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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明旭，系蘇州大學特聘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創，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世界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裡程碑事件。為了更好地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闡釋和研究，我們需要從哲學視域對其進行深入解析。
1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
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時代背景決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必然具備如下兩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依然是現代社會的文明類型，其宏觀歷史坐標依然處在現代化發展的世界歷史階段﹔另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新”是在與西方現代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的比較中呈現出來的。同樣，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探索，也表現為對現代社會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創造不同於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類型的不懈追問。
在馬克思一生的理論研究中，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分析和批判始終是一項核心議題。在他看來，“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正因如此，探尋一種資本邏輯瓦解之后的文明類型（共產主義文明）及其實現路徑，構成馬克思人類文明新形態研究的主要任務與顯性課題。但是，這一主要任務和顯性課題的存在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將資本主義文明視作現代社會的唯一文明類型，恰恰相反，對現代社會是否存在不同於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類型的追問，作為一個相對隱性但卻同樣重大的課題也始終伴隨著馬克思一生的理論思考。早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時，年輕的馬克思就已經開始分析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德國“怎麼能夠一個筋斗就不僅越過自己本身的障礙，而且同時越過現代各國面臨的障礙”。后來，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和《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更是圍繞現代社會是否存在新文明類型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在這些探討中，馬克思尚未從正面給出清晰明確的答案，尤其是在回答有關俄國是否“必須先經歷西方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的過程”還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形式”的問題時，馬克思的回答態度是十分謹慎的，回答的內容也是嘗試性的。但是，從馬克思對人們將《資本論》中“僅限於西歐的結論”當作“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的拒斥態度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這表明，在馬克思看來，西歐現代化道路及其開創的資本主義文明並不是現代社會的一般發展道路和一般文明形態，現代社會存在著其他現代文明類型。
沿著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開辟的道路，列寧對人類文明新形態展開了進一步的探索。通過批判第二國際思想家的“經濟決定論”以及領導俄國的革命和建設，列寧對現代社會是否存在新文明類型的問題作出了正面回答：從全球范圍來看，資本主義文明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上的“鐵的必然性”“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依照政治權力駕馭和利用資本邏輯，可以開辟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道路。當然，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既然這種新文明類型在現代社會是存在的，那麼它的具體形態是怎樣的？如何才能創造這一文明？客觀地說，在列寧之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一重大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回答和解決。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蘇聯探索和建設新文明類型的失敗，不僅導致西方相關論者開始高呼“歷史的終結”，而且造成諸多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此問題上陷入了悲觀、躊躇與彷徨的局面。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真正對列寧所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作出正確解答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理論創新引領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深刻回答了現代社會的新文明類型是怎樣的、如何創造這種新文明類型的實踐問題。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系統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不同於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同於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進程及其內在邏輯，詳細描述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本質、基本內涵、主要特征和重大意義，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系統科學理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現代化標准，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決定了現代社會文明類型的多樣性﹔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的文明形態即是現代社會的新文明類型，它“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探索中的重大躍遷，標志著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成熟理論體系的出場。
2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與新文明類型的實踐創造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和列寧提出的問題之所以能在中國得到深刻解答，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以實際行動創造出了現代社會的新文明類型。這種新文明類型的開創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一個既曲折漫長又充滿智慧的實踐探索過程，具體呈現為如下幾次重大歷史過渡或歷史轉折。
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新文明類型探索之路的思想前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國探索救亡圖存和文明發展道路的各種方案雖然在訴諸的階級力量和具體的理論觀點上存在差異，但總體上遵循的都是西方所極力推崇的思想邏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后的巴黎和會向世人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叢林法則的嚴重后果，同時也宣告了以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為模板的各種救國方案的破產。正當中國廣大先進分子和各界仁人志士陷入彷徨迷惘之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與倡導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不同，馬克思主義追求實現的是“庶民的勝利”和“人類的解放”，標志著中國正式開始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發展道路。在探索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使新文明類型的探索之路獲得了科學的思想前提。
其次，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文明類型開啟之路的制度奠基。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具有鮮明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不僅推翻了壓在中華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而且決定性地意味著中國在探索文明發展道路的問題上與這“三座大山”所代表的三種文明類型劃清了界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不僅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而且決定性地意味著中國在探索文明發展道路的問題上已經拒斥了三大改造的對象所代表的文明類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實現了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現代社會的新文明類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再次，從全面借鑒蘇聯式現代化到獨立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文明類型開拓之路的曲折前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全面學習借鑒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力求將蘇聯式現代化道路及其文明模式移植到中國。蘇聯式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不同在於其祛除資本的主導地位及其負面效應的同時，連同資本的“文明面”也一並拒斥了。由於這條道路忽視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也必須要“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忽視了資本關系“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它所塑造的文明必然指向個體主體性的消解和抽象整體性的膨脹。必須看到，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通過學習借鑒蘇聯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蘇聯式現代化道路的弊端也逐漸暴露了出來。為了克服這些弊端，中國在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之后，便開始獨立探索一條既不同於西歐模式又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立探索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過程，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讓這一獨立探索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最后，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新文明類型出場之路的實踐展開。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步推進，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新文明類型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並推動它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最終出場。從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從四個現代化到全面現代化、從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等，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越走越穩。與之相應，一種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和中華民族百年期盼的新文明類型，也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砥礪前行而在新時代隆重出場。
3 深刻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類型是在中國的時空場域下出場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人類文明新形態相關問題的中國解答，從邏輯上講，它首先是一種中國式的新文明類型。然而，從唯物辯証法來看，任何個別中都包含著一般，“一般隻能在個別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別而存在”。因而中國式新文明類型一經出場就必然具有某種世界性的意義。具體而言，在當今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類型之所以具有世界意義，主要是由如下兩個維度的現實因素推動而成的。
一方面是因為當代全球發展的大變局、大調整、大轉換。唯物史觀強調，“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宏觀背景下，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其在本質上指向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度危機及其重大調整，這同時也決定性地意味著以“歷史的終結”為口號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及其文明形態的深度危機和重大調整。從全球發展來看，這一深度危機表現為單一主體性觀念、零和博弈思維以及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單邊主義的全球發展方案因失去生產方式支撐而難以繼續維持﹔這一重大調整則表現為多元主體性或公共性觀念、合作共贏思維以及和平共處的國際秩序、多邊主義的全球發展方案日益成為當今時代的必然選擇。歷史証明，人類前進的腳步從來都不會因某一種文明形態遭遇危機而陷入停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今時代，世界歷史呼喚著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出場，而中國創造的新文明類型因具有與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截然不同的性質而受到當今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關注與重視。這同時也深刻表明，與人類歷史上一些文明形態通過暴力輸出、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等方式向全球強制推廣的方式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塑造的新文明類型之所以能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是人類基於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性而作出的自主選擇。
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人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勇擔時代使命並努力為之奮斗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實現民族復興和人類解放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被動地順應世界歷史的發展，而是在深刻把握世界歷史演進規律和趨勢的基礎上主動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積極推動世界歷史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拓和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構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動力，也構成當代全球發展大變局、大調整、大轉換的內在動力。我們所創造的人類減貧奇跡，使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全面消除絕對貧困，這本身即是對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貢獻﹔中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實現全球最大范圍、最大規模的生態修復，這本身即是對全球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貢獻﹔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本身即加速了全球文明東升西降、趨向平衡的進程，改變了世界文明的版圖，等等。由於這種新文明類型是建立在中國這一最具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基礎之上的，因而它必然向所有渴望和平發展的民族和國家敞開懷抱﹔由於這種新文明類型是建立在對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充分借鑒基礎之上的，因而它的出場范圍就不會僅僅局限於華夏大地。正因如此，在當今時代，中國正以嶄新的姿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高度的自信向全球分享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以崇高的使命感引領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