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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鵬、顏維琦，均系本報主任記者
學人小傳
聞玉梅，湖北浠水人，1934年出生於北京。醫學微生物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歷任上醫大微生物教研室講師、副教授、教授。現為復旦大學醫學分子病毒學重點實驗室教授。曾任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主編《中國的病毒性肝炎：問題與控制策略》等。
聞玉梅著《我的乙肝情結》
【大家】
純白如玉，火紅如梅，一幅融匯東方文化意境與西方繪畫風格的油畫《冰雪傲紅梅》，已在聞玉梅的辦公室牆上懸挂了十年。
這幅畫出自聞玉梅堂兄、聞一多之子聞立鵬之手。如冰與火般純粹與熱情的畫面，構成了聞玉梅的名字，也象征著她坦誠待人、用心做事的品格。
實驗室的主心骨
今年89歲的聞玉梅，仍然經常到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復星樓四樓辦公室上班，腰杆直挺，談起話來思維縝密，中氣十足，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近些年，她的身影幾乎每周都會出現在這裡，與團隊的年輕人一起忘我地並肩戰斗。這個團隊為我國疫苗研發和抗病毒治療提供了有力支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聞玉梅團隊取得的非凡成績，不僅有賴於團隊在病毒分析方面較強的專業水平，也離不開生物安全防護3級實驗室（P3實驗室）的助力，而這座上海唯一的P3實驗室正是聞玉梅主持建設的。
二十年前，聞玉梅應鐘南山之邀去廣州開展科研工作，研制滅活SARS病毒的免疫預防滴鼻劑。當時已年近七旬的聞玉梅親自進實驗室，與學生將SARS病毒株培養出大量用於實驗的病毒液，工作成果斐然。
回到上海后，聞玉梅便積極推進上海P3實驗室的建設。2008年，一座能抵抗8級地震的復旦大學3級生物安全防護實驗室順利通過國家評審，投入使用。
十多年來，實驗室一直保持著安全高效運轉，不僅為本校科研人員服務，還向全國開放，成為全國開展高致病性病原體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撐。
“科學這個利器，必將在人類與病毒等病原體的斗爭中發揮更大作用”——近幾年，低調的聞玉梅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撰寫文章，做科普講座，呼吁公眾科學認知新發傳染病。
“從歷史來看，病毒和人的斗爭是長期的，是循環性的，今天你‘滅’了它，明天又來一個新的病毒，所以不要太緊張。”聞玉梅面帶從容，“但是同時，要有防范意識，要有技術上的儲備。”
聞玉梅建議，未來中國有必要在預防醫學下面設立分支——疫苗學。“研究免疫學的學者是不研究疫苗的，現在的疫苗都是醫藥公司當作產品在做，因此，需要把疫苗的生產、應用以及儲備綜合在一起，成立疫苗學專業，培養復合型人才。”
闖入乙肝防治領域
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聞玉梅還是能講一口純正的北京話。1934年，聞玉梅在北京出生，7歲隨母親來到上海。20世紀50年代初，她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醫療系。留校擔任助教后，聞玉梅拜林飛卿教授為師，承擔微生物學的講授與實驗課程。在林飛卿教授的推薦下，聞玉梅於1963年到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免疫學研究室師從謝少文教授。
兩位老師科學、嚴謹、求實的作風，不斷追求創新的科學精神，深深影響了求知若渴的聞玉梅。在細胞免疫學研究方面，聞玉梅的研究不斷進步，到1972年前后已經開始在實驗室使用細胞免疫技術，進行體外淋巴細胞轉化、白細胞黏附等實驗，可以在體外檢測人體細胞免疫水平。這時，上海市靜安區中心醫院消化科的姚光弼醫生找到了她，二人開始合作對慢性乙肝患者細胞免疫進行研究，聞玉梅也由此開始了與乙肝防治長達半個世紀的緣分。
在這次合作中，聞玉梅提出了用皮膚遲發性變態反應作為評估慢性乙肝患者固有細胞免疫的實驗方法。也是通過這次合作，她深深感受到，隻有與臨床合作，醫學基礎研究才有生命力。
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被稱為“乙肝大國”。那時，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高達10%左右，而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體）更是高達60%左右。每年大約有27萬人因乙肝病毒感染相關疾病而死亡，乙肝是僅次於煙草的第二大致死病因。
這些與乙肝相關的數字，離聞玉梅並不遙遠，身邊的現實不斷刺激著她，使她經常感到憂慮和困擾。上海醫學院病理學教研室的一個和她關系很好的同事，由於感染乙肝病毒，從慢性肝炎發展為肝硬化，最后不治身亡。還有一位上海醫學院超速離心室的講師，一直是聞玉梅乙肝研究的合作者，有一年暑假過后，沒能來上班，后來才知道是因為重症乙肝去世了。
除了那些因乙肝去世的患者，中國還有很多乙肝病毒攜帶者在工作、婚姻等各個方面受到歧視，許多人甚至對生活失去了信心。
聞玉梅辦公室的書架上有一本冊子，那是她給實驗室成員定下的“必讀書”——裡面是部分病人的來信，聞玉梅把它們整理成冊，書名定為《人民的重托》。“他們受病魔折磨的經歷催人淚下，他們對治療乙肝的迫切要求鞭策我們奮斗。願我全室科研人員不辜負人民的期望，在治療乙肝方面繼續努力，為國爭光。”書的扉頁上這樣寫道。
“過去，中國的肝病患者太多了，嚴重威脅人民健康。一定要摘掉‘肝病大國’的帽子！”這最朴素的想法，正是她日后一往無前投身乙肝研究的動力源泉。
海外深造之路
1980年，聞玉梅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在我國的第一次獎學金考試，遠赴英國倫敦衛生與熱帶病研究所肝炎研究室進修。世衛組織隻提供3個月的獎學金，她暗下決心，抓緊一切時間，“即使隻有3個月的時間也要做出成績，不負使命”。
第一次進入國外實驗室，一切都很生疏，像微量加樣器、微量離心機這些如今看來很普通的實驗用具，聞玉梅以前都沒見過，她形容自己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令實驗室主任和同行驚訝的是，聞玉梅真的隻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做了亞克隆分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量的研究，還利用免疫熒光技術在細胞內做了HBsAg的定位研究，並在國外專業期刊上發表了論文。
在英國的3個月，聞玉梅節衣縮食，世衛組織提供的生活費她省下了不少，除買了一台低溫冰箱和一台幻燈機以補國內實驗用具的不足，余下的全部交給了衛生部，自己分文未留。
“當時就是希望把外匯留給國家，資助更多的人出去深造。”回顧這段往事，聞玉梅說，現在時代不同了，科研條件改善了，但是科研人員為國奉獻的精神不能變，“我們要更多考慮如何創新，一定要放棄一些個人利益，踏踏實實多做一點事兒。”
1981年，聞玉梅又遠渡重洋，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進修。她當時已經47歲，人到中年，為了今后能從事分子水平的研究，她毫不猶豫地報名選修學校夜校開設的分子病毒學課程，不是旁聽，而是修學分，每天准時上課並參加考試。為了學好這門課，聞玉梅要和那些20多歲的同學一樣，記住每種病毒的分子生物學特點。夜校下課時，已沒有公共交通，聞玉梅自己不能開車，經常需要搭同學的車才能回到住處。
在緊張的學習與實驗之余，聞玉梅還編寫了醫學分子病毒學講義，為回國后建立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開展醫學分子病毒學的教學與科研打下了基礎。
“愚公移山”40年
回憶起在美國進修的經歷，聞玉梅說：“那時，我與同齡的美國學者學術水平差距太大，已無法競爭，但我相信我的學生與他們的學生，也許是我學生的學生可以與他們學生的學生競爭。正是這種‘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勵著我，一定要把分子病毒學課程學好。”
從美國回國后，聞玉梅開始集中精力研究乙肝病毒。當時，醫學界對於慢性乙肝患者能否有效治療的問題存在較多疑慮，主要是認為如果乙肝病毒基因已經整合入患者的肝細胞，就不可能清除病毒，達到有效治療。為此，聞玉梅團隊選擇從乙肝患者肝組織是否整合病毒基因組入手，探討乙肝患者的治療前景。
1986年，聞玉梅團隊首次公布了我國乙肝患者肝內病毒復制狀態的資料。與此同時，他們運用分子技術在乙肝患者白細胞中開展了乙肝病毒DNA的研究，擴大了研究肝外乙肝病毒的領域。這是國內首次展開分子水平的乙肝病毒研究。
此后，聞玉梅團隊對我國一些乙肝病毒變異株進行了解析，通過研究這些突變株的基因序列及其在細胞中復制與表達蛋白以了解變異株的功能， 積累我國乙肝毒株有意義的生物學特性及與疾病的關系。
1986年，上海醫學院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成為國家衛生部第一批部級重點實驗室。到2022年，這個實驗室（包括病原生物系）已成長為擁有25名正高級科研人員、20名副高級科研人員以及200名研究生的科研團隊。
讓聞玉梅欣慰的是，她40年前說的“愚公移山”，正慢慢化作現實。在許多科研領域，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已經可以與國外研究機構平起平坐，某些方面還略勝一籌。但聞玉梅說，絕不能自滿，更不能報喜不報憂，這對國家沒有好處，對百姓也沒有好處。“我們一定要對國家真正負責，對學生、對青年真正愛護，把愛心拿出來，付諸實際行動就足夠了。”
近年來，在單用免疫治療尚難以治愈慢性乙肝患者的情況下，聞玉梅團隊開始為乙肝患者的免疫治療探索新的路子——將抑制病毒和調動機體兩方面結合起來，探討加用單克隆抗體的“三明治”治療策略。目前，團隊正在向臨床研究努力邁進。
是科學家也是外交家
兩次赴國外進修，以及科研過程中廣泛的國際交流，讓聞玉梅在肝病領域結交了諸多海外科學家朋友。
在聞玉梅看來，國際交流是科研的重要環節。一方面，科學研究應該服務於全人類，將科研成果發表共享，才有可能為人類服務﹔另一方面，通過國際交流可以獲得全方位的信息與評價，聽到各方意見，從而達到考核科研價值的目的。閉門造車、放棄交流，則難以獲得對科研成果的客觀評價。
聞玉梅還記得，當初三個月的留英之旅雖然短暫，但也讓她感受到了全新的研究氣氛。每天上午和下午，研究室分別有兩次“咖啡時間”，這時大家都會停下手裡的活，聚在一起邊喝咖啡、喝茶邊聊天，咖啡和茶都是免費的。開始，聞玉梅不願停下實驗去參加，認為太浪費時間，但研究室高級講師柯林·霍華德（Colin Howard）告訴她，其他時間喝茶、喝咖啡都要自己付錢，“咖啡時間”是鼓勵大家交流的一種方式。久而久之，聞玉梅也養成了與大家一起喝咖啡聊天的習慣。后來，柯林與聞玉梅建立了終身友誼，並在聞玉梅的影響下愛上了中國文化，學習說中文、寫中文，還多次到上海為聞玉梅的學生講學，至今兩人還互通郵件。
聞玉梅在英期間還結識了一些著名免疫學家和病毒學家，他們都為聞玉梅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給予了有力支持。
2020年，當美國學者查爾斯·賴斯（Charles Rice）憑借對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時，聞玉梅向他表達了祝賀。令聞玉梅沒有想到的是，賴斯卻反過來祝賀她——十分欽佩她在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培養出來的學生，做事非常嚴謹。“也許跟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比，我們的學術水平還差得很遠，可是你的一種精神能讓人家認可，人家會佩服中國科學家。”說這話時，聞玉梅的眼睛裡泛著光。
“我們是人民的科學家，也是人民的外交家。”聞玉梅說，各國人民的交流是保持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奠基石，在學術交流中多做些民間外交，是學者不可忽視的責任。
2012年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病毒性肝炎與肝病學術大會，至今仍為聞玉梅津津樂道。在擔任大會組委會委員期間，聞玉梅力促上海代表亞洲承辦這個三年一度的學術大會，使中國有機會向世界展示在病毒性肝炎領域的重大成就。
這次大會，1500余名國內外專家齊聚一堂，進行精彩的學術報告及自由的學術交流，其中就有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的發現者。“在一個大會上能見到5種病毒性肝炎的發現者，實屬難得。”聞玉梅說，會上還組織了一次高端論壇，討論20年后的病毒性肝炎與肝病，具有很強的前瞻性。
在學術交流之余，一場由上海各醫科高校師生及附屬醫院員工帶來的文藝演出，震撼了所有與會者。瑞金醫院的男聲小合唱、復旦大學的飛天舞蹈、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傳統武術，都贏得了觀眾的陣陣喝彩。演出最后，數十位白衣天使手持蠟燭，合唱《醫者之歌》，讓不少觀眾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次活動讓國外學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醫務工作者的專業水平與人文修養。”談及此事，聞玉梅非常自豪。
“多給年輕人機會”
2022年春天，聞玉梅在家中用三個月時間做了一件大事——將50年來堅守乙肝防治事業的奮斗歷程寫成《我的乙肝情結》。書中不僅記述了她投身乙肝研究的緣起、出國求學的經歷、與恩師共事的點滴，還回顧了她研究治療性乙肝疫苗、參與推動國際乙肝研究交流合作的歷程。
“我一直對乙肝不能釋懷。”聞玉梅說，雖然全世界都在努力，但乙肝患者至今無法完全治愈，這是她深埋心中的遺憾。她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主要是想讓讀者，特別是年輕人知道，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是怎樣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希望能把我們這一代人的情懷傳遞給下一代。同時，也想讓乙肝患者和感染者看到我們的努力，看到未來的希望。”
寫書的過程並不輕鬆。由於眼底視網膜變形萎縮，聞玉梅幾乎是在半失明的狀態下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書稿打出來的。需要查閱的圖書和資料，大多字號比較小，她就拿著放大鏡一點一點地讀。這部書出版后，聞玉梅送給分子病毒學實驗室200位研究生每人一冊。“我特別喜歡青年人，給他們點一把火，讓他們心裡的火燃燒起來，這就是我的希望。”
“科研的核心是創新，科研的態度是求實，科研的道路是勤奮，科研的目的是為人民。”時至今日，聞玉梅在20世紀90年代擬定的實驗室格言，仍然醒目地寫在復星樓四層的走廊上，傳遞給從這裡走出的一代代青年科技工作者。
“現在的條件比我們那時改善了很多，但年輕人也有年輕人的難處。如何讓他們在新的社會環境下仍能不忘初心，實現理想？我們要多為他們著想。”聞玉梅說，比如在基金及大項目申請時，可以多給年輕人機會，“錢不一定很多，但要給他們希望，鼓勵他們創新。”
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我國在預防乙肝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1986年，血源預防乙肝疫苗批准上市，2002年，乙肝預防性疫苗全部由國家免費提供。以預防接種為主的綜合防控病毒性肝炎策略取得顯著效果，乙肝病毒攜帶率也大幅下降，我國從乙肝流行大國降到乙肝中等流行國家行列。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目標，全球應在2030年消滅病毒性肝炎，據統計，我國至今仍有約86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其中大概1500萬人需要治療，乙肝的防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由於乙肝病毒隻感染人類，並無動物宿主，而乙肝預防性疫苗又較為有效，全球消滅乙肝應是可望而又可即的目標。”對於未來，聞玉梅充滿樂觀。她在《我的乙肝情結》一書中最后寫道，“勇於探索、有創新意識、不畏艱難、多能化的后來人，一定會超過我們，預祝他們為全球消滅乙肝創造奇跡。”
（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