦了《文學跨學科研究》雜志。在他看來，文學的跨學科研究雖然古已有之，但是今天當我們從跨學科的維度對文學進行透視的時候，就會打開一扇窗戶，開辟一片新天地，發現新的學術問題，推動新的思考和創新。
做一個好人
聶珍釗教授創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文學中蘊含著“如何做人”的道理，文學作品通過倫理教誨教導讀者“如何做一個好人”。他不僅在世界文學的海洋裡探求著“如何做人”的密碼，在生活中，也同樣追求著“做一個好人”。
聶珍釗教授極其尊敬和關心長輩。雖然他自己已過古稀之年，但對老師王忠祥先生總是執弟子禮。20世紀90年代，聶珍釗教授先后兩次去英國劍橋大學訪學。第一次訪學期間，約翰·拉思梅爾（John Rathmell）是他的老師，講授英國詩歌。由於詩歌分析較為枯燥，很少有學生能夠堅持到底。聶珍釗自始至終一直認真聽講，孜孜不倦地學習，這令拉思梅爾教授很感動。拉思梅爾認真解答聶珍釗的問題，傾囊相授，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緣。英語詩歌課程為聶珍釗教授日后的詩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2007年，他出版了系統研究英語詩歌韻律的專著《英語詩歌形式導論》，填補了我國在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詩歌批評家瑪喬瑞·帕洛夫是聶珍釗教授非常尊敬的老朋友。每逢瑪喬瑞生日，聶珍釗教授總是送上誠摯的問候，2021年9月，帕洛夫九十大壽，聶珍釗教授精心組織了一場全球線上喜賀瑪喬瑞的生日慶典。聶珍釗教授在主持翻譯瑪喬瑞的《激進的藝術》時，引薦參與翻譯的青年學者認識瑪喬瑞，像湖南大學教授陳晞，就與瑪喬瑞成為忘年交。
聶珍釗教授對弟子的關愛可謂無微不至，他創立的紫金港大學生領航論壇、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與實踐論壇、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年會、文學倫理學批評國際研修班等學術平台讓學生們獲益良多。聶珍釗教授不僅在學業上幫助、提攜學生，而且關心著他們生活或工作中的點點滴滴。有的學生出國訪學，聶老師熱心地為之聯系國際著名學者﹔有的學生職稱晉升不如意，聶老師安慰他、勉勵他﹔有的學生為子女的升學選擇擔憂，聶老師幫她理性地分析其間的利弊﹔有一年天氣驟冷，有個學生准備不足，聶老師噓寒問暖，還給他送了一床被子。筆者曾向聶珍釗教授主編的《文學跨學科研究》投稿，他不僅細致、耐心地予以指導，還將拙稿文末感謝他的話刪去了。他就是這樣一位長者，不遺余力幫助提攜后學而從不張揚。
何林博士曾寫道：“聶老師認為，為人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基礎，其核心就是要辨善惡、做好人。”聶珍釗教授給博士生上的第一節課，通常主題都是“為人、為學、為師”。有年輕學者來訪學，他的贈語也常是“做學問先做人”。
“讀書的目的是做人，做人需要讀書。”“謙虛是美德，是為人之道。勤學也是美德，是為學之道。”聶珍釗教授從倫理道德的維度重新詮釋“勤學”的內涵，強調學人的美德在於作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勤學”。作為一位學者，他已經把“做好學問”與“做好人”融為一體。
“精勤治學，學以致用，用學報國，把讀書和做學問同人民的事業國家的前途結合在一起，這是讀書治學追求的最高境界。”這是聶珍釗教授的畢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