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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 皓，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我們黨從一開始就深刻認識到事變的歷史必然性，隨著形勢發展作出一系列論述和應對，揭示出其對民族復興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中國人民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
一
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是必然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實施侵略中國蓄謀已久的陰謀。高度的歷史主動和歷史自覺決定了我們黨對於抗戰態度的決然。1931年9月19日，事變發生次日，中共滿洲省委便發表《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指出，“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採取的行動”。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的目的，是其擴大其對華掠奪的利益，將侵略中國的手段轉為直接的武力侵略的形式：“外國帝國主義看著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著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的替它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佔領滿洲中國領土。滿洲事變便是最明顯的表現。”
在1931年9月22日所作決議中，中共中央進一步論証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的必然性：其一，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日本在經濟惡化的基礎上“產生了群眾爭斗的日益緊張與革命化”，這些促使日本企圖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出路。其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驚人成功，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敵意，積極准備反蘇聯的戰爭，“日本的武人已經明白宣言，反蘇聯的必要准備正在加緊進行，佔領滿洲一切軍事戰略上的要點自然亦是這進行中之一個主要步驟”。其三，中國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與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對比，使得帝國主義感覺國民黨無法阻止革命運動的勃發，日本借此調動大隊的陸軍來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擊戰爭與蘇維埃運動。其四，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是對日本侵略行徑的縱容：“國民黨政府的投降帝國主義與無恥的出賣民族利益，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與武裝佔領作開頭先鋒。”
1943年3月后，國民黨反共浪潮甚囂，誣蔑中共為“新式割據”。針對此謬論，《解放日報》於1943年9月18日發表社論《國民黨與民族主義——為紀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指出九一八事變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背叛民族主義而造成”，“此次日寇既知蔣介石勇於內戰，毫無民族道德，所以，敢於發動‘九一八’事變，也並不是偶然的”。而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后，國民黨卻逆來順受，“二十二年，蔣介石在撫州對中路軍訓話，最能夠代表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東北失守的態度：‘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正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又制造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七七事變。
在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之后，中國共產黨對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因作了新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敢於侵略中國有三大原因，一是“日本存在著財閥軍閥帝國主義者的反動統治”，二是“中國存在著封建買辦法西斯的蔣介石統治”，三是存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美國是當時對中日關系有最大發言權的國家”。
七七事變前后，中國共產黨對九一八事變在日本侵華步伐和階段上作了分析。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九一八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報告，明確將日本的侵華步伐分為兩步，指出：“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經過侵略東四省的第一步，進到准備並實行全中國侵略的第二步驟。”
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出於侵佔中國的戰略計劃，必然制造九一八事變。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認識到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並且在當時就深刻揭示了這一點。
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我們黨指出，這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破壞，是對民族革命的破壞，是對民族國家的侵略，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同時更積極更直接的實行進攻蘇聯，企圖消滅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祖國，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及實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實行更大規模的屠殺政策以瓜分中國。”宣言指出：由於各帝國主義內部矛盾沖突，日本強佔東三省勢必將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號召全中國工農兵士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爭，以解放中國”。
1941年7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聯合起來扑滅法西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是向民主自由和勞動群眾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是瘋狂的反動和反革命，是民族侵略主義。與歐洲法西斯相比，“日本統治階級的法西斯化雖經歷著較緩慢的過程，而實現法西斯的撕毀條約，對外侵略，卻比其創始者來得更早。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強盜開始武裝侵佔我國東北四省，世界上第一個破壞國際條約的元惡大憝，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統治者法西斯化在亞洲的第一步。在194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10周年之際，周恩來明確指出：“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戰爭的導火線，而七七事變，更是日寇在世界侵略戰爭中的第二次信號。”在1942年11周年之際，周恩來進一步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法西斯化進程中的一步，“証實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的侵略禍首”，“東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戰爭最先爆發的火藥庫”。九一八事變“具有世界的戰略意義”，“經過東北人民的流血犧牲，經過全中國人民的流血犧牲，經過全世界人民的流血犧牲，方才打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一個確定的勝利前途”。
可見，中國共產黨當時就認識到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是必然的，日本實施其侵佔中國的大陸政策，勢必走上武力侵略並佔領中國的道路。同時，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民族國家的入侵，將激化各帝國主義內部本就存在的矛盾，勢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二
既然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侵佔中國的新階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由此必然發生相應變化。對此，中國共產黨重點論証了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批評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提出要奮起反抗，號召：“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斗爭。”接著，中國共產黨作出決議，指出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的前途將會產生“決定的影響”，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暴行，“毫無疑義地將激起廣大的勞苦群眾的民族覺醒”，在中共的領導下“這個民族的覺醒能夠很迅速的轉變到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爭斗”，但也要警惕“國民黨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義及一切的武斷宣傳來阻滯群眾運動的革命化”。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群眾的民族自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的無情的革命爭斗上來”。9月30日，中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進一步批評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認為“投降帝國主義，勾結帝國主義，壓迫與屠殺中國民眾的國民黨，決不能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進攻”。同時，還批評國民政府實施訴諸國聯的政策，認為“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國際聯盟來幫助中國，無異與虎謀皮”。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初期便提出了民族覺醒的問題，批評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將命運寄托於國聯的錯誤做法，提出實行既反對帝國主義又反對國民黨的斗爭。
中國共產黨逐漸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1931年12月5日，張聞天寫下《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斗爭》一文，提出了反對關門主義的問題：“無疑的，共產黨在這一反帝斗爭中，是擴大了它的政治影響，然而還有廣大的群眾，總還覺得共產黨的主張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還覺得共產黨沒有能靈敏的滿足他們的民族的要求。甚至以為共產黨是根本反對‘愛國運動’，‘抵制運動’與‘民族運動’的。”1933年1月，在獄中的王若飛致函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表達他對民族革命的抗日戰爭的工作意見和革命熱情，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不可小覷，制造九一八事變只是其侵略中國的第一步，“而取得之東三省必將企圖永久佔領，使之完全從中國分裂出去，且將繼續攻取熱河，進窺華北，此由其帝國主義之立國策，無論從經濟的觀點，軍事的觀點，‘反赤’的觀點，而知其必然的，堅決的，不退讓的，向著這個方向前進”。王若飛指出，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主義，請求國聯主持公理的政策“必然不會發生絲毫的效果”，中國隻能抗日。
這一態度在1935年華北危局期間更加清晰。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充分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他指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所代表的階級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証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証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民族危機日漸加深，“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斗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涌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堡壘是會發生破裂的”。隨著革命的形勢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作用更為關鍵和必要。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更加明確地指出九一八事變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歷程。董必武1938年9月18日在《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文章《今年的“九一八”》，即指出：“‘九一八’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要算是最悲愴，最深刻的一個國恥和國難的紀念日”，給國人以無情的打擊的同時，也喚醒了國人“空前的民族覺醒”，進而呼吁民族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日寇要滅亡我國的時候，我黃帝子孫應當不分階級，不論黨派，不懷成見，不記舊仇，一致的親密的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這才是挽救中華民族危機的唯一正確出路。這救亡的策略，也可以名之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喚起國人空前的民族覺醒，中共提出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革命的解放戰爭，九一八事變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史的新階段”。武裝斗爭是中共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九一八事變“是中華民族為自由獨立生存而生死斗爭的歷史新階段，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史的新階段”。1940年王稼祥在為《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一周年紀念而作的《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戰爭》一文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在抗戰以前是不是簡單的坐待抗日戰爭爆發呢？不是的，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與其武裝力量便不斷的堅持的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奮斗，為抗日戰爭的發動而奮斗。‘九一八’以后，中國共產黨即宣言號召民族革命戰爭來反對日寇侵略者”。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角色也面臨著轉變。張聞天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更大膽地廣泛地提出中國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口號，更積極的參加與領導廣大工農以及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民族革命的斗爭”。王稼祥指出：“假若在過去共產黨是領導和發展中國的革命農民戰爭，那末，在日寇侵入中國以后，共產黨便堅決的為停止這種戰爭，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而奮斗。”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時簡明扼要地指出，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共領導或協助下組織了抗日義勇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這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武裝斗爭新階段的體現。
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正確處理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的關系問題。1938年4月25日，秦邦憲發表《國際主義和革命的民族主義》指出：“‘九一八’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向就堅決地主張以民族自衛戰爭來反對日寇的侵略，它不畏一切倡導與創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這樣行動，是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因為它了解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是一致的。”10月中旬，毛澤東進而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也可以同時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中共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隻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隻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這些表明，九一八事變對中共關於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一致理論的確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特別提出了愛國主義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重要實施的論斷。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體現。
綜上，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后重新開始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最初提出的是兩種革命同時進行，即“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土地革命”。隨后，中共提出了抗日戰爭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進入武裝斗爭的新階段。圍繞此點，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國內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國際上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激發了我們黨為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而勇往直前的偉大精神。周恩來在《“九一八”十年》一文中指出：“不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總是堅持抗戰到底，不達到驅逐日寇出境，決不罷休！”這個“到底”，就是要“把東北人民從敵偽鐵騎之下解放出來”。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經過14年的艱苦抗戰取得了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完全意義上的勝利。抗戰勝利后，“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1946年9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斗——“九一八”十五周年紀念》，指出雖抗戰已勝利，但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下，中華民族再度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尚未解除，“所以我們今天紀念‘九一八’，除了接受過去的一切教訓之外，更應當用千百倍的力量來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自由和國內和平的迅速實現”。同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回顧十五年，紀念九一八》指出：“中國人民卻永遠忘不了‘九一八’，因為溫習這一段歷史及其經驗教訓，對於爭取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會有很大的益處。”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步，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但與此同時，正是這一場“為了把中華民族從半殖民地狀態中從亡國滅種危險中解放出來的戰爭”，給予了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機會。經過十四年英勇抗戰，改變了中華民族百年來受人欺凌、侵略、壓迫的屈辱境況，並孕育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