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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志華，系河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教授
“原人”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但這個概念在學術領域卻有諸多不同詮釋。厘清這一重要概念並對其進行學術史考察，進而揭示“原人”問題的基本特征，對於深化“原人”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原人”概念的厘清
就現有文獻看，“原人”作為一個概念首出於《孟子·盡心下》所載萬章所言：“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不過，此處“原人”乃“鄉願之人”的簡稱，故“原人”實為“願人”之表達。萬章所稱“原人”源於《論語·陽貨》載孔子之言：“鄉原，德之賊也。”此處，“原”通“願”，“鄉原”即“鄉願”之義。本文不取此義下的“原人”。
在上述含義之外，學術史上的“原人”大致可歸為四種含義：第一種為“人類之本源”之義，指原始人即猿人，是地球上最早出現的人，為人類學意義的言說。美國人類學者威廉·哈維蘭在《文化人類學》中說：“最早的毫無疑義的原人（hominines）（人，也就是說，近似的人）以追溯到560萬年前到580萬年前東非的化石為代表。”顧壽白所著《人類學大意》認為：“和現代人類的祖先相近而略具人類的特征的，叫作原人（primitive man）。”第二種是古印度神話和宗教的神名，意指“第一人”﹔宇宙精靈、萬物以及“我”均由“原人”產生，為宗教意義的言說。印度最早的詩歌集《黎俱吠陀》有專門對“原人”的頌歌。第三種指與“異化”相對的人的“本然狀態”，即未被“異化”的人，為哲學意義的言說。美國學者克拉莫尼克、華特金斯所著《意識形態的時代——近代政治思想簡史》論及：“馬克思深深依賴他的偉大導師黑格爾（Hegel）的哲學論述，深信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狀態是異化（alienation），即脫離真正的自我，脫離作為原人（Species beings）、作為人類真正一員的真正潛能。……而最要緊的是，工人異化了他們的原人，即異化了他們作為人的潛能。……資本主義否定工人的原人性質，把他們當作工資奴隸，使人類淪落為一般動物。”第四種指對“人”予以“窮本究原”，即探究“人之本”﹔此既為傳統的經學意義的言說，亦為現代的哲學意義的言說。在此，“原”是動詞，為“窮本究原”義。如，《漢書·薛宣傳》有“《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之言﹔顏師古注“原”為“謂尋其本也”。沈括的《夢溪筆談》亦有言：“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沖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所謂“原其理”，即“推究其道理之本”之義。
就中國學術史講，“原人”主要在第四義下來使用，而且“原人”還成為一種特定文體。《呂氏春秋》有《原亂》篇，對“亂”進行窮本究原，從而開創了“原××”這種文體。后來，韓愈著有“五原”，其中就有《原人》篇。明代的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對“原××”文體予以解釋，認為其義乃“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石守道亦雲：‘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不過，徐師曾雖對“原××”文體進行了解釋，但認為此文體始於韓愈則不准確，他忽略了早出的《呂氏春秋》的《原亂》。晚於韓愈，宗密著有《原人論》，他基於批評儒、道思想而對佛教“人之本”進行了闡揚。明代，何心隱著《原人》。清代，前期的陳廷敬、李光地、方苞、程廷祚和后期的王韜、章太炎均分別著有《原人》。進入到現代，馮友蘭著《新原人》。歷史地看，“原××”文體在學術史上有確定位置，“原人”概念亦有確切含義，即“推究”“人之本”的意思。
若周延地講，“人之本”應該包括三義，也就是哲學史上常講的“人生三大終極問題”——人從哪裡來﹔人是什麼﹔人要到哪裡去。不過，就中國學術史所出現的數篇《原人》看，其關注點主要聚焦於第二義即“人是什麼”。
“原人”問題的學術史概觀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曾著“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毀》《原鬼》《原人》。《原人》為篇幅最小的一篇，全文僅200余字。就內容看，《原人》的基本思想有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可歸結為一個主旨。這三個方面是：其一，宇宙有三重結構，包括三類自然存在物，即“天”“地”“人與夷狄禽獸”。其二，雖然人與夷狄禽獸同為宇宙間自然存在物，但人乃“萬物之靈”。其三，“天”“地”“人”均須有“為主之道”，否則會使相應類別陷入混亂。這三個方面的主旨是何為“人之道”即人的“為主之道”——“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這裡，“一視同仁”是“理一”，“篤近舉遠”是“分殊”﹔“理一”和“分殊”均為就人對夷狄禽獸的態度而講。很顯然，韓愈關於“夷狄”之論有不當之處。
宗密為佛教華嚴宗五祖，所作《原人論》共3000余字，為一篇長文，主旨是探索“生命本質”即“人是什麼”。全篇主體分四部分：其一，“斥迷執”，針對“習儒道者”反駁儒、道兩家的觀點。其二，“斥偏淺”，針對“習佛不了義教者”批評佛教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的觀點。其三，“直顯真源”，說明“一乘顯性教”即“華嚴宗”這種“了義實教”的教義。其四，“會通本末”，以“一乘顯性教”為“本”，以其他各教為“末”，“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為正義”，實現其間的義理會通。在宗密看來，決定人生命本質者，不是“迷執”的儒、道“異端”所言者，亦不是“偏淺”的“末教”所說者，而是作為“本教”的“一乘顯性教”所言的“本覺真心”。所謂“本覺真心”，指本有且覺悟的佛性即“如來藏”。
何心隱是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所著《原人》文字並不多，全文隻300多字，但觀點明確，文簡義豐。其一，人的本質在道德。他認為，人雖是禽獸之一種，但卻與禽獸有本質區別，而區別的關鍵是“道德”。“不仁不人，不義不人，人亦禽獸也。”其二，人須“以仁為廣居”“以義為正路”，即好仁義、弘道德。“必以仁為廣居，而又必廣其居以象仁。……必以義為正路，而又必正其路以象義。”其三，好仁義、弘道德的工夫不僅有層次之分，如“好仁”“為仁”“惡不仁”，如“好義”“為義”“惡不義”，而且須時時行之，否則“仁義”會“牿亡於旦晝”。其四，要做到好仁義、弘道德，除了上述工夫外，還需要培養和保持“浩然之氣”。
陳廷敬是清初進士，曾任康熙帝師，亦著有《原人》篇。此文很短，僅200字，主旨為“勸學”，具體展開為三個方面：其一，人應有志於學，有志於追求“聖人之道”。“聖人天所生，天豈得無意。聖人人所為，人胡乃自棄。惟天不負人，人自以為累。”其二，學的具體內容包括“博文”“約禮”兩方面，即“治性”當“博學”“約禮”並重，兩者於“治性”不可或缺。“博文共約禮，二者無軒輊。今或假其一，實並廢其二。勸汝緝學子，治性先不貳。”其三，學之根本在“禮”。雖然“博文”“約禮”無高低輕重，但根本在“仁之目”即“四勿”，即《論語》所載孔子所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顯而易見，陳廷敬此文雖冠以《原人》之名，但僅有“勸學”意義，且學理性亦不強，未達及“原人”的深度，故不屬於真正的“原人”。
李光地略晚於陳廷敬，亦為清初進士、康熙帝師，亦作有《原人》。與前述幾人不同的是，李光地的《原人》乃針對韓愈《原人》而作。此文主要內容為四個方面：其一，韓愈的《原人》“語焉不詳”，未達根本，因為其講到“三才”各有其主，但既未言及“人之本原”，亦未言及“人性之本原”。“《原人》：一則知三才之各有主，而未知人之所以繼天地而參天地者也。一則知人之宜兼愛乎人物，而未知人之所以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此其語之而不詳也。”其二，與韓愈不同，張載的《西銘》言人“終以存順沒寧”則乃“至言”，因為其所講乃人的死生這種根本問題。“曰：‘《西銘》之言人而備矣，其終以存順沒寧何也？’曰：‘人道於是乎至也。……’曰：‘知死生之說如何？’曰：‘非苟知之而已。存順沒寧，然后可以言知矣。’”其三，由“原始反終”可以推知“存順沒寧”之為“至言”。即由推究初始和終末可知包括人在內的萬事萬物的“死生之說”。其四，人性之本乃“仁義”即“道德”，故“仁存”則會“存順”，因為“仁”乃“生”之根本﹔“義盡”則會“沒寧”，因為“義”乃“死”之根本。正是因此，《易傳》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所作《原人》的基本義理有四個方面：第一，人禽之別是全篇主旨。在文章開篇，方苞引用孔子和董仲舒之言來說明主旨。“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第二，人禽之別即“人道”的實質在於人有道德。在他看來，縱使禽獸有人所不及之稟性，但其“偏且塞”之性終究不變﹔縱使人失去某些稟性，終究人與禽獸是不同的，而且“正且通”之性永遠存在。“正且通”之性即“人道”，即人的道德屬性。第三，“人道”源於“天命”。第四，喪失“人道”將失去“天佑”，會招致天災人禍，“人將不人”。“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程廷祚是清代前期理學家，以修顏李之學為主，曾作“七原”，其中第一篇即《原人》。主要思想有三點：第一，形由天生，性由天賦。“人生於天地之中，天之於人，其相近而不相遠，固然也。然僅以為相近則遠矣。形者，天之所生也﹔性者，天之所賦也。”第二，“人者，天地之心”。“《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古之善言人者，無過於此矣。”在此，《記》指《禮記》。第三，人需要“當責”。人作為“天地之心”，需要擔當“天地之心”的責任﹔責任既包括“參贊天地化育”，亦包括“善惡”“慎獨”等道德。“幽獨之當慎者，此也﹔化育可贊，而天地可參者，此也﹔福善禍淫捷於影響者，亦此也。”
王韜是清代晚期思想家，他作有“五原”，其中有《原人》篇。主要內容是：其一，一夫一妻制有經典依據。無論是《易經》，還是《大學》《詩經》，都於一夫一妻制“再三致意”。“《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本之於修身齊家，……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於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其二，一夫一妻制利於家國天下。一夫一妻制下，“男耕女織，夫倡於前，婦隨於后，歲時伏臘，互相慰藉，雖歷辛勤而不怨”，生活雖然辛勞，但平安幸福。“一家既如此，一國可知矣”，家庭和睦利於國家天下。“家之不齊，而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其三，一夫一妻制的理據是“男女並重”即男女平等。總之，一夫一妻制乃“天經地義”，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先自一夫一婦始。”由上述可見，王韜的《原人》體現出明顯特點：他不是由“個體”而是由“家庭”出發展開“原人”。由此來講，其“原人”可以名為“原家庭”。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思想家，他有一部自編文集《訄書》，《訄書》前后有三個版本，而每個版本均載有《原人》篇。總的看，三個版本中的《原人》內容沒有大的變化，主要內容如下：其一，持生物進化論觀點，認為人乃生物進化而來——生物界為一個由低等到高等的進化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猿猴進化為人類。“赭石赤銅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魚浮乎藪澤，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蘇而漸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其二，對“戎狄”持貶低態度。人類進化程度不同，便出現了人種和文明的差異。“化有早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顯而易見，章太炎《原人》的語境既不是個體，亦不是“家庭”，而是“民族”。
抗戰期間，馮友蘭隨清華大學“南渡”，在西南聯大教書八年。其間著有“貞元六書”，其中一部為《新原人》。關於《新原人》的主旨，馮友蘭以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四為”作為“自期許”。
《新原人》主要討論了四個問題：第一，人是什麼。在馮友蘭看來，“人之所以為人者，就其本身說，是人之理﹔對於具體底人說，是人之性”。然而，“所謂人性者，即人之所以為人，而以別於禽獸者”。進而，人之所以為人，乃在於人有“知覺靈明”，即有“覺解”。“人之所以能有覺解，因為人是有心底。人有心，人的心的要素，用中國哲學家向來用的話說，是‘知覺靈明’。”所謂“覺解”，指既“解”又“覺”，即自覺其了解。進而，因為人有“覺解”，宇宙人生會對人產生“意義”，而這種“意義”會使人形成某種“境界”。第二，人生境界。“我們可以忽其小異，而取其大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層次的人生境界，特征是“順才”“順習”。“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功利境界”是高於“自然境界”的人生境界，特征是“為利”。“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底。所謂‘為利’，是為他自己的利。”“道德境界”是一種較高的人生境界，特征是“行義”。“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行義’底。義與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為，是為利底行為﹔求社會的利底行為，是行義底行為。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對於人之性已有覺解。”“天地境界”是最高的人生境界，特征是“事天”。“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事天’底。”第三，如何提升人生境界。討論人生境界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於提升人生境界，而提升境界的途徑是“工夫”。“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禮物，人順其自然底發展，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人必須用一種工夫，始可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工夫”分為兩部分：一是“覺解”。“一部分底工夫，是求對於宇宙人生的覺解。”二是“敬”，指對“覺解”的保持。“此所謂另一部分工夫者，亦不過是常注意不忘記此等覺解而已。……此常注意即道學家所謂敬。”第四，如何對待死生問題。在馮友蘭看來，死生雖是兩個終極問題，但它們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故基於“生”可以了解“死”。“死是生的反面，所以能了解生，即能了解死。”這樣，馮友蘭將“死”消解於“生”之中了，而“生”的核心乃上述人生境界問題。
顯然，馮友蘭《新原人》的語境進一步擴大——以往諸篇《原人》多就個體來講，方苞將語境擴大為家庭，章太炎將語境擴大為民族，而馮友蘭以張載的“四為”句為期許，其語境已擴大到國家民族甚至天下。
“原人”問題的基本特征
綜上所述，前述十篇《原人》雖未必涵蓋所有相關著述，但它們毋庸置疑是影響最大的代表作，故能夠反映中國學術史“原人”問題的基本特征：其一，將“原人”的關注點聚焦於“人是什麼”。本來，“人之本”應該包括三義，即“人從哪裡來”“人是什麼”“人要到哪裡去”，而以上數篇《原人》隻將關注點聚焦於第二義，邊緣化了另外兩義。這樣一個特征透顯出中國哲學“重生”“不重死”的特質，也透顯出中國哲學常被稱為“人生哲學”的緣由。其二，即便就“人是什麼”講，西方哲學史上亦有多種說法，如亞裡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又講“人是政治的動物”﹔黑格爾認為“人是有思想的動物”，亦認為“自由是人的本性”﹔叔本華認為“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海德格爾認為“人是會說話的生命”，“語言”是人的本質。而中國學術史中的上述諸篇《原人》除了宗密所著外，則多從“道德”角度講“原人”，典型的說法是“人禽之別的關鍵在於道德”。這樣一個特征透顯出中西哲學關注點的差別，進而也透顯出中西文化特質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