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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羅多德及其著作《歷史》。資料圖片
作者：張新剛，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1913年，德國古典學家菲利克斯·雅各比為保利-維索瓦古典研究百科全書撰寫了長達三百余頁的《希羅多德》一文，全面而系統地討論了希羅多德《歷史》的寫作風格、史料來源、結構內容、文本流傳以及后世影響等。雅各比的這篇長文決定性影響了20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關於希羅多德的研究，不僅為后來的研究設定了基本的問題場域，而且還對諸多關鍵性議題提供了明確的討論起點。回顧百余年來西方學術界關於希羅多德的研究，學者們除了在一些經典的歷史學議題方面有重要推進外，還廣泛利用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以及全球史等研究范式，闡發希羅多德著述文本的豐富內涵，本文現擇要進行介紹。
自雅各比以來，西方學術界始終熱議的一個話題便是希羅多德著述的真實性問題。希羅多德在古代就獲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名聲，西塞羅在《法律篇》中將希羅多德形容為歷史學之父，但又說他的作品中充斥著編造的故事。到19世紀末期，學界依然有一些質疑希羅多德著述真實性的聲音。但雅各比的文章強調了希羅多德自己的探究工作，以及希羅多德對口述傳統材料的鑒別和遴選能力，確立了希羅多德撰述內容基本真實可靠的觀點。后來的學者大多接受了雅各比的觀點，如20世紀著名的古代社會研究者、意大利古代史家莫米利亞諾就曾說過：“希羅多德之前並無希羅多德。”因為希羅多德是第一位運用口述傳統撰寫歷史的人，並且通過探究來考察事件的因果以及當事方的動機。然而，對於希羅多德著述真實性的質疑並沒有終結。德國學者菲林1971年出版了極具爭議的《希羅多德和他的史料來源》一書，重啟了對希羅多德著述真實性的懷疑。在菲林看來，希羅多德的撰述並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他也不是“科學的”歷史學家，只是給出看似真實的敘述。菲林的觀點引發了眾多批判與回應，英國古典學家福勒在其影響深遠的《希羅多德及其同時代者》一文中就提出與菲林相對立的觀點，力圖証明希羅多德在撰述時有意識地進行史料批判工作，並自覺地作為歷史學家在寫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希羅多德寫作真實性的討論也有新的研究方向，特別體現在對希羅多德敘事學的研究方面，主要關注希羅多德如何通過文本結構和撰述結構來展示自己的“探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美國歷史學家德瓦爾德的系列研究，以及任教於美國北卡羅萊納教會山分校的貝拉格瓦納思的專著《希羅多德的動機與敘事》。后者特別指出，希羅多德往往並不會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提供一種權威解讀，而是在撰述過程中提供多種原因和解釋，所以希羅多德是希望讀者能夠意識到理解過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讀者應該利用這些多重的材料，自己去探索結論。
關於希羅多德研究的另一個熱點議題是族群與認同，以及與此相關的希羅多德如何評價雅典的問題。在《歷史》中，希羅多德不僅記載了希波戰爭的原因與重要戰役，而且在前四卷中記述了大量族群生活的地理環境、習俗法律等。傳統解釋往往聚焦於西方希臘與東方異族的習俗對立，東方異族被塑造為希臘人的“他者”，二者之間是自由與奴役、政治與專制的對立，而希羅多德也被視為是雅典的代言人。但是晚近學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擺脫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不再認為希羅多德對雅典持有毫無保留的贊美立場。學者們更傾向於認為，希羅多德對於呂底亞、埃及、斯基泰人以及東方其他族群的書寫並不是要顯示他們與希臘的不同或者和希波戰爭的關系，而是有著對這些地區和族群本身關切的內在價值。希羅多德對雅典以及更廣大的希臘世界在希波戰爭中的表現是持贊頌立場的，但是對於雅典在戰爭后所表現出的帝國主義行動實際上是持批判態度的。
學界在上述兩大議題研究的推進，實際上也離不開20世紀以來的史學思潮以及其他學科發展的影響。如從對希羅多德筆下東方異族描述的新理解，可以看到愛德華·薩義德思想的影子。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使得學者們重新審視希羅多德撰寫不同族群的初衷，不再帶著希臘的眼睛將他們視作“蠻族”，而是如其所是地來看待非希臘人。另外，對希羅多德寫作的理解很明顯受到后現代史學思潮的影響，像福柯、海登·懷特等思想家並不認為史家就是對過去事實的客觀收集者，而是將史家首先作為作家來對待，在揀選材料和書寫的同時，實際上就制造了一種對於過去理解的敘事。需要警惕的是，后現代主義這種文史並重的分析視角，存在著把傳統史學編纂的客觀性價值過度貶抑的危險。除了20世紀的這些重要思潮外，對希羅多德的研究也越來越體現出多學科的影響。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希羅多德的鏡子》，就運用法國結構主義以及人類學的方法對希羅多德關於斯基泰人的敘述作出了經典研究﹔還有一些人類學家則通過對口述傳統的研究，重新激發了對希羅多德運用材料的理解，即如果希羅多德時代的希臘社會主要是口述社會，那麼理解他的撰述方式則有賴於對口述社會的信息傳遞和組織方式的深入把握。
進入新世紀之后，除了對傳統議題的研究推進外，關於希羅多德的研究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值得關注的動向，這也與史學研究出現的新趨勢有關。首先是接受史研究的興起，希羅多德及其著述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並非新話題，但晚近國際古典學界的接受史研究成為新的知識增長點。在過去十年中，學界集中出現了多部專著和文集，討論希羅多德對希臘化文化、羅馬史學編纂以及拜佔庭的影響，以及后世對希羅多德史學編纂方法的接受與改造。其次是比較歷史研究，如希羅多德的《歷史》與阿拉伯史學經典論著《歷史緒論》的比較、與司馬遷《史記》的比較研究等。這些比較研究並非簡單的史學編纂方式或者敘述風格的比較，而是通過諸如希羅多德對斯基泰人的描述與司馬遷對匈奴的描述來確認對於游牧民族的共同描述等，還有比較不同帝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方式等。當然，這個領域還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間，也與國際學界出現比較古典學的研究倡議遙相呼應。第三個動向則與全球史影響相關。如果我們不把希羅多德看作是雅典或者古希臘價值理念的代言人，那麼他作為最早的全球史家所撰述的《歷史》就可以有全新的定位和理解方式。2010年，三位德國學者主編的《希羅多德與波斯的世界帝國》一書集中體現了這方面的努力。該文集中的一些研究者認為，希羅多德作為一個出生在希臘與波斯交界處的作家，所要書寫的是一部世界歷史。而這個世界不隻有希臘的城邦世界，更多的是波斯所構建的“世界帝國”的歷史。從這個角度看，《歷史》的主線是波斯的興衰，雖然大流士沒有征服斯基泰，薛西斯沒有征服希臘，但波斯仍然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唯一所知的帝國，統治著廣袤的土地。
總之，從雅各比的奠基性文章以來，西方學術界總體以一種更為均衡的眼光來看待希羅多德筆下的豐富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努力回到希羅多德的本意永遠是學者們需要追求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對希羅多德的研究也必然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以及人類事務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