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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佛教方志研究與數據庫建設（多卷本）”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后﹔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盤山志》。 作者/供圖
中國古代山岳文化源遠流長，是我國獨特的民族文化。中國優越的自然環境，為山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山岳不僅是自然物質存在，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層積澱的土壤，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文化遺跡重塑了山的面貌，使之成為重要的文化場域，發揮著廣泛的文化效應。名山賴志以存史，歷代不斷修纂的山岳志書，是中國古代山岳史籍的主體，全面、詳細、系統地記載了山岳及周邊地區自然地理和人文歷史，是研究古代山岳歷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中國古代山志的沿革與體例
山志者，志山也。山志是中國地方志中別具特色的類型，是以一定的體例記載山岳自然與人文各方面情況的專門性志書，也是保存中國古代山岳文化遺產最為集中的文獻類型。中國古代山志具有較長的編纂歷史，可追溯到戰國時期成書的《山經》，其中記載了先秦時期的山脈，以及發源於這些山脈的河流和附近地域的物產資源。魏晉時期出現不少山岳游記，如東晉釋慧遠《廬山紀略》等，可視為山志的雛形。唐代是山志的形成時期，現存道士李沖昭《南岳小錄》、李歸一《王屋山志》和僧人釋慧祥《古清涼傳》等。自《隋書·經籍志》以后，山志被列入中國傳統目錄的史部地理類中。明清時期，山志編修進入興盛階段。按照較嚴格的體例進行篩選，現存古代山志有300余種，絕大部分修成於明清時期。
山志與游記、筆記、輿圖文獻、總集不同。首先要有一定的體例，如平目體、綱目體、紀傳體、輯錄體等，呈現出以類相從的類型化知識序列，是對山岳知識譜系的系統整合。其次，修志者有明確的史學意識，以嚴密審慎的史學態度，進行史料的搜集、爬梳和考核，體現了文直事核、實錄信史的中國傳統史學精神。修志者不僅廣羅史傳邑乘和宗教類文獻，而且特別重視實地調查採訪，跋山涉水，訪問山人，摩崖石刻，手拓錄之。省府州縣志存一方之史，山志存一山之史，保存了豐富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歷史地理資料。再次，山志與其他方志文獻一樣，是經過歷代不斷續修、重修，累積而成的文獻類型。通常非成書於一人之手，朝廷和地方官員、文人學者、僧人道士廣泛參與編纂，保証了志書的豐富內容和較高的文獻價值。同時，不同身份的修志者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權力話語，形塑著對於山的知識生產和山岳歷史的敘述。
山志蘊藏古代山岳的政治文化內涵
山岳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空間。山岳文化的形成，源於上古先民對原始自然山體的崇拜。《山海經》載“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認為山岳高聳，是距離天最近之處，擁有神的靈性，故將山岳視為溝通神人、交通天地的橋梁，折射出古人“天人合一”的傳統價值觀念。先秦時期山岳崇拜逐漸由民間信仰走向官方祭祀，至漢代建立起完整的山岳祭祀制度。《漢書·郊祀志》載，漢宣帝於神爵元年（前61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洛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岳四瀆皆有常禮”。自此之后，歷代帝王封禪祭祀以“五岳”為首的名山，於山岳文化中植入皇權及國家制度元素。古代統治者通過山岳祀典，宣揚治績功德、祈求國泰民安和皇權永固，賦予山岳以政治意義。以山岳構建統馭天下四方的地理模式，彰顯政權的正統地位。
從政教關系角度來看，佛教和道教是中國古代朝廷管理臣民精神世界的思想工具。歷代統治者扶植和利用山林佛教、道教，崇建恩賚、親臨巡典或派遣大臣降香，發揮其社會整合功能，維護政治統治和社會穩定。例如，清朝統治者支持五台山藏傳佛教的發展，以之綏靖蒙藏諸部，穩定邊疆地區，使之成為促進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紐帶。
歷代山志中聖制、天章、宸翰、巡典、恩幸等門，記載古代皇帝巡典祭祀和營建名山的過程，收錄御制詩文、詔敕，蘊藏了山岳的政治文化內涵。中國古代山志以私纂為主，但也有一部分是官修的。例如，清乾隆年間朝廷組織修纂《欽定清涼山志》和《欽定盤山志》，將山岳敘事與“大一統”理念相結合，著意於皇朝正統論的構建。
山志蘊藏古代山岳的宗教文化內涵
山岳是古代釋道信徒心中的“神聖空間”。中國古代山岳文化蘊含豐富的宗教內容，宗教信仰對中國山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山水具有淨化人心的作用，山岳地遠朝市、林壑秀美、清幽寂靜，有助於僧人道士潛心修行，因而中國古代寺院道觀多建立於名山勝景之中，形成中國宗教在地理空間分布上的特色。信徒們將山岳神聖化，賦予其相應的宗教文化品格。道教的“洞天福地”思想，促使東漢時期道士進山修行蔚然成風。魏晉時期，佛教也朝著山林化方向發展，山岳成為佛教各宗派的祖庭和傳法基地。六朝以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以儒、佛、道三大思想系統為代表的文化，天下名山多為釋道所居。僧道開辟山路、建造各種設施，成為山岳開發的先行者，加快了古代山區的開發進程。唐宋以后隨著各地區域化進程的加強，適應不同區域的文化認同而形成了一批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尤以“佛教四大名山”和“道教四大名山”為代表，是信徒們向往朝拜的宗教聖地。
唐宋金元時期修成的山志多為佛教、道教名山山志，寓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明清時期修成的山志中，以佛教、道教為內容特色者佔據相當大的比重。這些山志多是佛教、道教信眾編修的，重點記述山岳寺觀，頌揚高僧高道事跡，著意於對山岳地理空間的神聖性建構，蘊含了“再造聖山”的意義，展現傳統儒家價值觀以外的世俗社會。佛教山志、道教山志是中國古代方志與宗教信仰相結合的產物，山岳史與宗教文化的融合是其內容上的最大特點，信仰與史實的統一是其編修思想上的最大特點。
山志廣泛記載寺觀建置沿革、建筑、戒律、產業、高僧高道行跡，藝文部分收錄一批宗教類文獻，是宗教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史料。較之佛教、道教的教內文獻，它對宗教道場、宗教人物和宗教文字的記錄更加具體而詳盡。山志保存了古代山林佛教、道教文化遺產，蘊藏了山岳的宗教文化內涵。
山志蘊藏古代山岳的社會文化內涵
山岳是古代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山岳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豐富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內涵。中國傳統文化中常將山岳比於君子之德。《詩經·小雅·車轄》中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雍也》載：“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從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齊，到清初遺民，歷代隱士或為躲避政治迫害、或因不滿社會現實，而不與統治者合作，遁跡山林，以貞厥志，展現出中國文人士大夫不畏強權的高潔品格和淡泊寧靜的氣質。
魏晉以后，士大夫對山水的審美意識逐漸覺醒，流連於山岳絕佳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並形諸題詠，抒發審美體驗。山水暢游，是古代文人休閑娛樂的一大選擇。從唐代開始，不少書院建立於僻靜的山林，此后士大夫於山中講學問道，成為長期延續的文化現象。山岳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棲息之地。
宋元明清時期，名山的社會影響和文化輻射力不斷擴大，深入民間社會，影響百姓生活。山中祠廟、寺院、道觀吸引周邊民眾前往祭祀，是公共的社會文化空間。廣大民眾從現實生活需求出發，朝山進香，祈年禱雨、降福旺丁、消災保佑。朝山祈福、參與廟會成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山岳廣布書院祠廟、名勝古跡、亭台樓閣、佛寺道觀等文化遺跡，滿足官民士庶的多種文化需求，是中國古代各區域的文化中心。
山志資料豐富、翔實，詳細記載了山中歷代名賢事跡、文化遺跡和周邊廣大民眾的真實生活。藝文部分廣為收羅與一山相關之文獻，包括詩賦、游記、碑刻、塔銘、奏疏、公移、墓志、傳贊、書札、論辯、序說、題跋、匾聯、疏引、民間契約、訴訟文書、官府審語告示，等等。既有士大夫以多種體裁贊美歌頌名山的文學作品，又有大量官私文書檔案。山志作為一種地方性文獻，蘊藏著山岳的社會文化內涵，對於研究區域社會經濟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明清山志卷首多有輿圖，詳盡細致地繪制一山地理形勢，高度概括地納周山形勝於尺幅之中，形象直觀地表達文字難以充分表述的地情信息。為人們登山朝謁、觀覽勝跡指示路徑，兼具宗教文化意義、史學價值、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山水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中有著豐富的審美意蘊。記載山岳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山志符合文人審美旨趣。閱讀山志，是明清士人體驗“臥游”之趣的休閑選擇。
山岳乃中華之脊梁，具有觀念形態的意義，是中華民族發展歷史進程中重要的凝聚性力量，具有象征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深厚意蘊。山岳是中國古代多元文化融匯之地，是解讀中國文化發展史的一個重要視角，隱含著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宗教、社會發展的諸多線索。山岳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志是中國古代山岳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態。綿延傳續的山志纂修活動，體現出修志者對山岳的歷史文化認同，保存了古人對於山岳的文化記憶。對古代山志的充分研究有助於系統闡發中華山岳文化。同時，也能夠為當前各地科學合理地開發山岳風景區旅游資源提供參考，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