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顯斌：千古文人桃源夢：桃花源形象的古典想象與現代建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文學中桃花源形象的塑造與現代建構研究”負責人、湖南財政經濟學院美育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桃花源”又稱“世外桃源”，是漢文學史上歷久彌新、家喻戶曉的經典性文化符號。漢文學對桃花源的表述根植於先秦，孕於漢魏，生於晉，興於唐，盛於宋明，輯佚成典於清，積澱了源遠流長的桃花源形象史。在古典想象的基礎上，今人通過園林景觀、戲劇、影視、游戲等藝術形式，實現桃花源形象的重塑與文化再生產。可以說，古典“中國夢”就是歷代文士通過詩、賦、記、志、圖、碑等文藝載體塑造出虛構性、憧憬性、異域性的“千古文人桃源夢”。

哲學觀與記體文：“世外桃源”的創生

先秦哲學是“世外桃源”的精神之源。作為超越性、憧憬性文化存在，“世外桃源”根植於先秦哲學中“曾點氣象”“無何有之鄉”等超越性哲學。老子所構想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一個百姓不被役使、子民安居樂業、國家和平共處、社會講信修睦的理想國度。孔子及其弟子所構想的“曾點氣象”“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是一種超越物質生存、超越功利事用、直透本心本體的生命情調和生活方式。庄子所構想的“無何有之鄉……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雖是渺茫而虛幻的夢境，但使人能在其中獲得適性逍遙的超越境界。先秦哲人所建構的超越性生存方式，採用思辨式、審美化、抒情性語言表述，屬於形而上層面的哲學夢，令人追慕不已。直至晉陶淵明賦“世外桃源”於“武陵”，具象化表述漁人溪行、桃源奇遇、重尋迷津三段故事，所敘之人是深處邊緣之地的“武陵人”“避秦人”，陶氏以強烈的底層意識和人文情懷，構想了讓中國文人念茲在茲、孜孜以求的千年“桃源夢”。

明文徵明《桃源問津圖》局部 資料圖片

魏晉南北朝“地記”是“世外桃源”的文體范式。“桃花源”典出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記》，這種側重景物描寫、記述奇聞軼事，兼具地學與文學的文體，源於漢魏六朝“地記”傳統。“地記”是記述某地疆域、山川、風俗、物產、人物等情況的著作。南朝方志學家任昉整理的地記達到244種、252卷，可見魏晉南朝時期的地記卷帙浩繁、蔚為大觀。漢末魏晉政治動蕩，經濟、文化重心有所下移，地記的演變軌跡呈現出由皇權中心向邊緣地帶移動的趨勢，構成一個從功利目的向審美超越的轉換，顯示文學創作與時代圖景之間的深邃聯結。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記錄武陵郡山脈、水流以及所居人口等，“武陵”一詞作為行政地理區劃而存在。西晉湘人羅含撰寫《湘中記》，其筆下的衡山、湘水、天台山已成為審美化對象﹔東晉郭璞注釋的《山海經》是一部記述古代山川異物、神話傳說的書﹔從陶淵明所撰《讀〈山海經〉十三首》可知陶氏對地記的接受。年代較陶淵明稍晚的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66—527）在《水經注》中並未出現有關“桃花源”的表述，但較全面地梳理出武陵郡山水資源稟賦，其中水資源包括“無水”“白璧灣”“脩溪”等27條﹔山脈資源包括“綠蘿山”“平山”“枉人山”等20座。南齊黃閔和梁伍安貧分別撰《武陵記》，兩位武陵人皆利用《桃花源記》的影響，撰寫地記以資宣揚己地之山水人文。

從文學意象到實體景觀：“世內桃源”的建構

自“晉太元中”（約為387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共計234年間，“桃花源”僅作為文學意象存在，是一個虛構性、憧憬性、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直至唐代，“朗州”竟出現與“世外桃源”相對位的桃花源實體景觀，朗州一躍成為桃花源原型地，何也？一是唐時“朗州”是史上“武陵”地區自然與人文地理的沿革之地，其地在唐時大興水利，區域經濟得到發展，具備建構桃花源原型地的地理條件與地利優勢﹔二是唐代歷任統治者禮遇隱逸的風尚為陶淵明思想的群體性接受提供政治基礎，作為陶氏人格化象征的桃花源獲得唐人，特別是中晚唐文人較為廣泛的認同﹔三是唐朝保護與開發“靈山仙跡”的詔令為劉禹錫等“朗州”官員建構桃花源景觀提供政策與權力支撐。在多股力量推動下，“朗州”得以在唐時催生融實體性、景觀性、公共園林為一體的桃花源景觀。該原型地的建成又引發唐代文人群體的“游歷熱”與詩畫“創作熱”，進而確認“朗州”桃花源的原型地位並擴大其在全國的影響。

宋代大力營造桃花源人工景觀。據記載，宋政和元年（1111），桃花源景觀建有萬年殿、樓閣，齋竂、廚庫、廊廡、方丈，楹（堂屋前的柱子）數達1330根，1112年御賜“桃川萬壽宮”額﹔1241年增創武當行宮。據統計，宋金時期有蘇軾、王安石、梅堯臣、朱熹等27位文人創作的32首詩文，詩題中反復出現“桃源”“桃花源”“桃源圖”等關鍵詞以及“行”“過”等表示游歷的關鍵詞。相比唐代，宋代文人開啟桃花源景觀入畫的潮流，更加強了桃花源景觀的經典化，客觀上鞏固了桃花源景觀的位置。成書於南宋的地理總志《輿地紀勝》記載，宋代桃花源出現集稱性景觀“桃源八景”（桃川仙境、白馬雪濤、綠蘿晴晝等）。宋乾德（963—968）中析置桃源縣，以其地桃花源而名，一直沿用至今。

因元末遭到“兵燹”，明代遂多次重建桃花源的人工景觀。明代以桃花源為題材，用於記事、記物、寫景的敘事類文章達到54篇，除了記載“桃源洞”等核心景觀外，還開掘出“靈崖”“白馬渡”“龍角山”等新景點，再次系統梳理和極大拓展了桃花源的自然與人工景觀。據《明萬歷桃源縣志》記載，明代的桃花源景觀已有“內八景”（桃花溪、遇仙橋、秦人洞等）、“外八景”（桃川仙隱、白馬雪濤、梅溪煙雨等）。清人則繼續順承前朝營造桃花源景觀的做法，一是對前人營造人工景觀的修廢舉墜，例如“重修桃川宮”“募修桃川古殿”等。二是圍繞桃花源景觀開展群體性游歷活動。據統計，清人乾隆、羅人宗、釋一休等163人撰寫詩文281篇，詩題中反復出現“桃花源”“桃源”“桃源洞”等景觀，其中“和韻”的詩文就有9篇，更能體現詩人對桃花源景觀的群體性認同。相比前人，清人塑造桃花源景觀有其突出特點。一是最高統治者進入桃花源景觀的塑造，清乾隆題寫《擬桃花源中人送漁郎出源》等詩文，無疑是對建構桃花源景觀提供更強的話語力量。二是清人對桃花源系列景點的考辨。例如《桃源洞天志》《避秦辨》《沅南辨》等作品問世，這是清人對桃花源的自然、人文景觀的系統性總結，更加確証了桃花源的影響力。

由“排他”到“共贏”：桃花源原型地爭鳴

桃花源形象在當今全域旅游與景觀敘事中再次復興。截至2022年5月，全國有湖南常德桃花源、重慶酉陽桃花源、河北盤山桃花源、安徽黟縣等36地爭做“桃花源”原型地，另有美籍華裔設計師貝聿銘設計，被譽為日本“桃花源”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韓國江原道寧越郡“武陵桃源面”（“面”相當於中國行政區劃的基層單位“鄉”）等，形成蔚為壯觀的“位置爭鳴”。關於桃花源原型地的學術爭鳴首推影響廣泛的“陳唐之爭”，即陳寅恪先生提出桃花源原型地的“弘農說”“上洛說”﹔唐長孺先生提出南方“武陵蠻”說，另有學者提出“安徽黟縣說”“貴州銅仁說”“廬山說”“湖南安化說”等。

上述常德與酉陽等36處桃花源原型地雖然眾說紛紜、言人人殊，卻是其來有自，均以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以及千古文人詩文疊床架屋“層累”所成的景觀地貌、風土人情、故事內核、精神底蘊為藍本，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針對桃花源位置爭鳴的話語問題，實際上應破除“排他性”話語敘事，主張合作性倡議，構建桃花源文化共同體。也就是說，如果每一個桃花源景觀主體都能挖掘自身文脈，不囿於原型位置，而是開拓有歷史深度、人文溫度、風物觀賞度的獨特性，才能成為文化旅游接受者青睞的對象。常德桃花源可講述唐代劉禹錫等人建構桃花源景觀的故事﹔河北盤山桃花源可講述東漢田疇隱居盤山，躬耕奉養父母的故事﹔湖北竹山桃花源可講述唐人陰隱客誤入世外“梯仙國”的故事﹔酉陽桃花源可宣傳“世界上有兩個桃花源，一個在您心中，一個在重慶酉陽”的廣告語……如此，每一個桃花源都能實現差異化表達，多元話語構成復調呼應。36個桃花源主體相互之間不再是互不兼容的反對者，而是一道解決桃花源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家族共同體”，讓每一個桃花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使得“千古文人桃源夢”生生不息、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