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文獻編纂研究

河南大學李景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劉向文獻編纂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BTQ01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於兆軍、朱騰雲、孟峰、王學春、王立群、杜顏璞。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兩漢是中華民族學術繁榮的時代，無論是典章制度、文學藝術，還是經學、史學、天文、歷算、農學、醫藥等都得到創造性的發展，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也為后世學術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劉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作為西漢后期著名的學問家，在經學、史學、文學、文獻學等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他領校皇家藏書二十余年，整理出萬余卷先秦至西漢的典籍﹔他創立了較為合理的典籍校讎流程，世稱“劉氏程式”，建立了古文獻學的諸多分支學科的基礎框架，開啟了后世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被后世尊為思想大家、學術楷模。對於劉向在學術上所做出的貢獻，后世學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對劉向校讎學理論、目錄學、分類學實踐的總結與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較為完善的校勘學、目錄學、分類學理論體系，有效地指導了東漢以來歷朝歷代的文獻整理、典籍分類、圖書編目等項工作的有序進行。但是，對於劉向辨偽學、文獻編纂學的研究極為單薄，不僅沒有專門的理論著作，而且相關的論文成果也不多見。鑒於學界對劉向學術成就研究的不平衡性以及對整個文獻編纂學學科研究的這種缺失，該成果選取西漢劉向文獻編纂活動這一個案作為研究方向，試圖在對先秦文獻編纂歷史考察的基礎上，以西漢社會的政治、學術環境為視角，全面梳理劉向文獻編纂實踐，分析其文獻編纂的條件、體式、原則和方法，總結其文獻編纂的成功經驗，探索其文獻編纂的指導思想、學術貢獻、文化傳承諸問題，並以此為基點，勾畫中國古典文獻編纂學的早期建構歷程，追溯中華學術傳統的起源、發展和播遷，以期推動學界對劉向及漢代文獻編纂學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以西漢社會的政治學術環境為視角，全面梳理了劉向文獻編纂實踐活動，分析了劉向文獻編纂的條件、體式、原則和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重點研究了劉向文獻編纂的指導思想及學術貢獻等。成果以劉向文獻編纂為個案，勾畫了中國古典文獻編纂學的早期建構歷程，追溯了中華學術傳統的起源。該成果的主要內容除緒論和結語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先秦文獻編纂的歷史考察。考古事實証明，最早的文獻典籍是那些直接產生於社會實踐的文書檔案，如商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即是最早用文字記載的佔卜檔案，檔案經過整理和編纂，才能進入圖書領域，成為書籍。從文書檔案到書籍傳播，從甲骨文、鐘鼎文到竹木簡冊，文獻的形式和載體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轉變歷程。尤其是“學在官府”向“學在四夷”的轉變及“士階層的形成”，催生了書籍的初興和發展。三代至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學派紛呈，百家爭鳴，著書立說成為一道學術景觀，經書、子書大量出現並成為這一時期文化傳播、文獻生成的主體。本章重點考察和分析了先秦時期這些經書、子書產生的背景、生成的方式、編纂的方法、傳播的途徑等問題。

第二章西漢官藏文獻的繁榮。秦王朝的文化專制尤其是“焚書坑儒”政策，導致了漢初文獻荒蕪現象的出現。漢王朝引以為鑒，積極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文化政策予以補救，長期征集天下文獻，充積官府藏書，三次大規模的文獻征集活動貫穿西漢二百年間。西漢諸帝也很重視圖書的管理，設置了多處圖書管理機構，配備了一定的藏書管理官員，並建立了一套藏書保管制度。在國家政權的強力推動下，西漢在文獻復制與整理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績，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為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第三章劉向對官藏文獻的整理與編纂。由劉向主持的官藏書整理編纂工作，是在周密的組織形式下進行的。劉向承繼孔子的文獻編纂原則，創制群籍校理程式與編纂方法，其校理程式分四個步驟：網羅中外藏本，校讎篇章文字，確立各書定本，編纂典籍目錄。其編校方法為五個方面：第一，比勘各種異本，擇善而從﹔第二，甄別學術異同，另行編纂﹔第三，梳理單篇散材，編定新書﹔第四，創制內、外、雜篇，區分意旨﹔第五，分辨語詞音義，訓詁相通。編纂《別錄》，首創群籍敘錄體，全面評價每一種典籍﹔編纂《七略》，全面總結先秦至西漢學術文化，形成群籍目錄分類編纂思維。《別錄》《七略》共同構成了一套敘列天下百家之學的西漢學術譜系：“略”下設“種”，“種”下有“家”，全書有“總序”，大類有“大序”，小類有“小序”，每書有“敘錄”，開創了我國古代目錄學和分類學之先河。

第四章《新序》《說苑》《列女傳》的編纂與特色。西漢中期以后，宦官、外戚擅權，漢室衰微。劉向憑借編校典籍之便，編纂《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三書的編纂，其材料來源大致有三：最后源於先秦兩漢的經傳諸子百家典籍﹔其次源於史料中的史傳﹔再次源於一些異文與傳說。其編纂方法獨具個性：《新序》重在直接採擷前人材料，並通過自己評論，直點主題﹔《說苑》重在通過擴充和縮寫，改造和潤色原材料，並設置主題明確的卷首篇名，借古事以証今﹔《列女傳》重在對原材料做較大的修正，不僅增加新的內容，甚至改變原來的主題，以對現實進行無情的批判。其編纂特色：既突出了厚重的民族文化根脈，又彰顯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濃厚色彩﹔既表現出編纂目的、“義理”標准、材料來源、加工方式、編纂體例等諸多的相似性，又展示了多種多樣的文章體式和多姿多彩的編纂風格。

第五章劉向的文獻編纂思想。劉向不僅是西漢著名的大學問家，而且也是西漢實際政治的積極參與者。劉向精通儒家經典，《詩》《春秋》尤為精熟，並且不限一家。劉向歸類、整理、編纂傳統文獻典籍，探尋、梳理、總結中華文化源流，並以進奏敘錄和三書等，諷諫皇上，指斥時弊，直陳當時政治之得失，表現出了極強的追求漢文化大一統、力挽漢帝國於飄搖之中的文獻編纂意識。基於第二、三章的史實考証和材料論說，本章著力考察、分析與歸納在經學視閾下，劉向文獻編纂思想的基本脈絡和主要觀點，進而指出“合於六經、闡釋義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經世致用、以史為鑒”以及體現於“《別錄》《七略》的經學理念”等是劉向文獻編纂思想的集中體現。

第六章劉向文獻編纂的學術貢獻。劉向文獻編纂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文獻學上有篳路藍縷之功，在中華學術史上有無與倫比之績。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在全面審視傳統文化之時，將整理、編纂官藏文獻典籍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總結成一套系統的編校原則、方法和程式，創立了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辨偽學及文獻編纂學的基本框架，尤其是構筑了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理論范式。劉向整理如此浩繁的文獻典籍，其追求文化大一統並服務於皇權的目標始終是明確的，他一方面通過校理皇家藏書、全面清理西漢以前的學術，創設了以儒家經學為主導、諸子學為流裔的西漢學術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又編纂《新序》《說苑》《列女傳》等，“以著述當諫書”，來表達他對西漢政治和社會倫理的見解。

第七章劉向文獻編纂的文化傳承。西漢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確定了我國古書的體例，奠定了我國書籍制度的基礎，結束了先秦西漢典籍單篇流傳、書無定型的散亂形態，使古書的流傳進入“勒成一書、編排有序”的定本時代，讓文本傳播以更加規范的形態登上了文化傳播的歷史舞台。漢代官學傳授是劉向定本流傳到社會的主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有“特殊讀者”的傳抄、賜書和圖書交易，這些傳播途徑擴大了劉向定本的流傳范圍。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的編纂形式和手法也開后世小說、雜傳之先河，成為我國古代諸多文體類型之濫觴。劉向的文獻編纂活動使漢以前的大量書籍有了全本、定本和善本，不僅為漢朝大一統的文化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后世優秀典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傳播創造了典型范式，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和影響。

劉向的文獻編纂活動是構建中國古籍文獻編纂學的重要源頭，總結其文獻編纂的具體做法、成功經驗，探討其編纂的原則與指導思想，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活動，也是立論的關鍵所在。該成果的基本觀點如下。

第一，劉向等拜受帝詔，大規模整理、編纂皇家征集到的散亂群籍，創古籍文獻編纂之先例，不僅奠定了我國文獻編纂學的基礎，而且構建了古典文獻學的框架。

第二，劉向整理群籍之時，借鑒先秦故事，編纂《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著作，勸諫帝王，把文獻編纂與社會政治密切結合在一起，使文學服務於社會。

第三，劉向歷時二十多年的文獻編纂實踐，成就卓著，探索其文獻編纂思想，分析其與西漢學術、政治的關系，是古籍文獻編纂學理論建設的重要環節。

第四，總結劉向文獻編纂的成功經驗，檢閱后世文獻編纂的成功案例，剖析二者之間的文化傳承。

該成果的創新之處在於以下幾方面。

第一，以劉向整理群籍的全過程為依據，首次明確將劉向的文獻整理活動分為兩個環節，即“校讎”環節與“編纂”環節（傳統觀點把劉向文獻整理的全部視為“校讎”）。廣收眾本，校勘典籍字、詞、句、篇的錯、訛、衍、倒為“校讎”﹔排定篇目、確定書名、編撰敘錄、編制群書目錄為“編纂”。“校讎”是“編纂”的必備條件，“編纂”才是劉向文獻整理的最終目的，即將上古三代至秦漢時期的大量單篇、散篇、同書異本文獻編成定本，改變古文獻的形制和流布方式。

第二，以西漢社會的政治學術環境為視野，全面梳理劉向文獻編纂的各個環節，深入分析其文獻編纂的條件、體式、原則、成就，並第一次研究、歸納了劉向的文獻編纂思想以及《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的編纂特色，深化了對劉向父子的學術研究。

第三，以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為視角，分層研究劉向在校讎學、版本學、目錄學、辨偽學等方面的杰出貢獻，描述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早期建構歷程，追溯中華學術傳統的起源，並分析劉向文獻編纂活動的不足之處及編纂思想的局限所在。

第四，通過對劉向文獻編纂活動個案的研究，再現西漢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社會情懷與服務於皇權的意識形態，反映中華學術與社會政治的密切關系，折射出秦漢時期思想文化的激烈沖撞與國家政治的歷史變遷。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專題研究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和思想，其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等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整理皇家藏書、進行典籍編纂是劉向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西漢文化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漢中后期，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讖緯之學三股學術力量相互沖撞，對六經的理解與闡釋成為當時學術的焦點。學術思想的傳承、創新、爭論，又和文獻的傳流異途、文本分歧與闡釋的差別密切相關，致使文獻整理和編纂成為西漢學術的主要表現形式。劉向受命整理中秘藏書，旨在實現漢文化的大一統，與“獨尊儒術”的思想大一統相呼應。可見，在此背景下，劉向父子的文獻編纂活動對於繁榮西漢文化學術而言就具有了不同凡響的意義。因此，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系統地爬梳、總結劉向文獻編纂實踐諸環節及文獻編纂思想諸要素，探討其對漢代學術以至於對中華學術史的貢獻極為必要。

第二，自西漢劉向等人大規模整理文獻、編定群籍以后，東漢、魏晉、唐宋、明清等朝代的文獻整理及編纂工作從未間斷過，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涉獵的學科也越來越廣泛，經學、史學、子學、文學無所不包。如鄭玄遍注群經、蕭統編定《文選》，別集總集的編纂、正史方志的編纂、律書的編纂、類書叢書政書的編纂、檔案的編纂、書目的編纂，等等。這些編纂活動的指導思想、程式、方法無不受到劉向文獻編纂經驗和編纂思想的影響。可見，劉向文獻編纂實踐和編纂思想對古典文獻編纂學基本框架的確立功不可沒。

第三，文獻編纂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涉及經史子集眾多學科，但目前的研究並不樂觀，真正以編纂學為研究對象，隻有榮孟源先生著的《文獻編纂學諸問題》和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而且主要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出版的一些檔案文獻編纂學教材。此外，韓仲民著的《中國書籍編纂史稿》、曹之著的《中國古籍編撰史》等，雖說是以典籍編纂為研究對象，但都屬通史性質，縱向研究脈絡清晰，橫向研究深度受限。至於斷代編纂史與個案編纂學研究領域，幾乎還是一片荒漠，雖有零星論著問世，但遠遠不夠，亟待開發。對於這樣一個弱勢學科，極有必要從源頭上加大研究力度，而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與編纂思想正是其源頭之一。

第四，劉向是西漢時期著名的今文經學家，但他在以是否“合於六經”作為書籍評判標准的同時，並沒有對其他諸子學派採取排斥的態度，而是認定諸子百家“亦六經之支於流裔”，充分肯定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墨家等諸子的學術思想都有合於六經之處，諸子學與儒家經學“相反相成”“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反映了漢學與中國學術的進步。同時，他還用古文經學校對今文經學，把古文經學著作同今文經學著作並列在一起，既梳理了西漢經學文獻，又體現出一種學術的寬容。劉向在文獻編纂過程中，注意吸納不同學術觀點、不排斥其他學術流派的治學態度和學術寬容，對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