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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進，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周禮學史”負責人、湖南大學教授
《周禮》本名《周官》，原有六篇，西漢武帝時期由河間獻王從民間征得。這個民間本抄寫於秦統一文字之前，與當時通行的“今文”有別，《周禮》因此被視為“古文”。《周禮》現存前五官都有一段序言性質的文字：“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這段文字被宋儒稱為《周禮》“二十字總綱”。在這二十字中，“以為民極”是《周禮》的綱中之綱，更是中國經學精魂所在，體現了中國經學的經世致用精神。
“以為民極”的含義
什麼是“以為民極”？鄭玄解釋說：“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這個解釋在今天看來有些模糊。唐人賈公彥疏說引《尚書·洪范》“皇建有其極”，指出：“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將“極”字說成抽象的“中之道”。此后學者大多以“中”釋“極”，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中錄有這段經文，並以按語的形式指出“極”有“標准”之義。
民極之“極”，無論訓“中”還是訓為“標准”，都不是“以為民極”之“極”的本義，而是由本義衍生出來的引申義。《說文·木部》說：“極，棟也。”又說：“棟，極也。”段玉裁說：“極者，謂屋至高之處。”可見“極”的本義是房屋棟梁之棟。“民極”，西周金文中有類似的用法，不過“極”字寫作“亟”字：“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班簋銘）“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毛公鼎銘）“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令方彝銘）
《班簋銘》中的亟字為名詞，《毛公鼎銘》中的亟字為動詞。什麼是亟一方、四方亟？《令方彝銘》對此做了明確說明。《班簋銘》中的“作四方亟”即《令方彝銘》中的“尹三事四方”。“亟一方”，就是主政一方﹔“作四方亟”就是擔任管理四方的長官。主政一方稱為一方之亟，顯然這個“亟”是一種比喻：“作四方亟”“亟一方”就是為四方、為一方的棟梁，即為政四方、為政一方。棟為屋脊，是房屋的核心部分。同時，房屋為庇護之物。可見“亟”是繁體字“極”字的初文，是本源字﹔“極”為衍生的區別字。《班簋銘》中的“亟”字從三、人，人處在頭頂二、腳履一的位置，是會意字，突出中間那個人“頂天立地”的地位。《周禮》中的“民亟”顯然來源於西周金文中這種“四方亟”，民亟即民之棟梁。
傳世文獻中也可以見到極字的此類用法。《詩經·商頌·殷武》說：“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意思是說商邑為天下的主心骨，猶如今天我們說北京是國家的心臟。《后漢書·樊宏傳》記樊准上疏引《殷武》“商邑”二句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說：“此《韓詩》之文。”可見《韓詩》經說已經將“四方之極”做了引申性解說，以商邑為四方所效法的榜樣。將金文和傳世文獻綜合起來看，不難發現《周禮》“民極”思想來源於西周金文任官“作四方極”的職官思想，並且有所發展：從“四方”轉移到“民”上，變抽象為具體。“以為民極”即作庇護人民的棟梁。這也是《周禮》“民極”思想的基本含義。不過歷代經學家對於“民極”之極的闡釋仍然具有合理性，因《周禮》一書從“庇護萬民”這個基本義出發，多層次展現了“民極”思想的內涵。
“民極”在《周禮》中的地位
“以為民極”在《周禮》一書的構建中也處於核心地位，是整部書的“脊梁”。《周禮》六官系統、六官職責都圍繞“萬民”問題而設計，以此來貫徹“以為民極”這個總綱。
《周禮·大宰》說，以六典治邦國。《周禮》一書的內容雖為職官編制和職官職責匯編，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周禮》六篇就是大宰所建《六典》，或者說《周禮》相當於《周六典》。根據大宰職文，《六典》編制的最終目的都落實在“萬民”上：建《治典》“以紀萬民”﹔建《教典》“以安萬民”﹔建《禮典》“以諧萬民”﹔建《政典》“以均萬民”﹔建《刑典》“以糾萬民”﹔建《事典》“以生萬民”。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部《周禮》，為萬民而建。《周禮》三百六十官的職責圍繞紀萬民、安萬民、諧萬民、均萬民、糾萬民、生萬民而設計。《周禮》全書六官系統三百六十職官的活動也是圍繞以上六條展開。具體的紀、安、諧、均、糾、生萬民的職責落實在六大系統三百六十職官職責中。
《周禮》中各官職責都是以條文形式展現出來。例如，大司徒職責按照“大宰八法”，可以分為“官法”十五條，“官聯”六條，“官常”三條，“官刑”二條。以上二十六條文基本上都屬於《六典》紀、安、諧、均、糾、生萬民的落實，尤其以十五條“官法”最為直接。
在十五條“官法”條文中，第一、第二、第四為地圖法、土會法、土宜法，關涉土地質量及其物產資源，屬於生萬民、安萬民的自然資源管理。第五、第六、第七分別是建王國法、建邦國法、造都鄙法以及“三易地法”，關涉社會組織建設，屬於生萬民、安萬民的社會資源管理。而“三易地法”是三種質量土地的使用法，還是“均萬民”的措施之一。至於第八的“以十二荒政聚萬民”、第九的“以保息六養萬民”、第十的“以本俗六安萬民”，條文中就出現了聚、養、安萬民，直接顯示了與“大宰六典”中以生萬民、以安萬民、以紀萬民的關系。第三“十二教法”是系統的、綜合性質的教民法﹔第十三是六德、六行、六藝教民法﹔第十四是五禮教中法，第十五是六樂教和法。這四條職文顯然為落實紀萬民、諧萬民而設。“大宰六典”中的“紀萬民”還體現在大司徒官法第十一條“令五家為比”的比閭法中，以及第十二條稼穡、樹藝以下“十二職事法”中。
大司徒為教官之長，但在二十六條“官法”職責文中，雖以“教萬民”為中心，卻以“養萬民”為先，先養后教，養、教結合，紀、均而養，再輔之以糾，養成而教，體現了《周禮》“教民”思想的深刻性。而教民，只是“以為民極”的六典之一。《大司徒》職文在地官系統仍然屬於大綱性質。具體的落實見於本系統大司徒的下屬各職官。這樣，“以為民極”出自總綱，體現於六典，綜合於六官官長職文，落實於三百六十職官職文。利用這條線索來閱讀和研究《周禮》，則“以為民極”貫穿全書三百六十職官，就能做到“綱舉目張”。“以為民極”就是設官為民。
“民極”思想的源流和價值
“民極”根植於中華上古文化深厚的民本思想土壤。《尚書·泰誓》記載周武王率諸侯觀兵於孟津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雖然此說在民之上還有一個天，然而我們不難從中得出民意即天意的結論。《左傳》說“夫民，神之主”也就不難理解了。因此《泰誓》又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個思想發展到《孟子》，則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之說。而傳為“古文尚書”的《五子之歌》則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說，這是中華“民本”思想的源頭。即使主張“霸道”的《管子·霸言篇》也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而與《周禮》生民養民有關的思想也見於《管子·治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周官》“民極”思想正是上古禮樂文明時代“民本”思想的必然產物。
《周禮》“民極”思想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絕響。成書於戰國晚期的《荀子·大略篇》提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周禮》“設官為民”思想進一步發展為“立君為民”之說。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的君民關系說，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指出：“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唐代政治家魏征強調水與舟的君民關系。清代經學大師戴震《孟子字義疏証》說：“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將百姓日用飲食提到“人道所以生”的高度。由此不難得出人民日用飲食即人道、即仁的結論，充分肯定滿足人民大眾物質生活需要的正當性。
《周禮》“民極”思想誕生於上古“民本”思想的土壤，在西漢以來的經學語境中獲得進一步發展，衍生出民心、民意、民主、民權等多種命題，發展出利民、惠民、富民等經學政治思想，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從《周禮》的“設官為民”到當代的“為人民服務”，雖跨越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但兩者的延續性、繼承性和內在精神的契合度不言而喻。《周禮》中生民、富民等“民極”思想，為“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理念，提供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滋養。可以說，《周禮》“民極”思想體現了中華傳統經學積極“入世”、敢於擔當責任的為學精神，是經世致用學術思想的最佳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