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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賦文本的‘知識考古’及賦學理論問題研究”負責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賦體文學在中國古典文苑中頗為特異且十分重要。說其特異，最集中地體現在賦體極難被界定。清代王之績《鐵立文起》雲“賦之為物，非詩非文”，當代有觀點既稱賦“非詩非文”，又謂之“亦詩亦文”“半詩半文”。類此之描述，多半還是基於詩文而非賦體自身之特質。此亦不得已，唯其建立詩文的參考坐標，方可大致把握賦之形貌。論其重要，賦體很早成為文士表達自我的文學機制。在特定語境中，賦體還承擔制度建構的使命，書寫禮樂精神。賦更具多元的文化功能，如代志乘、近類書、為經典羽翼、乃漆園義疏、成一子之學等。
賦體起源說：問題及其意義
作為一種文類，賦的個性十足。這在漢賦那裡就已十分明顯。古今學者習慣於以賦體起源的思維提出解釋。稍作檢點，已有賦源於《詩》、古詩、楚辭、楚地長詩、諸子、縱橫家言、民間韻語、民間說話、俳辭、隱語等。一源不足，則多源並舉，大體上，均從漢賦文本及漢人辭賦觀念之中歸納賦體風格、技法或功能的特征，再以此為起點回溯，試圖在先秦思想、藝文那裡找尋一個或多個與之相像的內容，建立源流脈絡。其中有很多極富啟發性的見解，但也有問題需要考辨。例如，“賦源於《詩》”是經典命題之一，然這一命題乃《詩》學思維下關於賦體本源的建構，其於賦學的意義，不在“瞻前”，而在“顧后”，即作為宗經觀念導引漢魏之后的賦體書寫與賦評立場，此亦古代“文源於經”觀念在賦域之表達。如果排列諸說，至少會出現：眾說交爭，相互齟齬﹔部分觀點或相交疊，或可合並﹔有觀點自身顛倒因果，或多個觀點並置而彼此循環論証。此外，則有以先秦“賦體”釋賦源的不倫之論﹔也有運用訓詁的方法力求考釋“賦”字古義，由此觀照賦“體”之體性，容有刻舟求劍之失。
賦體起源討論的思維模式，一是直系血緣模式，一是相似性比附。無論哪一種，隱含其中的信念是，漢賦脫胎於先在的母體，通過觀瀾索源，完全可以確定賦體與母體之自然親緣。問題在於，這是一種線性進化思維，看似建立了親緣關系，但母體與賦體畢竟不是一回事，故並不能就二者之間演進機制如何作出解釋。多源說也多在表面上彌合一源說的不足，同樣罕就眾“源”如何流衍為賦“體”考論清楚，也未必都意識到各種“賦源”之於賦體生成的作用機理有所同異。照此推演，不難想見，隻要發現新的相像物，又會產生新的“賦源”。
雖然歧見紛紜，難成定論，但這並不意味著關於賦體起源的探討沒有意義。賦源諸說之考索，其實質仍在抉發漢賦的形態、功能特征，其參照多元的藝文形式闡釋賦體與它們的親緣性，不斷增益有關賦體的認識。如果擯棄找尋一個或多個確鑿無疑之源頭這樣的執念，換一思路，將所謂“賦源”看作從賦體身上勘掘出來的一個個文學知識，那麼被視為賦源的內容皆為構筑於賦體之上的“景點”。它們以原生態或變相的形式化入漢賦肌體，景點薈萃與景觀呈現的過程表現為動態的文學“書寫”史。賦體構成一種獨到別致的“文學苑”，形兼眾制而體備多方，既可發攄性情，也可據以美刺。
賦：文學性與文化性之融會
考論“賦源”，未必能就賦體之源得出一定論，反而突顯賦源諸說言下其他藝文形式在古典文學生成、演變中的形象及意義。而眾多“賦源”從漢賦文本中被連續“發現”，自然拓展了賦體文學的功能性，潤益了漢賦文本的文學性。賦至漢代方稱完型，很大程度上又受益於漢代文化的繁盛。《西京雜記》“相如賦論”有雲，賦家之心，“苞括宇宙”“錯綜古今”。這種認識昭揭漢人的文化視野，其於漢賦書寫的意義，不惟題材輸送和博物取資，更在於賦之格調、精神的充盈。賦之文化性由是彰著。漢賦一代之盛緣於文學性與文化性之融會，文學性賦予其表，文化性則強健其筋骨、盈實其血氣。此中之要又在摹擬與鋪陳。
漢代有摹擬風氣，賦是摹擬作品的主要代表。漢賦摹擬通常被批評沒有新意，“屋下架屋，章摹句寫”。然在創作的過程中，摹擬極為自然，也必不可少。“摹，規也”，《說文》段注“規者，有法度也。以法度度之亦曰規”。賦之摹擬又不隻體式依仿，更在事義之敷布展演，“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劉熙《釋名》：“敷布其義謂之賦。”寬泛地理解，“義”源出賦家之心而又帶有賦家言說目的和問題意識。“賦家之心”形於“作賦之跡”，摹擬敷衍賦家心中之“典式”，或擬制取度，或比德象義，或摹狀效物。鋪陳與摹擬相互為用，鋪陳之於摹擬的意義在於彰顯、更充分地實現摹擬，摹擬的完成則使鋪陳這一賦體主體性征具有形式的意義。二者皆為文術，是賦家思想與知識觀念的文本化、辭章化，眾多文化內容，舉凡思想、學術、信仰、制度、道德、儀式、風俗、藝術、器技等，因之進入文學，包括諸多所謂“賦源”也得以綜會而顯諸漢賦。
漢賦鋪寫深含有漢一代之思想與知識觀念，並不隻描摹物象，表明賦體具有多元表現力，其實際功能又與具體語境及賦家關懷相關。漢賦文本所承載的豐富文化記憶、所表征的多元文化功能，與成熟賦體之間的關系，構成賦體不斷塑形的更深層次的歷史過程。因此，基於文本某些特征，既可溯其源，這裡的“源”指的是文本某種形式、風格或功能的“源”，而非賦體之“源”﹔也可察其變，如漢大賦的“體國經野”替變為謝靈運《山居賦》之“順從性情”。眾多藝文融入漢賦書寫，具體機緣互有異同，激發出賦體因宜適變之活力。這一內在力量決定了賦體在始終保持賦辭鋪陳這一性征的同時，能夠因時制變，在適應語境變化時保有相對的靈活性與自由度。因長於鋪陳、夸飾，賦體具有的形式的意義或儀式的功能非他者可以簡單替代。故縱覽賦體，功能上，或諷或勸，可美可刺﹔形式上，共時態，出詩入文，歷時態，守常通變。
中國古代的學問通常被認為文史哲不分，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具有和合秉性。賦體之生成、漢賦的文本特征，正在這種“不分”“和合”的語境中形成。錢先生還有一看法，講中國文化，談思想與哲學，有些地方不如講文學更好。文學也是文化的形式。譬如個人的長成，父母賦予生命，然自然的生命個體最終獨立成“人”，必然是思想與文化因素人文化成的結果。賦至漢代蔚成大國，通過與周秦漢思想與知識觀念的歷時呼應、共時互動，漢賦遂成文化的系統。名物鋪排尤其聯邊語詞之連綴打造形成語言景觀，文化元素之流注則使漢賦文本更成為文化景觀。這些啟發我們注意，以整體眼光探究賦體生成及漢賦體性，不僅能夠考見古典文學生成、流衍之現象及原理，從漢賦中發現文學史，也能夠從文學中發現我們的歷史、思想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