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到民間去

作者：萬建中，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鐘敬文自選集》

1998年，95歲的鐘敬文（左）與本文作者在北京陶然亭公園。

【大家】

學人小傳

鐘敬文（1903—2002），廣東海豐人。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1930年與友人合創中國民俗學會。1934年赴日本留學，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從事神話學、民俗學研究。1949年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著有《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話說民間文化》《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主編《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概論》等。

在五四時期，諸多不同學科的學者進入民間文藝領域，像鐘敬文先生這樣，學術生涯既始於民間文藝學又終於民間文藝學的學者實屬罕有。鐘先生晚年在《七十年學術經歷紀程》一文中將自己一生的學術歷程總結為5個階段：五四時期、中大時期（1927）、杭州時期（1928—1937）、戰亂時期（1938—1949）、新中國成立后。這5個階段的學術歷程與其民間文藝學創建與實踐的軌跡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說，鐘先生正是依據自己民間文藝學思想演進的脈絡梳理出這5個階段的。

步入民間文藝的田野

1922年至1926年，鐘先生在家鄉廣東海豐縣公平鎮小學任教，採集了大量歌謠文本，包括客家山歌、海邊的咸水歌等，掀開了其民間文藝研究的序幕。在寫於1993年的《我的學術歷程》中，鐘先生回憶：“我在1924年寫作了15則《歌謠雜談》（陸續發表於《歌謠周刊》）。這些文章現在看來只是一些小學生的習作。但是，不要忘記，它是我少年時期對著這門學術傾注著滿腔熱情寫出來的，它也是我此后數十年這方面學術活動早期的‘星星之火’。”

作為地道民間文藝出身的鐘先生，較之其他同行學者，對民間文藝學濫觴的認識更為深入。由於較早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影響，鐘先生能夠以民族復興和民族解放為學術立足點，在對現代民間文藝學學科史溯源時又能堅守學術的純正和內在邏輯。

中國民間文藝學由鐘敬文先生創立，其開始時間也經鐘先生確定。他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芻議》中明確指出，科學意義上的中國民俗學，應該從晚清算起。這裡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在內。20世紀60年代，鐘先生連續發表了《晚清時期民間文藝學史試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等數篇關於晚清民間文藝學方面的論文，打破了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的史學認定，前移了民間文藝學的起點。前移不只是時間上的考量，而是對民間文藝現代性轉型的准確定位，更為創建民間文藝學學科作了堅實的學術鋪墊，同時表明民間文藝學是現代文化和學術潮流所必然催生的一門新學科。故而鐘先生認為近代民間文藝學學術史研究“是中國民間文藝學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需要較長時間和相當人手去致力的”（《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鐘敬文自選集》自序）。

過去，民間文藝一直被古代文藝學所排斥，並沒有被列入“文藝”的行列。民間文藝身份的確立離不開對其文藝價值的肯定。因此，樹立民間的文藝形象，凝練民間的文藝特質，成為民間文藝成為獨立學科的先決條件，這就需要從田野中採集能與作家文藝相媲美的民間文藝作品。於是，民間文藝學者不約而同地以作家文藝為學術參照，希冀以作品的豐富性賦予民間文藝“文藝”的資格。故而，在小學教學之余，鐘先生全身心地投入民間文藝作品的搜集和編纂，一些作品刊登於北京大學著名的《歌謠周刊》，同時，他還在該刊發表《讀〈粵東筆記〉》《南洋的歌謠》《海豐人表現於歌謠中之婚姻觀》《潮州婚姻的俗詩》《歌謠之一種表現法——雙關語》等文章。在紀念《歌謠周刊》創刊70周年時，鐘先生說：“一時間，我像瘋子一樣，拼命向周圍搜求民歌、諺語和故事，振筆寫作關於歌謠的評論文章，並與該刊編輯部進行聯系。我給自己未來的學藝生涯在朦朧中樹立了方向。”1926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間趣事》在北新書局出版。1927年，北新書局又出版了他編的《客音情歌集》，所收錄的客家山歌是他從3年來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謠中選取出來的，這應該是當時數量最多的客家山歌專集。遠東圖書公司1928年印行他編的《馬來情歌集》，共收76首，附有《論馬來詩歌》等文。這些學術成果是他提升民間文藝學科地位的初步嘗試，在民間文藝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引起了一些著名學者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堅定了鐘先生邁向民間文藝領域的信心。

鐘先生曾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我拋開舊文學，熱心於新文學的學習和寫作。”古典文學造詣頗深的鐘先生曾一度傾心於散文、小品、白話詩的創作，他的《偶然草》（新詩集，1928）、《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海濱的二月》（新詩集，1930）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被郁達夫譽為“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阿英在《現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認為，鐘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藝的小品中的優秀之作”。沿著作家文藝的創作道路前行，鐘先生必然有所作為，並進入著名作家的行列。但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鐘先生，繼續響應“到民間去”的學術呼喚，在作家文藝和民間文藝之間，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后者。至於這一選擇背后的原因可能比較復雜，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就是對民間文藝的執著。在1926年寫就的《中國疍民文學一臠——咸水歌》一文中，他說，“越是文化遲開的民族，他們全體的心聲越比那進化的民族眾多而流行”“凡民族生活簡單的，他們歌唱的生活，總要發達得多”。對我國民間文藝的自信和自豪感以及強烈的民族情結，促使鐘先生畢生耕耘於民間，也成就了其人生的輝煌。

提出“民間文藝學”

1928年，鐘先生與楊成志先生合譯了《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1931年，鐘先生又撰寫了《中國民譚型式》，即《中國民間故事型式》，這是對中國民間故事開拓性的、系統的立型歸類，在我國故事學研究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德國學者艾伯華1937年編纂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美國學者丁乃通1978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都引用了鐘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杭州時期，鐘先生對我國許多著名的故事類型進行了專門論述，諸如老獺稚型、灰姑娘型、老鼠嫁女型、天鵝處女型、蛇郎型、田螺精型、呆女婿型等。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表的《中國的地方傳說》，是中國最早研究地方傳說的文章。這一系列論文奠定了鐘先生在學界的崇高地位。后來，鐘先生如此評價：“在杭州、東京時所寫的一些論文，不管結論是否正確，在寫作態度上是嚴肅的，在論証上是比較認真的。這是隨著自己學術眼界的擴大和專業知識的增進所帶來的一些新成就。”這些論文至今仍閃爍著耀眼的學術光輝。這些有著明確的方法論意識的學術實踐為民間文藝學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必要基礎。

鐘先生的學術志向遠非只是學術研究，而是要為民間的文藝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認定鐘先生為該學科創始人有著明了的証言，1936年1月，《藝風》第四卷第1期刊登鐘先生《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它（按，指民間文藝）的研究的科學化，卻還是很新近的事。把這種文化的事象，作為一個對象，而創設一種獨立的系統的科學——民間文藝學，這在寡聞的我，以前還沒有聽到過。但是，現在我以為這種科學的建設，是不容許再遲緩了。”從這篇宏文開始，民間文藝學便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名稱，並一直沿用至今。該文是鐘先生從事民間文藝調查研究以來對民間文藝學長期學術思索的一個結果，不僅提出了民間文藝學學科概念，而且著力於民間文藝學理論研究領域的框定、本體的辨析、方法論的擇取，令人信服地論証了建立民間文藝學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鐘先生對民間文藝的理解比同時代的學者更透徹。他指出，民間文藝值得我們注意的價值，比之於文藝本身更為重大。1933年，他在給林敬之、錢小伯的 《江蘇歌謠集》作序時寫道：“我們要曉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整個或大部分的民眾的生活史實……得掉頭去請教那些‘民間的文獻’。歌謠，就是其中有力的一種……民眾的歌謠，是他們國民史和家族史的寄托者，也是他們信仰的寄托者。”正是基於對民間文藝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深刻體認，鐘先生抱有建設民間文藝學學科“不容許再遲緩”的堅定信念。《民間文藝學的建設》絕非一時興起之作，而是胸有成竹、深思熟慮的學術結晶﹔不同於他以往所有的論文，此文並不研討個別的、具體的問題，而是他畢生崇高學術理想和夙願的最初的盡情坦言。在晚年，鐘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是“五四之子”，感嘆自己在民間文藝學領域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民間文藝學的建設》。

西方沒有民間文藝學，這是中國特有的學科，其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完全是中華民族本土的，在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獨樹一幟。不僅如此，民間文藝學的建立可視為鐘先生在文藝領域提升民眾地位的學術舉措。民眾應該有自己的文藝，有自己的文藝學，並且成為文藝的主人。在該文中，鐘先生指出：“（民眾）有著自己的詩歌，有著自己的小說，有著自己的格言，這就是過去的文人和文藝研究者所不知道或蔑視了的民間文藝。”創建民間文藝學，“這是民眾在學術史上光榮的抬頭”，旨在將本來屬於民眾的文藝歸還給民眾，給予民眾應有的文藝主體身份，其中洋溢著五四精神和民眾解放的革命情懷。在那個民眾仍處於被壓迫境地的時代，鐘先生能夠在文藝領域提升民眾應有的社會地位，盡顯先驅者的革命激情。可以說，鐘先生“人民的學者”形象的自我塑造，正開啟於這篇文章。在鐘先生之前，已有諸多學者涉足民間文藝並成果斐然，但都半途而退，唯有鐘先生畢其一生，為民間文藝學事業嘔心瀝血。而“創設一種獨立的系統的科學——民間文藝學”，才標志著他真正踏上了民間文藝學事業的征程。

鐘先生清醒地意識到，學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學科理論建設的學術工作十分繁重。在《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中，他說：“作為文化科學之一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那主要的任務，不消說是在於闡明以下各方面的問題：這種對象的特點是什麼呢？它是怎樣產生的呢？有怎樣發展和變化呢？它的功用是什麼呢……簡單地說，這種科學的內容，就是關於民間文學一般的特點、起源、發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敘述和說明。”其實，這些僅為民間文藝領域的基本學術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遠不足以構建民間文藝學的理論體系。鐘先生也覺得，“當時自己在建立這門科學的意識上，還只是開始構想……我那時的學科意識，到底是相當薄弱的……換句話說，學科意識雖已粗略具有，但是如體系結構一類的問題，終究是沒有好好想過的”（《關於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受戰亂影響，《民間文藝學的建設》面世后的十幾年，民間文藝學科建設一度處於停滯狀態，但鐘先生並沒有中斷這方面的求索。

建構“特殊的文藝學”

新中國一成立，鐘先生便不遺余力地投身於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積極參與組織成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支持創辦《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等專業刊物。他在北京師范大學率先組建民間文學教研室，又先后在北師大、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開設“民間文藝研究”課。1953年，他開始招收民間文學研究生，並指導前來進修的各地教師。他還多次舉辦民間文學教師進修班、民間文學講習班。這些努力和舉措都是在為民間文藝學的建設營造學術氛圍，夯實必要的基礎。但這些畢竟是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的“外圍”工作，其內核應該是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理論體系建構。

1950年，鐘先生出版了《民間文藝新論集》一書，自此，民間文藝學建設步入“新”的征途，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文學系統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同年國慶節前夕，鐘先生發表《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財產》一文，文章的結尾寫道：“這工程是相當巨大的……為著建造新中國的新文化、新文藝，我們必須完成這個工程，而且相信一定是能夠完成這個工程的。”在這裡，他向全國民間文學文藝界發出了全面建成民間文藝學學科的呼吁。1951年國慶節前夕，鐘先生又發表《民間文藝學上的新收獲》，在歷數一年來民間文藝學新成就的基礎上，也提到存在諸多方面的不足，尤其是“沒有及時寫出完善的有體系的《民間文藝學》或《新人民文藝創作論》等著作”。文末的語句同樣鏗鏘有力：“我們這種新文藝（按，指民間文藝學）是必然繁榮的，在不斷的前進中，它將建立起更豐富的成績，也必然會消除掉這些暫時的缺陷。”這與其說是建設成果的總結，不如說是建設信念的張揚。兩篇文章發表的時間節點，意在向國慶獻禮，表明鐘先生是將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與新中國的文化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此，在鐘先生的學術話語中，“人民”取代了“民眾”，“人民的文藝”“人民的口頭創作”“人民的文學”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

“文革”一結束，鐘先生隨即舉辦民間文學講習班，組織各高校民間文學課程教學骨干編寫《民間文學概論》教材。40多年過去了，這本教材至今仍未失去其權威性。同時，他又重新思考民間文藝學的學科建設問題，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的論文，諸如《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1980）、《關於民間文藝學的科學體系及研究方法》（1981）、《加強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工作》（1982）、《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1983）、《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形成和發展》（1984）等。其中，《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和《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以“如何建設”為論述焦點，相對而言，對民間文藝學科建設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到了這一階段，鐘先生對民間文藝本體論的理解更加到位，明確指出民間文藝“是伴隨著廣大人民的現實生活的，它是他們現實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緊緊貼著現實生活的文化產物”（《加強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工作——〈民間文藝學文叢〉卷頭語》）。這已觸及民間文藝所秉承的鮮明的生活屬性——既是審美的，更是生活的，是廣大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樣式。鐘先生自己也說，“認識到這一點，對於建設科學的民間文藝學來說是很必要的。否則，我們所建立的恐怕只是‘一般文藝學’”，而非“特殊的文藝學”。（《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那麼，民間文藝學的建設如何突出其特殊性呢？這是上述兩篇文章重點闡述的問題。

《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是民間文藝學建設在“文革”期間停頓后，向學界發出再起步的迫切呼聲。在這篇文章中，鐘先生給予民間文藝學與以往不同的定性和定位：“民間文藝學，是研究人民口頭創作的專門科學。它的主要任務，是對歷史的和現在的口頭創作進行科學的分析、綜合，以便最后得出關於它的種種規律。”“人民口頭創作”之稱謂直接引用於蘇聯口頭文學理論，在1953年11月為《蘇聯口頭文學概論》一書所作的序言中，鐘先生明確表示，“採取‘人民口頭創作’或‘人民創作’的新術語是有好處的”。這與鐘先生特別強調的民間文藝“直接的人民性”相契合。

在這篇文章中，鐘先生依據民間文藝的特殊性質，繪制出民間文藝學學科的內部架構和知識譜系，其主體由屬於民間文藝的各個門類的不同體系組成，包括神話學、史詩學、傳說學、故事學、歌謠學等，這些是民間文藝研究的組成部分，同時又分別是相對獨立完整的門類。這些都是民間文藝學的“專業”，作為民間文藝學的建設者，“必須盡可能地獲得這些方面的知識”。另外，鐘先生明確了民間文藝學的跨學科性質（外部架構）。“那些人文學科，就是原始文化史（或原始社會史）、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和民族志、民俗學和民俗志、語言學（包括方言學、民間語源學）、民族心理學及歷史學等。民間文藝學的工作者不能不盡可能地兼習這些學科。”倘若忽視民間文藝的生活形態，把民間文藝當作“普通文藝”看待，而非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樣式，“在採集、整理上，在研究、探討上，就往往不免做出不合適的處理”。學科體系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架構，正是民間文藝學特殊性的關鍵所在。“雙重架構”論既為民間文藝研究，也為民間文藝學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繪制“系統的民間文藝學”藍圖

《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是這一時期學科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也為鐘先生民間文藝學的創建與構想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此后鐘先生致力於民俗學和民俗文化學的規劃設計）。

這篇文章閃耀著諸多學術亮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將“文學這個對象”概括為三大干流：一是專業作家的文學（書本文學），二是俗文學（都市文學），三是民間口頭文學（勞動人民的文學），三者彼此雖有交錯，但大體上各有疆界。這與鐘先生“文化三大干流”說相呼應：封建階級所享有的文化，即上層社會文化﹔商業市民所享有的文化，即中層社會文化﹔廣大農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即底層社會文化。較之《民間文藝學的建設》，這篇文章的學術視野更為開闊。鐘先生將民間文藝置於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加以考察，確立了民間文藝處於社會底層的恰當位置。於是，民間文藝學的方法論脫穎而出：一是實証主義。鐘先生古典文學的治學方式和文獻學功底，主要表現為“考據”方法的運用。前文提及鐘先生在杭州時期發表的一系列論文，正是“考據”方法實踐的結晶。在《顧頡剛和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他贊譽顧頡剛“具有淵博的國學知識和嚴謹的考証精神與方法”，也是他本人學術范式的寫照。二是田野作業法。早在海豐當小學教員時，他就到新港浮水鄉搜集汕尾漁歌，所記錄的52首以《疍歌》為名結集出版。在漫長的學術道路上，鐘先生一直注重深入鄉野獲取第一手資料。方法論的這兩個維度相互關聯，互為支撐，依據文獻資料和田野記錄的研究都應該進入實証主義的學術范疇。在方法論上，文獻與田野相結合可謂是民間文藝學區別於一般文藝學的重心所在。

在這篇文章中，鐘先生首先給予民間文藝學劃時代的定義：“應該是這樣的一種人文科學——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從實際出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緊接著，他闡述了破折號后面的四個定語。對於馬列主義，鐘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就自覺地加以運用，並一貫主張不能只是標榜，而應該奉之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指南。大家一致認為，鐘先生的學術明顯傾向“歷史關懷”和“實証研究”兩個關聯密切的維度，前者表現為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考量，后者則體現為辯証全面的嚴謹態度。而這，便內含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精髓。按鐘先生的解釋，從實際出發就是一種求証精神。他特別強調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應秉持實証主義，這是由民間文藝的特質所決定的，也是馬列主義思想的學術踐行。民間文藝學是土生土長的學科，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但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又不是現成的、已然存在的。鐘先生在晚年出版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一書，旨在構建包括民間文藝學在內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民族，一門學問有上千年的歷史，到今天，還不能自己走路，這是說不過去的。”其實，民間文藝學之特殊，不只是與一般的文藝學存在本質差異，更在於它是屬於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學問。這就是鐘先生馬列主義民間文藝學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系統的民間文藝學”部分，鐘先生開宗明義：“民間文藝學，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雖然已經有六十年以上的歷史（從五四前后的歌謠學活動算起），已經產生了許多專著和論文，但是，對這門科學的整個結構（它的體系）做概括論述的，還沒人嘗試過。”正因為如此，鐘先生作了重點闡釋。民間文藝學體系涵蓋原理研究、民間文藝史、民間文藝科學史、民間文藝學方法論、民間文藝學資料學、民間文藝各方面系統的專門研究及個案研究亦即評論工作、研究隊伍的人才培養、研究機構和學術陣地等，可歸納為理論民間文藝學、歷史民間文藝學和應用民間文藝學。這是一套相當完備的學科體系和建設方案。

鐘先生不僅展開系統建設的構想，更傾心於構想的付諸實施。畢竟，學科建設關鍵在於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鐘先生率先垂范，投身於學術平台的搭建和上述各領域的學術經營，不僅構筑起民間文藝學學科的理論大廈，而且不遺余力地添磚加瓦。

在鐘先生學科建設理論的指引和學術實踐的感召下，現在，他所構建的學科體系已相當牢固。民間文藝學系統中所有門類都有標志性的成果產出，所取得的建設成效足以告慰鐘先生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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