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魏興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
考古學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基本歷程
古代中國為世界主要文明古國之一的觀念始自近代，1900年梁啟超指出地球上有四個古文明國家，其一即為中國。在西方列強紛紛侵擾之下，這在中國近代知識界屬於令人振奮的一大學術觀點。然而，一些西方學者卻堅持中國文化乃至中國人種是西方起源的，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興起之后更是根本懷疑由歷史文獻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因此，恰在這時誕生的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被寄予探究中國歷史、追溯古代文明的厚望。
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發掘証實存在發達的“中華遠古之文化”。1928年開始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以考古學探討中國早期文明的開端。20世紀50年代河南鄭州商城的發現，揭示出年代早於殷墟的商代前期都城。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發現“很像古代一大都會”的偃師二裡頭遺址，年代則更早。20世紀70年代后期，考古界明確提出了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20世紀80年代關於文明起源的熱烈討論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大景觀，夏鼐、蘇秉琦分別提出重要見解。接著，龍山時代城址的普遍發現深化了對史前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嚴文明指出，“在龍山時代，每個考古學文化大概都已走進文明社會的門檻”。
進入21世紀，隨著多階段“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文明起源研究持續深化。王巍指出，“對文明起源的研究，應當以對權力形成發展過程的考察為重點”﹔趙輝特別強調它是一個復雜的、多元的歷史過程。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發布：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當前，在國家科技和文物管理部門支持下，參與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各重要地區的科研機構大多正在或計劃運用多省份聯合的方式開展各地區文明化進程的深入研究，並通過多學科交叉融合，建構中華文明形成過程，完善多重証據鏈。
由上可知，考古學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走過了以殷商文明為基點向前追溯至商前期、二裡頭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時代中晚期包括良渚文化等文明階段的基本歷程。
考古學深入開展中國文明歷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文明形成是長期復雜的宏大過程，中華文明起源應繼續向前追溯。文明的肇始、誕生之前必然有一個社會復雜化文明化逐漸萌芽、產生、發展的演進歷程，在確定五千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的形成基礎、起源過程應是中華文明歷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內容。
以距今約5800年為起點往前追溯，在距今約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經出現一些社會分化現象。如中原地區距今7000年至6000年為仰韶文化早期階段，盡管從陝西臨潼姜寨等遺址看仰韶早期多是凝聚式、向心式相對平等的聚落形態，但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有距今約6500年前四組沿子午線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龍虎圖案和特殊墓葬，龍形象已十分成熟，說明當時至少存在駕龍馭虎的大型墓主、小型墓葬一般平民和作為特殊墓葬被截去雙腿骨者的人員身份差別。馮時更解讀其為中國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遺跡，反映了當時高度發達的知識體系、思想觀念、農時意識、宗教和王權制度。在河南靈寶城煙遺址、山西夏縣師村遺址新近發現了仰韶早期的城牆和城壕，防御色彩已較濃厚，與早年發掘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年代基本相當，可知距今約6500年前在黃河長江流域都出現了城址，在城鄉分野上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從而表明這一時期一些地區已率先出現城址與一般聚落差別，社會成員開始階層分化。
其實再往前，在更早的距今約8500年（個別地方早至9000多年）至7000年前，一些區域一些遺址已經出現不同尋常的經濟技術、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取得一系列考古發現，如原始栽培稻實物為我國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豬骨和祭祀用狗說明當時已經出現東亞最早的家畜﹔漁網與集中捕撈印証水產業的初期形態﹔米酒和絲類殘留物為最早的酒精飲料和可能制絲的証據﹔鍥刻符號是漢字起源的重要材料﹔隨葬成組龜甲與龜鱉奠基成為原始宗教的物化証據﹔綠鬆石瞑目類遺存為玉斂葬的濫觴﹔最早的隨葬鼎罐壺組合証實東亞禮制的萌芽﹔二至七孔骨笛是世界最早的成批管樂器，堪稱史前音樂史奇跡。而西平謝老庄遺址發現了年代最早的水井。這些遺存代表了裴李崗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了9000多年前定居聚落和水稻遺存，義烏橋頭遺址發現東亞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和早期彩陶器，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有8組刻劃在鹿角器和木算籌上的符號和中國最早的獨木舟。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發現大型祭祀場和刻劃精美圖像的白陶器等重要祭祀遺存。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用紅褐色大石塊堆擺的中國年代最早的巨龍形象及一批聚落“中心墓葬”。據上可知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多區域多遺址發現了與禮樂、佔卜、祭祀等中華文明特質密切相關的遺跡或遺物。這一時期已經出現較為先進和復雜的技術知識、音樂藝術、風尚禮儀、思想觀念、宗教意識以及人們行為與社會習俗的傳統趨向。韓建業認為，裴李崗文化已成為早期中國文化圈雛形的中心，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王巍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下一步在時間維度上再向前，探尋距今約8000年中華文明起步階段的農業初步發展、精神文化和社會變化等面貌。
可見，深入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就應更向前推溯研究，以尋根追本、究根求源。
深化中華文明起源一體化進程路徑特點、模式機制研究。20世紀80年代首先是在考古學文化方面，蘇秉琦提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滿天星斗”式的。學術界很快認識到在文化背后，各地社會發展應各有特點，多元一體遂成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導思想。中華文明探源也是先分頭專題研討各重要區域的文化發展和文明化道路，再整合匯總。這是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認識整體，隻有究明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才能深刻認識中華文明起源這一重大課題。
盡管已經認識到文明起源階段各地相對獨立發展，並彼此間相互交流借鑒結成一個巨大“叢體”，形成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國文化圈。然而從總體上看，在中華文明一體化研究方面，諸如各地區早期文明交流互動具體狀況、各早期文明發展去向、以哪些方式途徑參與以二裡頭為代表的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在中華文明起源總進程中的地位作用、中華文明起源總進程道路選擇的背景原因和機制特點等，或尚鮮有涉及，或還需繼續深化，都亟須引起重視並傾力探討。當前學界甚至連二裡頭文化來源和形成等基礎問題卻尚未能取得共識，更何況復雜得多的二裡頭文明出現的背景、過程等問題。而這恰恰是探討夏文化及其如何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核心與引領者所必須解答的問題。
因此，在繼續深入開展中國各個區域的文明化演進和文明起源過程探討的同時，還需著重深化中華文明起源一體化進程的研究，方能整體認識中華文明這棵參天大樹從根系到主干的基本面貌，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宏大發展歷程。
加強中華文明延續歷史和傳承發展研究。縱觀考古學關於中華古代文明的研究，以往工作的重點主要在於溯源，“追流”方面則顯得用力不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講好中華文明故事，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這要求我們對於偉大的中華文明，在繼續做好探尋來源的同時，還要努力揭示其形成后經過數千年、諸多朝代長期流傳逐步演進壯大的基本歷史進程，闡明其所具有的永續發展的強大生命力及其優秀基因得以傳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中華文明歷史研究中，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強化、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起源發展與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加強，是一個大課題在不同領域、不同語境的分別表述，三者緊密聯系。研究中華文明的目的在於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起源形成演進過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化中國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對於凝聚中國力量、弘揚中華文化，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考古學研究中華文明的一大重要價值。除了史前文明起源階段，歷史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各朝代國家疆域的經略與拓展，國家歷史觀、家國一體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至今文明的強大生命力等中華文明數千年傳承不絕的文化基因和社會認同，由中華文明鑄就的偉大民族精神等各方面，應當是今后必須著力加強的重要內容。
唯有做好以上工作，才能明晰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凝聚力、向心力起源與發展的動力源泉，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的必然性、合理性，認知當代中華文化的堅固根基，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才能完整認識理解中華古代文明，把握中華文化基因的發展走向，順應歷史規律，掌握歷史主動﹔才能使中國考古學關於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真正服務國家社會，為推動鑒古知今、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