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群紅：《詩源辯體》文體學與思想史的雙重價值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詩源辯體》箋注與研究”負責人，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當代形態文藝學研究中心教授

許學夷所著《詩源辯體》是明代詩學集大成著作。許學夷直接針對歷代詩論與詩選狀況，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種種傾向而撰著，梳理西周至晚明各體詩之源流正變、消長盛衰，對影響詩歌源流演變各種因素的討論，涉及時世、性情、聲氣、造詣、才力、作用、悟入、格調、境界等多個方面。《詩源辯體》繼承了中國詩學自然天成、興寄深微的美學趣味與儒家詩教注重美刺與諷諫的傳統，充分反映了明代復古派詩學的審美理想與思想境界。

辨體不辨意。《詩源辯體》對歷代詩歌創作的批評往往以“體制為先”，在理論概括與具體評價中呈現文體學構架。在《詩源辯體凡例》中，許學夷提出了“辨體不辨意”“辨意則近理學”的觀點。如有關《國風》的解讀，其言“詩家與聖門，其說稍異。聖門論得失，詩家論體制”，即論理學家重《詩》之義理，而詩家應首重詩歌體制辨析。

“文體”具有文章體裁、語言形式、風格等多重內涵，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劉勰南齊時業已完成的《文心雕龍》已構建文章文體學的基本范式，其“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文體理論與批評體系，指向文本的功能形態、創作的源流演變、作家的主體精神、讀者的鑒賞學習等諸多層面。《詩源辯體》對《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藝苑巵言》《詩藪》《彈雅》等著作中的文體學多有繼承與辨証。而《詩源辯體》的寫作，正是出於許學夷積極改變明中后期詩歌體制不辨狀況的意圖。《詩源辯體自序》批評楊慎偏重學習齊梁體、晚唐體，“於道不及”﹔徐禎卿隻提倡向《詩經》和漢魏體學習，“於道為過”﹔袁宏道“背古師心”與鐘惺“詭誕相尚”，則“與道相離”。此“道”即《自序》主旨闡發的孔子“中庸”之道。《詩源辯體》折中古今，可謂深識詩之體要。

重視詩體“本色”論，細致辨析各種詩體獨特的體制規范要求，是《詩源辯體》文體學建構的基礎。例如，許學夷論五言古詩和平典雅，且“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而如意者”﹔七言歌行則“本乎《離騷》，其體尚奇”，錯綜開闔，縱橫超逸。

《詩源辯體》的核心內容是對歷代重要作家分詩體作橫向或縱向的比較，並由此呈現出各體詩的流變史，其最主要的批評方法是原始表末、推源溯流。許學夷視《詩經》《楚辭》為后世文體之源頭，又論漢至唐五言詩由古至律之七變、七言詩由古入律之八變、五七言絕句之始與變等。細而論之，其中包括諸多問題：漢魏古詩與盛唐律詩體制之別，漢魏晉宋詩語言形式之變﹔唐五言古體之特點，初盛中晚唐詩之比較﹔盛唐五七言古詩為唐人古詩正宗﹔中唐大歷詩風之正變，五七言律與晚唐之比較，王建、白居易詩與宋詩之淵源﹔晚唐許渾詩為正變，馬戴五律在晚唐諸家之上﹔宋人五七言古為大變，宋詩盡出於元和體之辨﹔明詩以歌行、七律為勝﹔等等。而其具體的文體辨析，倘無宏闊的詩史視野作為支撐，則無可能達到如此深細的程度。

合體制、性情、聲氣為體趣。《詩源辯體》辨文體不辨義理，然而，許學夷又指出，詩家和理學家都是要論性情聲氣的。正如《文心雕龍·定勢》篇所論，文章寫作“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講“體制為先”與重詩歌創作本乎性情並非矛盾對立，詩之體制與自然性情、聲韻氣勢相生相應。

義理得失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思想觀念，由聲氣傳達的性情則是質料的感性顯現。許學夷強調南宋理學家朱熹對《詩經》性情聲氣品讀體會的重視。《朱子語類》存錄朱熹對程頤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的批評。而學界常見觀點是，朱熹“以義理說《詩》”，較為關注《詩經》的民本思想、君臣之義、女子貞信與溫柔敦厚風格等方面，具有濃郁的儒家政治教化功能與道德性理色彩。許學夷卻發現朱熹的解《詩》原則不是單一的。他引《諸子語類》中朱熹語雲：“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嘆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后人往往見其言隻如此平澹，隻管添上義理，卻窒塞了他。”名物是直觀的，訴諸人的聽覺、視覺等感性知覺，讀者不能以道德評價取代對其生動活潑趣味的涵詠。朱熹此論與其重視“格物”識理的理論路徑不完全相符。許學夷對朱熹《詩經》接受原則的發明，啟人深思，也側面揭示了朱熹理學“理”“氣”不分的特點。

《詩源辯體》對詩歌體制的辨析，始終與對作者作品的性情聲氣的考察、品位與規范相聯系。如許學夷論風人之詩，“專發乎性情”，又得“性情之正，聲氣之和”，語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故其性情聲氣為“萬古詩人之經”﹔評《古詩十九首》“本乎情，故多讬物興寄，體制玲瓏，為千古五言之宗”，“讬物興寄”，則含蓄不露，意在言外﹔陶淵明詩“性情之真”，后人難以企及﹔而律詩在美學上不及古詩，實因大多詩人過於著力語言之工巧，詩作了無“興趣”或“意興”。他將體制與性情聲氣整合為“體趣”一語，言學者若得《國風》體趣，“斯可與論漢魏唐人矣”。

辨體中蘊含的儒家思想。《詩源辯體》固然是以辨析體制與體味詩人的性情聲氣作為詩歌批評的重點，強調詩中不可直接概述義理，然而許學夷又再次逆向申明，詩歌批評終歸之於義理道德的尋求。《詩源辯體》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許學夷很注重體制與時世政治的關系。其有關風詩與雅頌二分的體制之辨，直指邦國民間與朝廷宗廟的政治分野，充分體現了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性思考。他不完全同意朱熹風詩出於民間或“淫奔者自作”的觀點，認定《國風》乃詩人之作﹔又引晚明詩人、學者馮時可語曰：“文人學士借裡巷男女為言。文人學士，民之表也，覽其詩而民風可具見也。”馮、許二氏皆持文人學士乃百姓代言人，文人學士之詩當表現民風的觀點，所論具有潛在的現代性思想。

當然，許學夷更多是在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他的精神與孔子息息相通。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許學夷釋道：“《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詩人美之，故為正風。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不同，而詩人刺之，故為變風。是《風》雖有正變，而性情則無不正也。”他繼承了儒家詩學將風、雅、頌正變之別與政教制度、政治興衰相關聯的傳統﹔認為無論正風還是變風，無論頌美還是諷刺直刺，皆出乎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其情感性質均符合“性情之正”的要求，皆屬於“思無邪”。

許學夷對變風變雅價值的高度肯定，與朱熹從《詩經》接受角度提出的“思勿邪”說有本質的不同。他稱贊朱熹，注《國風》“分章訓釋，簡淨明白”，且重視對賦比興創作手法的標注與分疏。又批評朱熹說《國風》“未得美刺之旨”。考《詩集傳》其間略有美刺之論，或引他人言論評價《詩經》刺詩，然與《毛序》《詩箋》《毛詩正義》重美刺主旨之辨尚有一定差異。朱熹《詩經》傳注的思想傾向，亦漸為今之朱子學研究者所識，然許學夷已有評論。

總之，《詩源辯體》是文體批評、審美批評、道德批評與歷史批評多方面的結合，具有文體學與思想史的雙重價值。許學夷對“悟入”“作用”“境界”等話語信手拈來，說明佛學對其詩學頗有影響。然而《詩源辯體》具有鮮明的經學與詩學並重的色彩，其最為重要、直接的理論資源是儒家經典《詩經》。《詩源辯體》評價詩作與詩人雖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與局限性，但批評思維總體上是圓融與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