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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立紅，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303年至1860年是氣象史上的小冰期，氣候變化的總體趨勢是冬季寒冷，夏季清涼。其中，1645年至1715年是一段異常寒冷多雨的時期，太陽活動衰微，黑子稀少，英國天文學家蒙德在1894年將這種現象稱作太陽黑子“延長極小期”，后人以其名字命名為“蒙德極小期”。法國在這一時期極端氣候事件頻發。1651年1月，由於旋風和低氣壓，天氣非常潮濕，諾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河水上漲﹔17世紀60年代，有好幾年春夏干燥，秋冬雨不停歇，加龍河發了大水﹔1675年受東南亞兩次火山爆發的影響，成了無夏之年﹔1687年至1700年是蒙德極小期最寒冷的十年，巴黎平均氣溫10.15攝氏度﹔1692年全年有152天降雨，1693年全年有163天降雨﹔1708年至1709年冬季總共出現7次寒潮，第4次寒潮橫掃法國南北，從1709年1月5日夜晚持續至25日，整個法國差不多都被冰雪覆蓋，巴黎和凡爾賽的氣溫降至零下20攝氏度，國王玻璃瓶裡的葡萄酒都結冰了。
多雨和寒冷對農業極為有害，法國在17世紀發生了11次飢荒，出現了33次糧食短缺，瘧疾、紫癜、傷寒等疫病肆虐，1693年大飢荒造成130萬人死亡。民眾頻頻造反，社會秩序岌岌可危，國家稅收失去保障。極端氣候事件成為學界討論法國17世紀危機的一個導火索。
17世紀的法國正在經歷天主教的復興，教會和信眾認為極端氣候是神意所為，要將人們罰入地獄。那時還沒有出現“自然災害”的概念，法語中的“災害”一詞意指戲劇的結局或者戲劇末尾劇情的突變。人們用災難、災禍或禍害這樣的詞語描述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損害，這種表述本身即暗指這類不幸事件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為此，教會舉行各種祈禱儀式防止或應對氣候災害。1664年，布伊神甫建議實行驅魔法，驅散即將來臨的暴風雨。他建議儀式開始前，信徒把神甫抬到“地勢高的地方，以便看清暴風雨起於哪個角落”。1709年5月，波爾多的雨下了幾個月，農民擔心收成，波爾多主教6月9日組織公開祈禱，“以平息耶穌基督對人民的憤怒”。巡游是宗教團體舉行的大型祈禱儀式，各個社會群體魚貫而行，背誦祈禱文，給上帝詠唱頌歌，祈禱獲得神恩，風調雨順，“貯藏土地的果實”。
在17世紀，法國行政當局尚未像18世紀后期那樣對自然災害進行分類、制定救助的流程。不過，一些行政官員的通信顯示了他們對氣候災害的關切。1662年3月13日，卡昂總督迪蓋給當時的國務大臣、財政總督科爾伯寫信：“氣候異常，季節更替紊亂，最近三年收成不好，肯定能讓您相信災難是如此嚴重，因為當地原本盛產小麥和土豆，如今食物在整個省都很匱乏，就連條件不那麼差的村庄，村民也隻能喝水和吃面包屑充飢，其他人靠燕麥和蕎麥粥過活，變得有氣無力。”1709年7月，格拉斯的市政官說道：“上一年冬天的極端嚴寒使整個鄉村共同體毀於一旦，橄欖樹都被凍死了，這是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行政官員更為關心極端氣候對農業造成的危害，因為農業收成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稅收。不過，相對而言，他們並沒有多少針對極端氣候事件本身的預防和應對措施。
1661年路易十四親政以來，國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舉措應對糧食短缺乃至飢荒問題：管制谷物市場，抑制商人投機，探查谷物存儲狀況，促進谷物公開交易﹔鼓勵谷物在各省流通，免收過路稅，與阻礙谷物流通的行為進行斗爭,甚至有時動用軍隊鎮壓﹔協調谷物進出口，不惜重金從國外購買谷物。1662年飢荒時，國王花費兩百萬鋰從但澤等地購買谷物，然后在盧浮宮的院子裡壘了一個爐子，每天烤制10萬古斤面包，半價出售給民眾。1693年飢荒時，國王沒有足夠的錢購買谷物，便發動商人去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尋找谷物，政府負責打探情報，並用國王護航艦為商人在國外的航段護航。這一時期，地方政府是救災的主體。各地總督往往鼓勵當地殷實的居民捐錢救助窮人，或向資產者征收濟貧稅。也有些地方，比如在蒙彼利埃，富人量力繳納濟貧稅。在1708-1709年的寒冬，法國100多個城市都在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點起一堆篝火，給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取暖。
總之，教會和信眾以宗教祈禱的方式應對氣候災害，政府官員對極端氣候造成的糧食短缺更為敏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補救，但尚未形成世俗的、直接的、系統的應對氣候災害的辦法，這也是在飢荒中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尤其是自17世紀中葉以后，出現了應對氣候災害的現代觀念和措施的萌芽。
一是在少數精英群體中產生了認識氣候問題的現代觀念。法國圖書管理員諾代在1639年出版的《政變論》中指出，從超自然的角度解讀災害是對百姓的愚弄。隨著實驗理性主義的發展，歐洲的氣候觀測取得顯著進步。繼伽利略1592年發明溫度計以來，托裡拆利1644年發明了氣壓計，克裡斯托佛·雷恩1662年發明了雨量測量器。17世紀60年代，法蘭西科學院和巴黎天文台相繼成立，促進了氣象知識的傳播。巴黎醫生路易·莫蘭在1665年2月1日到1713年7月13日間，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同一個地方做三四次觀測，記錄溫度、氣壓、濕度、風向、風力和雲的種類。自18世紀初起，一些神甫開始在教區記錄簿上用理性的語言描述暴風雨。1704年出版的《特雷武詞典》將風定義為“空氣從一個地方被推到另一個地方的、多少有些暴力的運動”，區分了32種不同類型的風。
民眾也逐漸認識到，遇到災害通過世俗方式比向上帝祈禱更管用。1709年初遭遇嚴寒，河水被凍住了，運送谷物的船隻不能行駛。但3月初河流已經解凍，面包價格還在上漲，婦女們認為這不符合常理，便給王太子寫了一封申訴書，希望他能採取措施。國王政府派人分發面包，面包價格有所下降，但仍然沒有回落到合理的價位。4月6日，婦女又出現了騷動，她們在巴黎的格列夫廣場張貼標語，號召人們去弒君。4月30日，王太子現身巴黎歌劇院，被一群怒氣沖沖的婦女攔住，他隻好扔下錢脫身。
二是官方應對氣候災害的措施逐漸向世俗、科學的方向轉變。宗教巡游自17世紀下半期逐漸減少，即便是諾曼底這個傳統的天主教地區也不例外，1500年到1650年，天主教會組織了50多場游行，1675年至1756年降到十多場。專業人員開始在救災中發揮作用。有的地方發生氣候災害時，市鎮官員會向技術員或科學家求助，請他們檢測橋墩是否堅固，查看河流積冰是否淤塞，評估橋基能否頂住洪水的沖擊。
到了18世紀，受益於經濟發展和啟蒙精神，現代氣象學得以萌生，自然災害概念隨之出現。1774年成立的王家醫學會搭建了國家層面的氣候觀測網絡，政府也初步形成了針對氣候災害的預防、警戒和救助程序，筑造堤壩，儲備水源，整治國土，災后撥付救助款。不過，由於受到舊制度末期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錯綜復雜的地方利益的羈絆，這些措施並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有效實施，君主制政府不僅沒有成功應對1787年起出現的一系列極端天氣，反而在由此引發的全面危機中垮台。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國在17世紀危機中孕育的治理氣候災害的觀念和舉措跨越大革命而在19世紀得以延續和發展。1856年5月至6月，盧瓦爾河和羅納河流域暴發洪水，國家即刻撥付了200萬法郎的緊急救助款﹔6月7日，成立總救助委員會協調征集和分配私人捐贈﹔7月26日，拿破侖三世向各省省長發送通函，責令收集各地應對河道泛濫的經驗，繪制各大河道的水文地貌圖。隨后，國家投入3450萬法郎修筑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在河流沿岸建立洪水檢測系統。隨著19世紀中期以來氣候災害應對科學性的增強，國家切實承擔起了保護民眾的責任，這也印証了法國氣候史學者加尼耶的說法，即現代氣象學與保護主義國家是相伴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