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吳元邁

作者：劉文飛，系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人文社科學部主任

學人小傳

吳元邁（1934—2023），安徽歙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53年秋入讀安徽師范學院（今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1954年秋入讀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后赴蘇聯留學，先后就讀於基輔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1960年夏畢業回國，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蘇聯東歐文學研究組（今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俄羅斯文學研究室）工作，先后任蘇聯文學研究室副主任、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外文所所長兼黨委書記，曾任《外國文學評論》雜志主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外文學理論學會會長、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會長。著有《蘇聯文學思潮》《探索集》《現實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的發展》《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等，編有《蘇聯文學史》以及“20世紀外國國別文學史叢書”“20世紀外國文學史”等。劉文飛供圖

劉文飛供圖

劉文飛供圖

2000年，吳元邁（左）與劉文飛在黑龍江哈爾濱鬆花江合影。劉文飛供圖

【求索】

吳元邁老師去世后，我又捧起了《吳元邁文集》。此書是吳老師生前送我的，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文庫”之一，共收入34篇論文。這部文集是吳老師本人編選的，集吳老師一生學術成就之大成，他在文集的序言中寫道：“這本文集由於字數的限定，隻收入了我發表的部分論文，但我以為，它們仍然反映了我的學術探討之基本軌跡、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吳元邁老師贈我此書時已經退休，記得他拿著這本書走進我的辦公室，用他常用的那種既嚴肅又調侃的口吻說道：“將來我躺在棺材裡，這本書是可以當枕頭用的。”

《吳元邁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在得到吳老師贈書前即已拜讀過，接過贈書后也翻閱過全書，但在吳老師離世后重讀這部學術精選集，我卻突然有了一些很特殊的感覺：首先，吳老師的文字成為“蓋棺定論”，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份完整的學術遺產來面對了﹔其次，今后再無機會當面向老師請教，隻能用重讀來維系我與老師之間跨越時空的交談﹔最后，吳老師的文字被我們重讀，這就是他學術活動的延續，就是他學者生命的不朽。

在《吳元邁文集》中，吳老師把他的論文劃分為三個板塊，即馬列文論、文藝學和俄蘇文論，這是他一生研究的三大范疇。我嘗試著從吳老師的文字中抽取出三個命題，分別用來概括他在這三個方面的研究內容和學術思想。

馬克思主義文論是文藝學發展的嶄新體系

《吳元邁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也談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的關系——與朱光潛先生商榷》是吳元邁老師的成名作。

文學是屬於上層建筑的一種意識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一個重要命題，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人對這一命題提出疑問，其中就有朱光潛先生。吳元邁老師在《哲學研究》1979年第9期上發表《也談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一文，通過對朱先生論點的仔細推敲和對馬列相關原著的細讀，最后得出在馬列文論中“意識形態屬於上層建筑則是不容置疑的”這一結論。此后，吳元邁老師又在《文藝與意識形態》等文章中繼續闡釋這一問題，認為文藝就是意識形態。與此同時，他也指出，不能將文藝的意識形態本性這一復雜的理論問題簡單化，而要充分注意到文藝作為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具體地說就是：確定文藝是意識形態，並不是要把文藝與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相提並論，也不是要否定它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一種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更不是要把作家、藝術家主體的能動作用和創造性排斥在創造之外，不是要在作品的審美現實和生活現實之間畫等號。

遺憾的是，吳元邁老師與朱光潛先生關於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的這場爭論並未充分展開。我當年雖是吳老師的晚輩同事（當時我尚未成為他的正式學生），但並不十分認同吳老師的立場，覺得他的文章不過是對馬列文論中相關論述的援引和概括。如今重讀吳老師的文章，才覺得他的文章有理有據，他與朱先生的“商榷”是在純學術層面上展開的。據說，當年朱先生在讀了吳老師的文章后曾私下裡對人說：吳元邁的理論功底還是蠻扎實的。

吳元邁老師扎實的理論功底，源自他在蘇聯高校接受的理論訓練。他20世紀50年代先后就讀於基輔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所學專業為美學，修過哲學史、社會思想史、邏輯學課程。在列寧格勒大學，吳老師師從著名的普列漢諾夫研究專家杰爾卡奇，連續兩個學期選修杰爾卡奇開設的“文論家和批評家普列漢諾夫”專題課，並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以普列漢諾夫為研究對象的大學畢業論文。在當時的蘇聯，普列漢諾夫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之一，他的文學理論被視為馬列文論的重要構成。對普列漢諾夫文論的熟稔，為吳老師后來成長為馬列文論專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60年學成回國后，吳老師把他在蘇聯習得的文論“真經”運用於當時國內的文學理論建構事業。1962年1月28日，吳老師在《光明日報》上刊發《普列漢諾夫論藝術的內容與形式》一文，引起較大反響，完成了他在中國文藝理論界的首次亮相，吳老師自己也稱這篇文章“標志著我學術生涯之開始”。

隨著研究視野的不斷擴大，思考空間的不斷拓展，吳老師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不再僅限於普列漢諾夫，而是擴展至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文論的研究。

吳老師認為，他在1989年發表的《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文，是他經過多年研習和探索而獲得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一個總的認識和理解”，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依據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所闡明的文藝基本原理，是文藝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總結，是經受了歷史檢驗的客觀真理，其歷史的創新性和方法論的優越性，是任何過去和現在的其他文藝理論學派無法比擬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文藝觀點是同他們的全部學說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他們“呼吸的空氣的一部分”，從他們歷史的創新性、嚴密性、科學性及方法論看，都是自成體系的，而且是人類文藝學發展中的嶄新體系。當然，當下的文學藝術中出現的諸多新現象和新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沒有碰到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下，創造性地加以探討和研究，也需要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身向前推進。吳老師在這一方面的思考結晶成多篇論文，如《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遺產——西方對馬恩文藝遺產研究的歷史考察》《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與現實主義理論問題》《列寧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斗爭》《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礎》等。而統領吳老師這些相關論文的一個主題思想，即文學是意識形態，是一種特殊的、具有歷史繼承性和相對獨立性的意識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文學理論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發現”。

現實主義永遠是年輕的

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思考，關於文學與現實關系的思考，是吳元邁老師理論著述中的重要主題。

現實主義是文藝學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針對20世紀七八十代出現的“現實主義過時論”，吳老師相繼寫作並發表了《現實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的發展》《生活之路和現實主義之路——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等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論述。吳老師認為，現實主義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隨著現實的變化和發展，現實主義也在變化和發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現實主義不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封閉概念，而是一個隨著生活發展和藝術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概念。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現實主義，不但在藝術地反映生活方面是永遠開放和發展著的，而且在表現形式和手法方面也是永遠開放和發展著的。20世紀的現實主義，特別是歐美的現實主義，在繼承以往現實主義傳統以及某些基本創作原則的同時，又逐漸形成一些新的特點和傾向。20世紀現實主義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樣豐富，包括它對非現實主義諸多流派藝術經驗的借鑒，但這並不意味著現實主義在非現實主義化，在異化，在離經叛道，恰恰相反，這是現實主義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現實主義的與時俱進。

在新時期的文藝學中，現實主義問題往往是和現代主義問題糾纏在一起的。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兩者之間關系的問題上，一方面，吳老師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結合論”持有疑問。他認為，事實上，現實主義絕不可能同現代主義相結合，也絕不可能通過這種結合來豐富自己和發展自己，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不僅在哲學體系和美學體系上是對立的，它們對世界和人所持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對假定性的運用也大相徑庭。另一方面，吳老師也並不因為這兩者的不相結合而否定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文學，特別是它那些優秀的經典作品，對19世紀末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經歷的巨大動蕩和精神危機，對資產階級的群體意識和個體意識之間的矛盾，對社會中下層人民的不滿情緒與艱難境遇，都從一個方面做了有力的揭示和獨特的反映，這是不容置疑的。同時，現代主義文學在藝術表現上所做的那些有價值的革新和有意義的探索，也促進並推動了20世紀文學的整體發展。

在“20世紀外國國別文學史叢書”的《總序》中，吳老師這樣寫道：“在20世紀文學中，在不少歐美國家裡，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不僅相互並存，相互對立，也相互影響，相互交替。英國批評家、小說家戴維·洛奇在1981年回顧百年英國文學的歷程時寫道：20世紀英國文學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分別成為英國不同文學階段的主潮。我認為，洛奇關於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著名‘鐘擺論’不僅適用於20世紀的英國文學，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也適用於很多國家的20世紀文學。”

在吳老師看來，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一直在隨著現實的發展而發展，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永遠是年輕的”。

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吳老師的“本職工作”是俄蘇文學研究。

吳老師1960年進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蘇聯東歐文學研究組（今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俄羅斯文學研究室）工作，主要從事蘇聯文學動態研究，為當時尚為內部刊物的《外國文學動態》寫稿。他的關注重點是蘇聯文學理論的新現象和新趨勢。改革開放后，吳老師參加蘇聯文學研究室的《蘇聯文學大事記（1953—1976）》一書的編寫工作。不久，國家重點研究項目《蘇聯文學史》正式立項，葉水夫先生任主編，吳老師與李輝凡老師任副主編，他們與包括本人在內的其他6位同事組成編寫組，經過多年研究和寫作，終於推出三卷本的《蘇聯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在這段時間裡，吳老師還撰寫了數十篇厚重的學術論文，如《“拉普”文藝思潮簡論》《蘇聯的“藝術接受”探索》《當代蘇聯文藝學的結構符號分析》《巴赫金的語言創作美學——對話理論》和《當代蘇聯文學理論方法概觀》等，這些文章后結集為《蘇聯文學思潮》和《探索集》，在我國的俄蘇文學研究界產生很大影響。

與我國的俄蘇文學研究同行相比，吳老師的俄蘇文學研究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特征：第一，他研究的是俄蘇文學，但他的著眼點卻總是中國當下的文學現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針對我國文學實際，聯系、思考和總結蘇聯文藝運動中某些重要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及蘇聯文學思潮和理論中某些重要的變化，是文學新時期以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其次，他更擅長宏觀的學術歸納和深刻的理論思索。吳老師搞過文學文本的翻譯和分析，寫過作家或文學理論家的專論，但是他更為偏好、更為擅長的學術論文類型，無疑是高屋建瓴的全景式概述和在深入思考基礎之上得出的理論概括。吳老師過人的理論素養和理性思維，或許與他在蘇聯留學時期的專門訓練不無關系，但欲將蘇聯文學的“歷史經驗教訓”加以歸納和總結，並形成能作用於中國文學實踐的自覺意識，無疑也是他這一學術風格養成的內在驅動力之一。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報刊上出現一種意見，認為蘇聯文論僵化，教條主義色彩濃厚，針對這種觀點，吳老師在《蘇聯文論在新中國的歷史命運》一文中指出，“僵化和教條主義並不是蘇聯文論的全部”“今天，該是‘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時候了”。吳老師以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蘇聯文論的狀況為例，展示了它多樣豐富、學派紛呈的場景和成就，比如，這一時期的蘇聯文論中既有傳統的社會學派、認識論派、意識形態論派、心理學派等，也有新的審美學派、價值學派、對話論派、文化學派、結構學派、符號學派、語言學派、比較文學派等，其中有些學派諸如“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蘇聯比較文學學派”和巴赫金的對話學派或文化學派，更是舉世聞名。在文章的結尾，吳老師語重心長地指出：“回顧歷史而沒有歷史主義，是不可能真正認識歷史的。”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對待俄蘇文論，對待俄蘇文學的歷史，這是吳元邁老師留給我們的一種寶貴的學者立場和研究方法。

重讀包括《吳元邁文集》在內的吳老師的文字，他的音容笑貌似又浮現在眼前，他的娓娓鄉音似又在耳畔響起。在他生前讀他的書與在他去世后重讀他的遺作，居然有著很大不同，如今的閱讀既多了一份溫情和懷舊，也能獲得關於吳老師及其學說的更深刻、更完整的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