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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才武，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視野下長江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上古時期的長江依靠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在1萬年前就孕育了東亞稻作文明，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提供了穩定的物質條件﹔中古時期的長江與黃河一起哺育了中國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粟（麥）作文化兩大亞文化圈，稻作與粟（麥）作亞文化圈之間的差異支撐了東亞文化圈的內部大循環，持續穩定地推進農耕文明形態達到人類社會的極高水准，中華文化所固有的“（長）江（黃）河互濟”特征，避免了其他古老文明的“內卷化”陷阱，並形成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生生不息的內生動力。
世界稻作文明的發源地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都發源於大河流域，后世稱之為大河文明。這些大河流域大都地處北緯30°人類文明生發線附近，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河流的沖刷，地勢平坦，適合作物生長，獨特的自然環境為人類農耕文明創造了良好條件。兩河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是麥作文明發源地，而中國長江流域則是世界稻作文明的發源地，並對世界其他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
長江流域稻作文化在人類第一次農業革命史上具有獨一地位，被譽為“世界稻作之源”。在經歷了“印度起源”“東南亞起源”“阿薩姆—雲南起源”等不同的主張之后，隨著近年來考古証據的增加，初步奠定了長江流域作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的地位。目前，全國考古發現早於8000年的水稻農業遺址共有16處，其中14處遺址位於長江流域。尤其是澧縣城頭山將長江流域稻作文明的歷史推到10000年前，不僅出土了水稻，還發現了古老的稻田，考古學家評價城頭山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1972-1974年，在長江下游河姆渡（距今7100年）遺址的發現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經進入了比較發達的農耕文明階段。
水稻馴化及稻作農業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和社會基礎，也是長江流域先民為人類作出的開創性貢獻。水稻栽培技術在此后的數千年內，從長江中下游地區向外擴散。距今4000年前后，粳稻傳入印度，與當地野生稻雜交后，形成了籼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前半葉傳入朝鮮半島，公元前4-3世紀傳入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彌生文化。
在當今世界，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積最廣（約15500萬公頃）、產量最高、養育人口最多（全球約50%人主糧）的糧食之一。但追溯其源頭，1萬年前中華先民從野生稻育養出來的水稻，推動了人類社會的“農業革命”，讓原始先民們獲得了穩定和豐富的生活資料，從整體上改變了原始先民採集和漁獵經濟形態，從而實現了文明的一大飛躍。
稻作文明形塑了中華文化的空間形態
萬年以來中國稻作文明的演進，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東亞文化圈的歷史進程，而且改變了中華民族棲息地的文化空間結構。
第一，水稻的經濟性特征，支撐了中華民族大規模人口繁衍，維持了中華文化的持續性。馴化后的水稻易於採收、顆粒飽滿，十分符合人類社會的經濟性原則，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主糧，維持中華民族萬年以來的人口繁衍。
據葛劍雄、袁祖亮等學者考証，從夏王朝到春秋末1500年間，中華民族的人口大體維持在1000-1300萬人之間，戰國末期大概達到3000萬人﹔到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已達5900多萬。但自西漢以后到明朝前期，中國人口始終在5000萬上下浮動，一旦上升到五六千萬的時候便進入停滯期。其中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糧食供養能力是一大關鍵因素。能夠躍上5000萬台階，長江流域的開發和水稻技術的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江南水稻的單產要高於小麥，南方稻作還發展出一年兩熟。正因為有了長江流域的水稻的供養能力，才彌補黃河流域小米和小麥人口承載力的不足。但要把長江流域的糧食運到黃河流域，就需要開鑿一條連通南北的大運河。因此，隋唐開通的大運河，貫通了長江和黃河兩大水系，成為溝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元朝定都北京，開啟了京杭大運河的時代。綿延千年的運河，不僅改變了古代中國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讓大半個中國沐浴在大運河的滋養中，也深刻影響了中古時期中國的文化結構。
第二，稻作農業所培育的社會組織性，造就了中國典型的農耕文明形態。馬克思認為，“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於宗教觀念”，都是“從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方式決定了文化形態。稻作農業不僅是經濟行為，也是一種文化行為，稻作生產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
稻作生產方式形成了多樣的文化形態。水稻的種植受地形、降水、光熱等自然環境約束，需要豐富的水資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還需要集體作業來修筑不漏水的田埂、便利的注水和排水系統等（如良渚遺址的超級人工水利工程），這迫使長江流域早期社會人口既相對分散，又小規模聚集。這樣的居住和生產模式導致了長江流域古代文化猶如滿天星斗，分散但各放異彩，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時造就了長江流域獨特的自然—文化景觀。
發達的稻作經濟支撐了穩定的社會系統。由於水稻特殊的耕種體系，讓農人可以以年為周期在同一塊水田中重復耕作，不像旱地作業一樣需要輪荒，因此水稻作業的社會相比旱地來說也更加穩定﹔且精耕細作的水稻相較早期“靠天吃飯”的旱地作物更加高產，這也催生了水稻種植地區的農業技術、手工業技術有持續性的積累改進和發展，養成了水稻種植區人們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藝術水准，例如長江流域的玉雕文化、漆器、絲織等等。由於水稻種植對水的需求，水稻種植區的人們更早也更方便食用水中魚蝦、貝類，魚米之鄉的生活環境造就了人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膳食結構，而較為均衡的營養也支撐了中華民族的智力發展。
稻作文化構建了田園牧歌式的精神世界。稻作生產活動借助於藝術的、文學的和宗教的通道轉變為中華民族的審美范式，建構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世界。稻米在中國文化體系中具有特殊的符號意義，例如，漢字中有133個字以米為偏旁﹔唐代詩人孟浩然的《過故人庄》一詩，代表了農耕人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園——美麗的山村風光、自然節奏、平和友善的田園生活：“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長江稻作文化與黃河粟（麥）作文化的差異與互補，建構了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
第一，長江文化相對於黃河文化存在發展時序和文化審美、文化形態的差異性特征。從發展時序來看，古時長江流域土壤黏結，以木石器及初級金屬器開墾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時期農耕經濟總體上要落后於黃河流域。晚周至秦漢，黃河流域的開發蓬勃而起，奠定了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黃河流域的西安、洛陽、開封一線，是歷代王朝都城的首選之地，也是歷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體現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以及代表中華文化元典的“四書”“五經”，最早的成熟文字的使用，大都產生於黃河流域。
漢唐時期，北方因為戰亂三次大規模向長江流域移民遷徙，加快了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長江流域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經濟也逐漸超越北方。隨著金屬(尤其是鐵器)農具與牛耕普及，唐代后期，江東人民改進笨重的直轅犁為曲轅犁(江東犁)，大大提高了水稻耕作效率，長江流域得以大規模開辟和熟化，其優越的水熱條件漸次得以發揮，演進為物產豐富、人文興盛的地區。從隋唐到宋元明清，長江下游及長江中游相繼成為糧米、布帛和國家稅賦的主要供應地。唐代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說，南宋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謠，明清更流行“湖廣熟，天下足”之諺，這表明長江流域的發展從下游向中游挺進的軌跡。
從文化審美和文化形態的差異來看，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多一瀉千裡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中國的風俗南北差別明顯，中國文化在其風格和流派上截然而分為南北兩大流派。
張正明先生曾對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的不同特點進行總結：就物質文化來說，南稻北粟、南絲北皮、南釜北鬲、南舟北車﹔就代表性的始祖來說，南炎北黃﹔就象征性的靈物來說，南鳳北龍﹔就學術的主流來說，南道北儒﹔就藝術的表率來說，南《騷》北《詩》﹔就藝術的風格來說，南奇北正。
第二，“江河互濟”與“對角線運動”相嵌套，建構了中華文化五千年流變的動態性特征。“江河互濟”是中國區別於其他古文明的明顯標識，構成了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記憶。如日本學者伊藤道治稱中國早期文明為東方式的“兩河文明”。英國學者赫·喬·韋爾斯認為，“中國的文明有南北兩個淵源，公元前2000年見於史冊的中國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間長期沖突、混合、交流的結果”。梁啟超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受黃河和長江的影響最為顯著：“過去歷史之大部分，實不外黃河揚子江兩民族競爭之舞台也”。
南北（長江、黃河）文化差異性和競爭性的存在，使中華文化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鑒而擁有了軸心文明發展的內生動力。中華文化歷來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黃河文化為標識，南方以長江文化為表率。馮天瑜、張正明等學者稱中華文化是“江河互濟、二元耦合”的文明系統，且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的早期發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並耀千秋。”
正是以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的內在差異性為基礎形成的文化循環流動，在世界地理大發現之前支撐了東亞同一文化系統的內部大循環，建構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張力，從而避免了世界上其他文明因趨同化而陷入板結停滯的“內卷化陷阱”。
除了“江河互濟”的特征外，中華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璦琿—騰沖線和西域—東南線的對角線交叉的人口經濟運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構成了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進的流動性特征。璦琿—騰沖線體現了中國長時段的人口流動和經濟重心變化特征。西域—東南線主要體現了半封閉環境下大陸型民族的文明互鑒歷史進程。這兩條線交匯作用於長江稻作文化區和黃河麥作文化區。相對於長江流域，黃河文化的早熟使其在先秦時期形成了較高的文化勢能。以“泰伯奔吳”為標志，黃河文化的因素從陝西即黃河流域的上游，流播到長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開啟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交流和流動的“對角線”。這條文化流動對角線的開辟，從“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陸而海”這三個維度上啟動了中華文明共同體內部的“江”“河”互動，啟動了江南與中原的互動，從而“牽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命線”。中華民族不論是在古代承受北方游牧民族沖擊時，還是在近代承受西方文明的沖擊時，這條文明對角線所支撐的巨大的回旋余地使中華民族的歷史文脈傳承不曾中斷。
綜觀世界歷史，在四大古文明中，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避免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文明發展中輟的命運，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華民族很幸運地擁有一條同樣自西向東並與黃河平行的長江，構成了超過300萬平方公裡的戰略回旋空間（同期的其他古文明不過數十萬平方公裡），這種“江河互濟”的地理格局構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戰略縱深。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強大壓力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形成了緊密的空間縱深互動。當黃河流域成為對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前線時，長江流域成為提供后勤保障的戰略大后方﹔一旦黃河流域經濟社會陷入衰弱，長江流域就會接過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火炬，繼續與黃河流域一起，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繁榮興盛。可見，長江流域所孕育的稻作文化不僅避免了中華文化共同體因囿於半封閉的東亞大陸而陷入“內卷化陷阱”，而且建構了維系中華文化共同體傳承不輟的強大內生力量，不僅使得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形成南北互動互補，也使得中華民族在承受各種強烈的挑戰和震撼中，能夠不斷開創新局面，並為中華民族之復興贏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