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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祥安，系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員，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歷史發展新的坐標點，隻有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才能准確判斷大勢、應對各種挑戰，科學回答“我們怎麼辦”的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隻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並且明確強調，“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中華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政德思想與政治智慧，挖掘、總結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政治智慧和文化精髓，是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眾所周知，從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結束的這一段時間，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最為光輝燦爛的時代，學界一般稱之為“子學時代”，這也是雅斯貝斯所說的中國思想學術的“軸心時代”。思想家們為改變“禮壞樂崩”的社會現狀，胸懷“濟世化民”的人生夙願，立足自己的思想學術視野，針對當時人心、人際、社會、政治等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儒、墨、道、法四家。伴隨歷史演進，除墨家思想外，其他三家都曾用於政治實踐。秦國最先採用“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思想，統一了東方六國，結果二世而亡。緊隨其后的西漢總結秦亡教訓，採用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但不到半個世紀，便出現“七國之亂”。這迫使漢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張，尋找一種新的治國思想，以指導其集權政治統治。最終，漢武帝接受並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開始與中國的政治相結合，發揮出安邦定國的獨特優勢和作用，並在此后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處於主流地位，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主干。與其說歷史選擇了儒學，倒不如說儒學更適應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等方面的發展需要。綜觀儒家“為政以德”的政治命題及其理論體系，大致蘊含3個層面9個方面的政治智慧。
一、立足“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提出修齊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儒家非常重視天人關系，並把“知天命”與“盡人事”聯系起來，目的就是實現“知天命”與“盡人事”的有機統一，達成“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儒家不像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沒有將人囿於天的神秘力量內任意聽從天命的安排與擺布，而是承認天道（天命）的存在，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孔子盡管講“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但更注重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不過，孔子沒有過分夸大人的作用，尤其沒有走向西方近代以來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是主張人要學習效法天道，稱贊聖王堯帝“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其實，儒家期望為政的“君子”能達到“至誠”之修養高度以及“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的和諧境界。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為儒家人道即仁義道德在上天即天道那裡找到了思想根源，奠定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哲學基礎。孔子反思與繼承西周以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天人觀念，摒棄殷商“君權神授”“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的天命觀，把天人關系的重心由“天”轉到“人”，將“德”作為連接天與人的紐帶。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孔子認為，一個人的德性是“天”賦予的，不受任何人限制。后儒對這一思想進行發揮，提出了性命問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這裡所講性命之道，即是天人關系問題。孟子順著從性命談“天人合一”的思維路向進一步闡發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孟子肯定天道與人性的統一性，認為人性源於天性，個體通過修身養性，可以上達之天性。張載解釋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正蒙·乾稱》)並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生志向。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盡管包括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隻因儒家關注的重點是人道，故其“天人合一”思想關注的重心是人心、人性基礎上的道德與政治問題，探討的重點是“天”與“人”共同組成的整個宇宙系統內的社會政治建構問題，而儒家認為政治的核心和關鍵是人的道德素養問題。基於此，儒家構想和設計未來社會政治，提出了“內聖外王”即修齊治平的王道政治主張，倡導為政者效法和借鑒“天道”之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以實現儒家所追求的“止於至善”的純粹境界，最終奔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
1.修齊治平的王道政治
“內聖外王”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想政治，也是儒家修齊治平的最高目標。梁啟超將“內聖外王”解釋為“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還對“內聖”與“外王”予以定義說：“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內聖﹔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外王。”換句話說，“內聖”是指通過個體心性修養的提升，達到“聖人”的道德境界﹔“外王”是指推行王道政治，實現“博施濟眾”的政治功業。儒家把內在的道德修養與外在的政治實踐融為一體，構成了道德—政治相統一的哲學，即內聖外王之學。孔子曾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命題，其中，“修己”是內聖的功夫，“安人”“安百姓”是外王的事功。內聖外王之道作為儒家國家治理的政治理念與目標追求，是歷代儒家討論的中心議題和學術宗旨，是歷代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所熱切追求的政治理想，即王道政治。
2.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
“自強不息，與時偕行”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不竭動力，其核心是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自強不息”和“與時偕行”最早均出自《周易》，《乾卦·象傳》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文言》雲：“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儒家主張為政者應效法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精神，做到與時偕行、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干部要做到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敢於擔當、積極作為。
儒家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不僅關涉個人的進德修業，更關涉變革與創新精神。如《周易·系辭下》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儒家認為，變革、創新不只是大自然的法則，更是政治生活遵循的法則。儒家要為政者因時而動，隨機應變，與時偕行，順應時代潮流。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范仲淹、王安石、張居正、康有為等一大批政治家、改革家，他們救黎民於水火、解百姓於倒懸，這種變革與創新精神已積澱為中華民族始終屹立於世界之林、歷經磨難而奮起的精神文化基因。有人認為，儒家進取精神偏重於個人的修養，顯然有失公允。因為在儒家那裡，個體修養不是最終的目的。儒家主張積極入世，強調個人修養，目的是要將這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與人生品格用於政治實踐，進而實現“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生境界。
3.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儒家最理想的社會是《禮記·禮運》篇中的“天下大同”。相對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就是“小康”社會。大同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天下為公”，“公”主要是指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平、正義，著重強調執政者的公平、公正、不偏私。儒家所構想的大同社會盡管離我們還很遙遠，但“天下大同”的思想理念作為中華民族對美好未來的一種精神追求，已深深扎根於中國社會的深厚土壤、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其實，遠不止如此，即便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天下大同”的理念仍具有永恆的價值意義。面對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理念，這種中國智慧和方案就是儒家“天下大同”政治理念在當代的最好詮釋。
二、秉持“以民為本”的價值取向，提出德法相濟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經濟導向以及文之禮樂的教化理念
儒家對政治提出總體設計的同時，指明了為誰執政這一政治的根本性、合法性問題，形成了“民惟邦本”“政得民心”的價值理念。先秦儒家繼承和發展了西周以來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的“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主張。孔子秉承“古之為政，保民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為政的首要地位，提倡“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主張“民貴君輕”，提倡“仁政愛民”“與民同憂樂”。荀子提出“立君為民說”，並用“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來比喻君與民的關系。這樣儒家就明確了如何執政的核心問題，提出德法相濟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經濟導向以及文之禮樂的教化理念，作為執政者的原則遵循。
1.德法相濟的治理模式
儒家提倡“德政”“仁政”，主張以教化作為管理民眾的主要手段，認為道德教化相對於法律和政令具有價值選擇的優先性，但並未排斥與否定政令刑罰在政治治理中的價值和作用。孔子說：“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語·刑政》）“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儒家認為，隻有在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可“用刑”。一言蔽之，儒家主張德、刑、禮、法並舉，在價值選擇方面則以德、禮為先，強調德主刑輔、先禮后法，從而形成了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即德法相濟的治理模式。
2.富而有道的經濟導向
儒家將民眾視為國家的根本，把民生問題作為政治治理的重點和關鍵，把富民視為政治的第一要務。孔子認為處理好政事需要具有“五種美德”，首要的是“惠而不費”，也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將百姓富裕作為國家富強的前提。他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孟子主張“制民之產”，讓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認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
儒家不排斥和否定為政者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主張用合乎道義的方法取得物質利益，提倡“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后取”。如《大學》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一言以蔽之，儒家倡導富而有道的經濟導向，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謀取不義之財，提倡“因民之利，富民強國”的生財之道。
3.文之禮樂的教化理念
儒家主張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導民眾自覺遵守禮儀規范，實現天下和諧有序的政治目標。孔子主張的教化就是“道之以德”，是一種以“禮樂”為核心內容的道德（仁義）教育，而不是一般的知識教育。儒家認為，禮樂教化是政治治理和社會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節制人情，提升人們的德性修養，培養人們彬彬有禮的君子人格，有著道德教化、規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有效推進社會和諧。漢儒對道德教化有著更清楚認識，如賈誼說：“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書·大政下》）董仲舒也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華》）其實，兩千多年來，中國古代社會治理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正面引導以及化民成俗的作用，所以中華民族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則、完整的禮儀規范和優秀的傳統美德，被世人稱之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
三、圍繞“為政在人”的主導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養、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儒家基於“天人合一”的哲學思考，認識與肯定人在客觀世界中的價值和主觀能動性。相對政治來說，特別重視強調為政者的主導地位與關鍵作用，明確提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的政治命題，尤其將為政者的道德素養看成治國理政的關鍵與重要因素。如孔子告誡為政者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也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這些都是強調為政者的道德素養及其表率作用。正是如此，儒家圍繞為政在人的主導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養、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等三方面的為政素養。
1.修己正人的品德修養
儒家提倡賢人政治，主張選賢舉能，認為為政者的道德素養是國家治理的邏輯起點，是解決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的總根源，為政者的“修身”問題直接關系政治的得失成敗、國家的興衰治亂。如《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孔子十分重視為政者的德行問題，認為政治治理的關鍵在於為政者的自身之“正”，即“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的問題。換句話說，孔子把為政之德的著眼點和重心放在了規范和約束為政者的德行上，希望為政者通過自身的美德和善行影響民眾，提高民眾的道德境界，增強民眾的政治認同感，進而促進社會和諧有序。一定意義上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不是在“治民”，而是在“治官”。儒家強調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做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尊五美，屏四惡”（《論語·堯曰》）等，尤其做到要求民眾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眾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
2.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儒家認為為政者應具有安不忘危的憂患意識，不能驕傲自滿、要謙虛謹慎，不能狂妄自大、要心存敬畏，時刻注意潛在的危機和禍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始終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醒。如孔子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周易·系辭下》）孟子提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
憂患意識是對事物發展吉凶成敗的理性思考和遠見卓識，表現為一種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早在孔孟等早期儒家那裡發展成一種理性的思想自覺，一種對事業成敗、人生得失，尤其是政治興衰成敗的理性洞見和把握，是一種心存敬畏、居安思危的思想理念。儒家憂患意識有著憂道、憂民、憂己的鮮明特質，它直接指向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儒家不只是在談個人的得失，更多是在強調如何修養自身、經世致用，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危機感。
3.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儒家要為政者“先之，勞之”“在其位，謀其政”，始終保持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首先，要克己。克己就是要克制個人的私欲，做到廉潔自律，克服懈怠懶惰。儒家認為，一個合格的為政者既要做到廉潔自律，又要做到勤政為民且不“擾民”，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其次，要奉公。以大公無私的態度奉行公事，做到“居之無倦”（《論語·顏淵》）、“行之以忠”（《論語·顏淵》），帶著真摯的感情為民眾辦事，做到忠於職守。早期儒家忠於職守之“忠”與后世強調忠於君主之“忠”有著本質的區別。忠於職守之“忠”是一種兢兢業業的做事態度、一種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是為政者的盡職、盡責、敬業，是為政者對所從事政務工作的熱愛、珍惜和敬重，是一種全心全意、竭盡全力投入政務工作的忘我態度、敬業精神。
綜上所述，儒家立足“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把天人哲學思考的重心由“天”轉到“人”，從“天道”轉換到“人道”，並基於“人道政為大”的政治認知，進而展開對社會國家治理問題的一系列深度思考，清醒認識到以君為首的為政者之“德”的極端重要性，洞察了道德對政治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命題，對建構什麼樣的政治、社會如何良性發展以及理想社會給予總體建構與設計﹔對為誰執政、如何執政從治理模式、經濟發展、教化民眾三方面提出原則遵循﹔對讓誰執政即有德者執政從品德修養、憂患意識、道德操守三方面提出素養要求。這樣，就從天與人、人道與政治、君主與民眾、手段與目標、職責與素養等關系層面，提出一系列“為政以德”的核心理念及原則要求﹔從天—人—人道—政治—德政—君主（帝王）—為政者—德行—身心的哲學思維路向貫通了天命—人性，把“天道”與“人心”聯系起來，使“知天命”與“盡人事”統一起來，將改變世道人心即倡導仁義道德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著力點和關鍵環節，為其“道德的政治”找到了形而上依據，即把現實個體之心性上達形上之天命、人間之王道上達形上之天道，不僅為儒家“德政”“仁政”思想的道德本體找到了先驗根據，而且也貫通了儒家“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內在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帝國的崩潰、王朝的覆滅、執政黨的下台，無不與其當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踐德有關，無不與其當權者作風不正、腐敗盛行、喪失人心有關。”儒家“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延續和發展以及政治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形成發揮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仍可以為當今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提供很好的鏡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