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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義飛，系東北師范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
17世紀英國星象、天文學家們看著頻繁發生於自然界的異象，如劃過天空的彗星、冰凍的泰晤士河、異常的雨雪冰雹，認為末日將至。現代氣候史學者通過對太陽黑子、日冕、冰川冰芯、樹木年輪、碳-14含量、河流封凍等的研究，証實了17世紀異常的氣候源自“小冰期”極冷時段，氣候異常對靠天吃飯的傳統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
“末日四騎士”——飢荒、瘟疫、死亡、戰爭侵襲了英國。17世紀氣候寒冷，直接影響英國農業生產，導致作物生長周期延長，增加了谷物歉收和飢荒發生概率。流民增多，社會的整體貧困化、無序性與緊張性陡然增加。氣候還造成瘟疫的易發和多發，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加劇了社會恐慌。1665年倫敦暴發鼠疫，40萬人口中死亡近10萬人。禍不單行，1666年一場改變倫敦歷史的火災損毀了倫敦大半個主城區。17世紀英國還多次發生天花、瘧疾以及不明原因的流行病，護國公克倫威爾在流行病肆虐期間染疫身亡。受氣候影響，土地產出不夠、食物供應不足以及對生存空間的爭奪，使得戰爭容易發生。除了長期內戰，17世紀英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等國存在紛爭。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坦陳了當時英國內外戰爭、暴力與動蕩的事實，發出了重建君主權威、維護社會穩定的吁請。
二
面對飢荒、流民、瘟疫等問題，英國多方嘗試，應急處置，促進了近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初步建立。國家即時干預與生產的長效調整成為英國應對經濟社會困境、較早走出危機的關鍵。
飢荒是應對焦點之一。一方面，英國實施密集的國家干預手段保障生存資料供應。英國政府先后於1600年、1608年、1622年、1630年頒布《荒政令》，以解決糧食短缺問題。政令要求，地方郡長和治安法官嚴查市場糧食供應和流通，平抑糧食銷售價格，打擊谷物商、酒商等囤積投機行為。此外，英國多次敦促谷物進口、禁止出口，將各地農業經濟整合進正在形成中的統一國內市場，加強糧食分配，並鼓勵貴族、教會、商人群體伸出援手，行善救濟。另一方面，採用“一核多翼”方式加強農業生產。“一核”是指以提高糧食總產量為核心目標﹔“多翼”指為達成核心目標而採取的多種手段，如擴大耕地總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增加土地利用率和採用農業新技術發明等。“沼澤排水計劃”為英國創造了30余萬英畝土地，種植了油菜、燕麥、圓蔥等作物。17世紀，英國傳統的兩圃和三圃耕作制、耕地與牧場分隔制被不同程度地放棄，休耕地大為減少，更為復雜的輪作制得以應用。到17世紀末，“諾福克輪作制”將復雜輪作制推至頂峰，並在18世紀廣泛傳播。新輪作制和肥料使用，緩解了土地反復利用與地力衰竭的矛盾，提高了地力和作物產量﹔作物輪作和收獲時間差也分散了農業風險，降低了飢荒出現的可能性。
面對社會貧困、流民問題，中世紀基督教會“神恩救濟”“善功得救”的道德說教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中世紀以來不分對象的施濟日益遭到批判，轉而主張區別對待窮人。為此，17世紀通過的《濟貧法》及其若干補充法律對救濟對象、救濟方式以及官員權責予以明確規定。根據濟貧法律，英國社會征收濟貧稅﹔建立濟貧院救濟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的窮人﹔不予救濟身強力壯的窮人，並強迫其進入工場就業。這些法令將濟貧與懲貧相結合，確認了國家和政府在救濟貧民方面的職責，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
瘟疫應對是維系生存的當務之急。1665年倫敦瘟疫期間，英國政府出台了衛生立法，建立疫病醫院，實行隔離防疫、城市清潔等，並征收特別稅。倫敦行政當局要求染疫之人自行居家隔離或被送往隔離醫院就診，並安排崗哨執勤、監督，防止病患外逃。英國政府下令倫敦市政安排專人負責搜查和運送尸體、護理病患、分發食物等事務。倫敦市還匯總城市每周“死亡清單”，以此了解疫情變化及其規律。此外，倫敦開展城市清潔運動，大火燒地，洒掃街道，清運垃圾。專人專職、城市清潔運動、死亡匯總等倫敦地方政策向英國其他地區進行推廣，逐步演變為由國家主導的病患醫治、衛生防疫制度。
這一時期，英國人還通過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獲取額外財富。新的海權意識催生了“商人的戰爭”，商人和商業活動被整合進英國國家和政府事務結構之中。“誰控制海洋，即控制貿易﹔誰控制貿易，即控制世界財富，進而控制世界”“沒有海軍力量就沒有貿易”“這個理由那個理由有什麼關系？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比荷蘭現有的貿易更多”，這些話語表達出英國人強烈的海權與商貿意識。17世紀英國為了商業和航海利益多次爆發戰爭，陸海軍在此過程中逐漸規模化、常備化和專業化。到1700年，有英國史學家評價英國政府已准備好使所有的軍事外交政策都服務於經濟目的，其真正目標也是商業性的。
三
可以說，氣候變化為理解17世紀英國社會變遷及其特征，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提供了新視角。
其一，氣候對人類社會的挑戰和影響長久而深遠。傳統的歷史研究時常忽略氣候因素，但氣候史研究有助於深入思考歷史上的氣候如何影響人類社會，以及人類如何應對並適應氣候挑戰，建立氣候與人類事務真實、有效、直觀的聯系。在應對氣候挑戰的過程中，英國舊有社會結構遭到沖擊，並引發了“蝴蝶效應”，危機全面爆發。新舊力量之間的碰撞、互動，塑造了英國時代面貌，是英國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17世紀英國社會危機呈現出全面性、密集性、交互性等特征。氣候是社會危機的催化劑，飢荒、瘟疫、火災、軍事、政治、財政、人口等問題密集、交互發生，跨越經濟發展、城市建設、醫療衛生、公共服務、軍事外交等領域，考驗著政府管理水平。
其三，英國危機治理中具有強烈的國家本位意識和主導意識。英國運用國家職能，強化國家主體管理地位和監管職責，干預農業經濟，強化法律建設，穩定社會秩序，建構國家公共借貸體系。同時，中央與地方政府緊密結合，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積極發揮作用，應急管理與日常措施相互配合，初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治理體系。
其四，17世紀氣候變動與危機治理深刻影響了英國社會發展進程。“一核多翼”式農業改革，推動了英國近代農牧業革命的發生和鄉村工業的興起﹔商貿發展影響了英國稅賦結構，農業稅比重持續下降，商業稅比重日漸突出。英國政府被迫頒布一系列《條令集》解決飢荒、貧困等問題，初步建立起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問責制，官僚政治制度有所完善。疫病防治經驗日益增加，大學醫學教育日益專業化、精細化，臨床醫學診療與護理、人體解剖實踐在18世紀迅速發展。17世紀末，由英格蘭國家銀行、國家信用擔保、合理的長期借貸利率等內容構成的新公共借貸體系，緩解了英國財政收支失衡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17世紀英國危機治理也具有時代局限性。宏觀上，長期內戰與政局動蕩導致治理政策缺乏連貫性﹔英國政府並不清楚危機發生機理，無法賦予精准的科學指導﹔治理方案缺乏整體性考量，制度體系不完善。微觀上，部分危機的專項應對措施粗疏，效用有限。首先，監督、管理機制不健全。濟貧稅征取、資金使用缺乏有效監督，假賬、貪污、挪用公款現象嚴重﹔災難面前，達官顯貴玩忽職守，官員問責制形同虛設﹔公共衛生管理制度不完善，中央和地方衛生防疫權責不明，防疫法律粗疏，暴露出中央行政職能的不足。其次，時代觀念保守，治理措施執行不力，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宗教懺悔和祈禱、“逃回鄉下去”是17世紀大多數英國人應對災難的基本方式。醫療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疫病醫院規模小、數量少、經費欠缺，不能滿足實際需要。貧困問題一直是社會頑疾，濟貧更像是懲戒和鎮壓窮人的偽裝。直至17世紀末，窮人仍佔英國人口半數，1/4的人口處於赤貧狀態。最后，部分新舉措缺乏科學性。扑殺貓狗，導致瘟疫傳播者老鼠因缺少天敵而為禍甚重﹔倡導吸食煙草抵御瘟疫更是無稽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