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小鈁：美國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困境

作者：黃小鈁，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副教授

近年來，一些美國政客和媒體常常自夸其民主制度的“精巧設計”，標榜美國民主制度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自詡為“民主樣板”“民主燈塔”。但事實上，美國民主制度不僅存在先天結構性缺陷，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被金錢、媒體、利益集團等所影響和操縱，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代表性缺失問題，直接引發了“代表制民主的終結論”“我們認識的民主走向終結”等論調，甚至連美國《紐約時報》《外交政策》等報刊都聲稱美國民主制度無力充當民主合格的“代言人”。

選民選舉的代表性不足。選民參與選舉投票的過程，就是選民行使民主權利、反映自己意見建議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過程。選舉投票率高，一般意味著選舉的代表性也高。從現實來看，美國的選舉已經逐漸從一種授權和問責的手段淪為空洞的授權儀式，選舉民主更是蛻變成“選主”民主。無論是美國聯邦層面的全國性選舉，還是各州的地方性選舉，投票率都持續走低，造成選舉的代表性嚴重不足。

一方面，選民參與美國總統選舉的積極性不高，造成當選者的得票率較低。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為67%，這居然成為自1908年以來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選舉。另一方面，美國地方性選舉的投票率“低得可憐”，甚至可以用“慘淡”來形容。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跟蹤地方選舉的項目“誰為市長投票”2016年統計結果顯示，美國最大的30個城市中，有10個城市選舉投票率不足15%，其中邁阿密不足12%、拉斯維加斯9%、達拉斯6%。美國紐約市選舉委員會的數據表明，2021年的紐約市選舉投票率隻有21%。美國聯邦以及州層面選舉的代表性缺失，造成大多數選民的意願被“合情合理”地忽略了。

國會議員的代表性不足。國會議員的代表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形式維度上，國會議員的人員構成與整個社會結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縮影”。二是在實質維度上，國會議員應代表和維護選區選民的利益，履行民意代言人的職責。從現實來看，無論是美國國會議員的組成，還是選區選民利益的代表，都存在比較突出的代表性不足問題。

一方面，美國國會中少數族裔和女性群體在議會的代表性總體偏低。美國參議院151年以來隻出現過11位黑人議員，眾議院的黑人議員的比例也一直偏低。另一方面，美國國會已經成為民主、共和兩黨議員爭權奪利的主要場所，國會議員則逐漸淪為替自己以及所屬政黨服務的工具，而不再是服務於整個國家或選區選民利益的代言人。調查顯示，65%的美國民眾認為大多數政治候選人競選公職是為了“服務個人利益”，隻有21%的民眾表示大多數人競選公職是為了服務社會。美國國會議員代表性不足的問題，造成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的呼聲無法被傾聽、利益訴求無法被代表，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效能感和對政治體系的認同。

政黨的代表性不足。代表是西方政黨的首要功能，主要表現為代表和維護特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它們要贏得總統選舉或者國會多數議席，都要代表和維護本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然而，隨著新興技術和社會組織的發展，政黨的代表功能不斷受到沖擊和削弱，逐漸變成黨魁把持操控的政治工具，引發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嚴重的代表性危機，使得美國民眾認同民主、共和兩黨的數量不斷減少，而對“獨立人士”的認同則越來越多。

一方面，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回應其所屬階級或階層利益的意願和能力不斷下降，造成越來越多的選民不再依據政黨標簽進行投票，更多的是考慮對候選人的看法或對具體問題的態度。例如，美國民主黨在名義上應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卻不斷背棄工人階級的訴求。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裡僅得到28%的白人工人階級的選票，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反而獲得了大部分白人工人階級的選票，這成為決定雙方勝敗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美國兩黨從事與政黨密切相關活動的各類積極分子的數量也在不斷下降。美國政黨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黨員，一般是根據參與政黨活動的程度來認定是否為政黨的積極分子，比如是否為候選人捐款、是否參與政黨集會、是否參加政黨競選活動等。20世紀60年代以來，從事與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密切相關活動的各類積極分子人數都減少了。

公共政策的代表性不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在於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然而，由於受到政治極化的影響，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它們制定的一些公共政策越來越缺乏公共性和代表性，民意基礎較為薄弱，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和黨派色彩。

一方面，公共政策隻顧及少數特權群體的利益，沒有考慮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甚至犧牲他們的利益來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例如，2011年，美國政府在制定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政策時，最后的受益者反而是少數金融機構——它們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而大多數普通民眾卻陷入經濟困境。在槍支政策方面，美國共和黨長期堅持反對任何槍支管制的立法，使槍支泛濫成為美國政治痼疾。究其原因，在於美國步槍協會是不少擁槍派共和黨人的金主，為共和黨提供了重要的競選資金。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隻考慮本黨“鐵杆”選民的利益，完全不顧及社會其他方面的利益訴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圍繞稅收、債務、移民等政策相互攻訐，公共政策的制定淪為黨派博弈的工具，最終犧牲的是民眾的利益。代表性嚴重不足的公共政策，不僅促使政治極化日益加劇，造成族群、黨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而且讓政黨之間的合作、民眾之間的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所謂“三權分立”逐漸演變為“否決政治”，削弱了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民眾對聯邦政府信任度持續低迷已近20年，2022年隻有21%的人表示相信聯邦政府大多數時候會做正確的事情。

媒體報道的代表性不足。在美國，媒體普遍被視為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並立的“第四種權力”和民主的“守門員”，一貫標榜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並包裝成客觀、公正、獨立的化身。但在現實中，美國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淪為少數精英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服務於金錢和黨派政治，造成其在報道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具有嚴重的偏向性而缺乏充分的代表性。

一方面，在關注和確定報道主題時，美國媒體存在嚴重的選擇性“失明”現象，在諸多事務上奉行雙重標准，喪失公正客觀的立場。俄烏沖突以來，美國媒體對烏克蘭難民問題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但對長期存在的中東、北非以及阿富汗等戰亂地區的難民問題卻視而不見。歐洲議會議員克萊爾·戴利公開質問：“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民被迫逃離家園……但這從未被提起過，沒有連篇累牘的新聞報道。”“是因為他們不是白人？是因為（阿富汗）危機是來自美國的武器、美國的入侵？”另一方面，在採訪對象上，美國媒體聚焦於少數精英階層，反映的是少數人的意見，並沒有了解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呼聲，造成報道失實失真。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的代表性不足，成為美國民主陷入困境的一個縮影，並且帶來了嚴重后果，即錯誤地引導公共輿論，最后造成政府的決策失誤。

美國民主制的代表性困境，具有深刻的現實背景和制度性根源。一方面，以非政府組織、政府間組織等為代表的非選舉型政治代表，未經選舉產生卻又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代表作用，履行代表職責，這對傳統的國會議員、政黨的代表身份及功能形成了挑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們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贏者通吃”的不合理選舉制度，讓美國總統隻需贏得某州的多數票即可獲得該州的全部選舉人票，以及美國國會議員贏得選區多數票便可當選，這就讓支持落后的一方變得毫無意義，造成美國選民參與率持續走低，進一步凸顯了代表性困境問題。這都表明，美國民主制度並不像美國政客和媒體所鼓吹的那般，相反，它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並已經步入了發展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