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巨平：世界史研究的本土定位

作者：楊巨平，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高昌故城位於今新疆吐魯番地區，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咽喉門戶。資料圖片

本土起步，由近及遠，是中外史學的共同傳統

立足本土，關注天下，這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從先秦《禹貢》對荒服之地的差序治理到《穆天子傳》中秦穆王的西游，再到《山海經》對所謂“四海之外，絕域之國”的那些奇特民族的描述，再到一些正史關於西域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中原人眼中的世界。先秦中國把中原之外的世界視為蠻荒之地，如何與這些夷狄交往，使這些化外之民成為“華夏之民”就成了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對外關系的主題。與之類似，古希臘人從荷馬時代開始，也對外部世界充滿興趣。所謂的阿爾戈號的遠航，對遠東伊塞頓人之地的探索，關於亞特蘭蒂斯島沉沒的傳說，對印度和波斯的傳聞與記載，都是希臘人對域外世界的好奇與探索。古希臘人也將周圍的非希臘人視為“蠻族”（Barbarians）。不過，這個“Barbarians”最初並非源於對非希臘人的歧視，而是出於對其語言的不通，感覺就像“bababa”的發音。至少在希羅多德的時代，希臘人對波斯人還是用了這樣的稱謂。此時他們已經發現波斯人與希臘人習俗的不同，特別是政治體制上與希臘城邦制的不同，因此他們把專制統治下的波斯人稱為國王的“奴隸”。到了亞歷山大時代，由於希波戰爭的世仇，以及亞歷山大東侵的需要，波斯人在希臘人的眼中已經成了落后、愚昧的象征，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蠻族。古代中國和希臘均有一些關於域外世界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希羅多德的《歷史》與司馬遷的《史記》。

希羅多德的《歷史》雖以希波戰爭作為主線，但由於回溯波斯帝國的崛起，遂延伸至對中亞、印度的希臘人已知世界的描述。盡管不是很系統、全面，更不那麼准確，但這就是希臘人當時所知道的有人居住之世界的歷史。

司馬遷的《史記》比希羅多德的《歷史》晚近四個世紀，其對域外世界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大宛列傳》中，這就是當時中國所知的西部世界。這個世界西邊最遠可達地中海東部的埃及和敘利亞，也就是所謂的“黎軒”“條支”。對於這二地，尤其是黎軒的定位，學界爭議很大。但根據后來的《漢書》《后漢書》的《西域傳》和《魏略》的《西戎傳》來看，黎軒、犂靬、犂犍、條支應該位於兩河地區或安息以西的東地中海地區。司馬遷還提到了“身毒”，也就是印度。可見這個世界與希羅多德的世界已經有所重合，與亞歷山大的世界則幾乎完全重合。事實上，張騫的世界就是當時的希臘化世界。

此后，不論是西方的希臘、羅馬世界，還是東方的中國，都在繼續擴大著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希臘化時期出現的有經緯線的地圖，囊括整個希臘人、羅馬人已知世界的《地理志》等著作的不斷出現，說明西方人還在努力擴大他們的世界視野，關注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印度的一位希臘人國王米南德竟然出現在羅馬帝國初期的普魯塔克的筆下，而佚名的一位希臘人則描述了從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到現在孟加拉灣的海上商路，似乎還隱約提到了北方產絲的中國（“Thina”，秦）。中國方面也沒有落后，西域的三通三絕固然是指外交關系的中斷與延續，但實際上的聯系卻從未中斷。佛教入華、甘英出使大秦都發生在東漢時期，羅馬與中國的海上直接往來則在公元166年最終實現。至此，海上絲路全線貫通，與以前的綠洲絲路和草原絲路一道，中國終於與遙遠的地中海世界連為一體，以絲綢之路為聯系通道的歐亞大陸新世界形成了。

顯然，世界史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人類向未知世界、周邊世界探索的結果。所謂可以視為“世界史”的史書也隻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出現。但是，不論希臘羅馬世界，還是中國，當時出現的關於他們所知道的世界的記述，都是以本土為原點，向周邊或某一個主要方向延伸的。那時的“世界史”充其量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本國史或本民族史的外延。由此可見，立足本土的世界史研究古而有之。其動力一是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和佔有欲，二是自身的強大，可以滿足這種好奇與欲望的實現。當然，視野開闊、目光敏銳、具有使命感的史家的橫空出世、應運而生也是必不可少的。希羅多德、司馬遷顯然就屬於這樣的史家。沒有他們，我們對當時世界的了解，不知要失去多少有價值的回憶。

如何協調本土定位與世界史研究的關系

如上所述，古代世界的文明雖然大多獨立生成，但相互之間的聯系始終存在，只是交往的程度不同。新航路開辟之后，人類交往取得突破性進展和根本性飛躍，整個地球上的文明地區連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幾乎難以超然世外。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現代化浪潮從此席卷全球，至今方興未艾。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有的國家興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帝國轟然倒塌，有的則維持了長期的榮光。各個國家、民族、地區的歷史都是世界史研究的對象，但面對浩瀚無際的歷史長河，我們應該重點關注哪些國家、民族、地區的歷史，關注哪些歷史現象、事件、人物，這就要根據研究條件和現實需要來選擇，尤其是一國的現實需要。

現實需要就是緊扣時代的脈搏和國家的關切，以本國實際為研究起點。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世界史研究整體來看，我們基本上都與時代的需求相適應。曾經的美國熱、日本熱、非洲熱，現在的絲路熱、拉美熱、全球史熱，都反映了中國世界史學界對時代需求的呼應。由此可以看出，立足本土，是世界史研究的應有之義﹔立足本土，方能凸顯世界歷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從整體上看，我國世界史學科自覺地順應了歷史的選擇。但在具體的研究上，應該如何立足於本土從事中國以外的世界史研究，亦即如何協調本土與世界二者之間的關系呢？

其一，打破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學科壁壘，促進二者之間的融通。在我國史學界，有專門的中國史和似乎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世界史之分，這固然有利於各自學科的深入發展，與此同時也出現各自為營的現象。實際上二者不可分，也不能分。試想，離開了世界史研究，何以理解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以及中華文明的真正內涵。同樣，離開了中國史，世界歷史的整體性和規律性也都難以把握。立足於本土，就是要自覺地把中國史的內容納入世界史的體系和范疇之中，或作聯系，或作比較。而這一點，正是中國世界史學者的強項，因為我們有著豐厚的史學資源可以利用。

其二，注重現實關懷，充分發揮歷史學的經世功能。例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歷史、歷史上大國的興衰、國際熱點區域的歷史、人類生存環境的歷史變遷、外國社會治理的經驗教訓等，都是世界史研究需要重點關注的主題。

其三，有意識地參與國際合作研究，在國際學界尤其是與我們關系重大的歷史問題上發出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以絲綢之路研究而言，清末民初以國外尤其是西方漢學家主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窘境也不復存在。中國學者的絲路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學界的普遍承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絲路中國段的研究方面，我們應該說已經掌握了研究的主動權和發言權，亦即絲路遺址遺跡的發掘權和資料的解釋權在我們手中。甚至，中國考古工作者（如西北大學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已經進入中亞實地考察、發掘，域外絲路研究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發言權。

總之，作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我們要秉承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放眼未來的原則，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世界史的發展繁榮貢獻中國學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