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元時期宋人集部典籍的編纂、刊刻與出版研究”負責人、北京印刷學院出版學院副教授
唐代魏顥編纂《李翰林集》，是李白詩文集的祖本。以李白主動交付手稿緣起，由讀者、仰慕者魏顥予以落實。其浸潤編創雙方心血，包蘊詩人對作品發表、形象傳播的強烈意願，編者對這種意願的積極推動與執行，體現出盛唐文化氛圍的厚重與圖書活動的空前活躍。
結集緣起，相見泯合
唐五代涉及李白詩文底稿與集結的有：李白將手稿交予魏顥，后者終成《李翰林集》二卷﹔交予隨州貞倩和尚，謂“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未提編纂成集﹔交與李陽冰，后成《草堂集》十卷﹔元和十二年（817），范傳正在《草堂集》基礎上，重編文集二十卷。此中，前三回由李白親自交付，魏顥、李陽冰明確接受編纂囑托。
李陽冰是李白族叔，時為當涂令。當年，李白從金陵至當涂投奔陽冰。此期所寫《獻從叔當涂宰陽冰》《當涂李宰君畫贊》，對陽冰充滿感激與敬仰，卻並無托付結集之意。至腐脅疾重，才選擇交與詩草，陽冰《草堂集序》稱：“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此實為“托孤”性質。
那麼，唯魏顥是白在身體康健、思慮周全的情況下選定的編纂者。細繹《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並序》《金陵酬翰林謫仙子》《李翰林集序》及相關文獻：顥系出“館陶魏氏”，為名相魏征曾孫，博通文史﹔作為道教徒，他隱居道教興盛的王屋山，深蒙沾溉﹔作為追隨者，他跋涉千裡，於天寶十三載（754）訪得李白。
兩人“相見泯合”，魏顥的氣質、性格與態度，為白所看重。文章如子嗣，交予何人自是慎之又慎。顥儀表處事皆不俗，白稱其“昂藏出風塵”“知非儓儗人”“必著大名於天下”﹔從他本乎仰慕，千裡尋白的壯舉來看，脾性中有一股執著。雖與子猷訪戴同起於興之所至，卻更在意訪得對方，以表情懷。這種有始有終，爽利勃發，不黏滯於俗務的行事態度，為白所賞。交游過程中，他表現得不卑不亢、有禮有節，這位憑空而降的友人使白在仕途種種遭際后，感到被人推重的喜悅。從白運筆汪洋恣肆、行運造化且色澤明朗的贈詩中便可窺得，他予對方的贊美純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因此做出“無忘老夫與明月奴”的寄托，比托付書稿更為鄭重。可以說，這個重大選擇的做出，首先是“情”大於“理”的。
只是這種推重，被清注家王琦視作“不虞之褒”，白似有不察過譽之嫌。實際上，李白常懷赤誠，於己於人期望甚高。他少時便有“前后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的執著與挑剔，中年后修改《大鵬賦》更見對創作的謹嚴、對個人形象的積極維護。后人常以太白詩風浪漫俊逸，又有斗酒百篇的驚人創作力，忽略他對待作品的嚴正苛刻與悉心保藏。這樣的作者恰是對編者期望最高的類型，需要對方充分理解他，理解作品精髓。
承白之托，終成其事
於此，可比對魏序、陽冰序，從編輯整理角度來探索李白集編纂方案與落實。
魏顥提及“經亂離，章句蕩盡”，陽冰序則言“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太白詩文稿喪失大半，散佚嚴重。唐肅宗上元二年（761），魏顥正式著手文集編訂。他於絳州偶獲太白詩稿，未交代是否完整。緣乎與顥分別后，白於乾元二年（759）“罄其草”授貞倩，則顥所獲當不是上元前全部作品。魏顥編纂前“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效果有二：對作品精熟，使集中收錄盡可能准確﹔極便高效完成基本的分類、摹寫等工作。
魏顥承白之托，忠人之事，努力彌補損失，執行編纂方案。所謂“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他並不知白已過世，對此前丟失手稿也深為抱憾。首先，卷首為白贈顥作、顥酬白詩，出於“不忘故人”，與今人“向某某致敬”同屬一類。其次，為《大鵬賦》。隻言一篇作品，卻從類型上為“再刊”做出准備。將來若收新賦，當編選入此卷。再次，古樂府諸篇。其他類型，順延其后。整體採取“積薪而錄”的方式。具體至詩句異文，顥採取“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的辦法，直觀確認了白詩文本多歧狀態形成甚早。
除卻編纂方案，魏顥對編訂工作有著長期規劃。將由其子“平津子”負責具體工作。平津子，無考，從文士字號慣常定名法來看，當為道號，如“廣成子”“純陽子”類。“其他事跡，存於后序”，是顥原定於《李翰林集序》外，再寫《后序》。將事跡未盡者，俟有訪聞，作后序以紀，側重對“人物形象”的呈現與傳播。可推知，關於白的生平、交游、掌故等資料，最初預期安排於卷末。
文化天下，華章成集
結合以上，詩人、編者對詩文集編纂、形象傳播非常重視，其深層原因便是當時的文化氣氛。“圖書”“典籍”觀念日趨成熟，似春苗入土，風露拂林，自有參天之本，定會福蔭眾人。將散存的作品結集成冊，已進駐士人生活，成為他們保藏作品、塑造形象、傳播聲名的重要方式。
此前，“典籍”自是存在，無論文字如何承載，內容、思想是其存在的絕對意義，幾乎成為衡量其價值的唯一標准。至隋唐階段，緣乎政府重視圖書搜集、整理，“典集”的物質承載意義變得格外突出，編纂圖書應具備的主體要素，漸趨齊備。唐太宗貞觀年間，《隋書》完成，分類仿阮孝緒《七錄》體制，一仍經史子集四部。712年，玄宗即位，唐王朝進入全盛，文化大興，國家藏書量臻極。整理校訂、劃分層次的工作也由弘文館、崇文館主持，開始建立分類入庫的制度。私人圖書活動也隨之蓬勃發展，供需增大，分類有法，成為積學廣才的象征。
這一階段，詩人們暢行天下，真正實現“讀萬卷書，行萬裡路”。詩歌內容取材多樣，陶鈞天地，興象玲瓏，從“藝術生產”一維為整個圖書事業奠定了宏富的文化資源基礎。詩人們有著強烈的發表傳播欲望，方法多元，有結集、刻石、行卷、題壁、題畫、即興、寄贈、送別等。除卻親眷門人弟子，似魏顥般有熱情、有功底的讀者也會積極參與編集。駱賓王、上官婉兒、王維、盧綸等的詩集，則由人主下詔編進。唐人選唐詩、君主敕編別集儼然成為唐集編纂中的突出特色。這就使詩文集編纂，在傳統關注內容質量、文藝水平等問題外，融入更復雜多元的因素。詩歌文體特性宜乎一展襟懷，其社交工具功能在此期愈發凸顯。因此，在選篇結集方面，作者、編者皆需考慮全面。
回歸祖本，探源時代，這是我們討論李白詩文及其版本系統時，應當予以重視的。李白沒有選擇“自編”，而是授意看中之人魏顥進行“他編”，便是客觀考慮到編訂中諸多復雜因素，如作品理解、文體編排、序跋撰寫、掌故敘事技巧等，希望能夠真正實現詩文有效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