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樂：唐代區域市場的形成

作者：肖建樂，系雲南民族大學教授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呈現出繁榮景象。其中，經濟領域的進步尤為顯著，出現了所謂“唐宋變革”和“中世紀城市革命”。施堅雅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提出，19世紀晚期中國形成了9個具有經濟史意義的區域，並認為“在西北，隻有到了唐代才有充分整合的大區規模的城市體系”。學界關於唐代區域市場的具體情況論述不多，本文擬從交通的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城鄉互動的形成、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與專業化發展等方面探究唐代區域市場的形成。

交通發展是區域市場得以形成發展的前提。唐代的館驛制度日臻完善，交通管理制度不斷健全，相關律令日趨嚴謹。《唐律疏議》記載的唐代有關驛使的律令規定就多達17條，以確保交通管理制度的貫徹執行。唐代制度規定，“三十裡一驛”，陸驛一般是乘坐驛馬或驛驢，水驛則乘舟船。當然，設驛距離也會因地理狀況而因地制宜，比如《唐六典》卷5記載，“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裡”。統計數據表明，盛唐時全國設有驛站1639所。《唐會要》卷86《道路》規定,“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及斫伐樹木”，“所在橋路，亦令隨要修葺”。從史料來看，唐代的私驛和私人旅店也很發達，這些私驛可供旅客止宿、存貨、交易，還有可供客商租賃的馬驢和車船等，功能齊備、服務周到，運輸效能很高。這些旅舍、邸店、私驛大多分布在交通要沖、干道路旁和縣郭、村鄉、碼頭及港口附近。史載長安、洛陽、揚州、廣州以及東南沿海交通要沖還有外商經營的私驛，這在中國古代交通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新現象。交通工具的改進，官驛和私驛的並重，有力促進了陸路交通的發展。此外，水路航運發展迅猛，《唐國史補》卷下記載，“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揚子、錢塘二江者，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為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沂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水陸相兼，共同促進了唐代交通效能的提高。

商品經濟發展是區域市場形成的基礎。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是自然經濟逐漸減弱和商品經濟不斷增強的過程，唐代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高峰時期之一，商品經濟的發展具體表現在不完全的商品生產和完全的商品生產兩個方面。不完全的商品生產，是指剩余產品的商品化，即生產者的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日常所需，由於產品富余等原因流向了流通領域使產品具有了商品的性質。《茅亭客話》卷8“好畫虎”條記載，靈池縣洛帶村“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太平廣記》卷374“胡氏子”條記載，“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裡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溯流詣州市”。表明農民出售剩余糧食的現象逐漸增多。史載“溉田良沃，畝收十石”，有學者估計當時整個社會的農戶剩余產品率達到20%。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村剩余農產品的增加，農民與市場的關系進一步密切，特別是在唐代中期施行兩稅法后，大量農產品卷進了商品流通領域，地方市場更加活躍。唐代完全的商品生產大致分為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生產。茶葉的種植是一種典型的農業商品生產，當時不少產茶區的農民即把種茶當作主要職業，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全唐文》卷751記載，“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綿、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此外，鮮花種植也較為普遍，陸龜蒙對此有記載，“故城邊有賣花翁，水曲舟輕去盡通。十畝芳菲為舊業，一家煙雨是元功”。十畝地的鮮花種植應該是為了出售。《冊府元龜》卷488記載，“劍南西川宣撫使崔戎奏文‘西川稅課，舊有青苗，如茄子、姜、芋等農作物，每畝獲七、八百文，征斂不時，煩擾頗甚’”。大面積種植茄子、姜、芋等作物，可見也主要是為了出售。唐代手工業品則大都是商品。唐代的油坊和醋坊相當普遍，如長安宣平坊即有賣油者，齊州劉士郎“以鬻醋、油為業”。糧食加工業亦十分發達，宣宗時長安附近“百姓多端以面造麴入城貿易”。印染業發展迅速，有許多印染專業戶，如北海人李清更是“代傳染業”。家具加工業發展很快，《太平廣記》卷355“廣陵賈人”條記載，揚州有一商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唐代造紙業也相當發達，品種增多，紙坊遍布各地，如《太平廣記》卷145“鉅鹿守”條載，“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中唐時，印刷業日趨發達，私人已有印刷刻印書籍出賣以求利。印刷業與造紙業的發展，使日歷、詩文、書籍等成為日益普通的商品，如長安就有“鬻肆文典之肆”。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空前發展，大量的手工業品和剩余農產品涌入市場，市場上商品的總量越來越多，“南海郡利兼水路，瑰寶山積”，杭州“駢檣二十裡，開肆三萬室”。《新唐書》卷54《食貨志》記載，天寶時“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空前的鑄幣規模充分說明了當時市場商品總量之豐富，商品生產帶來了商品交換的頻繁，進一步促進了區域內市場交易。

城鄉互動是區域市場形成的直接推動力。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城市發展需要的勞動力、生產原料與生活資料主要靠鄉村供應，農產品的賣出和某些手工業產品的買進，也都離不開城市。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和生產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交流逐漸加大，至唐代中期以后，城鄉經濟互動的態勢逐漸形成。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直接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剩余糧食和剩余勞動力，農產品商品化發展則為城市發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質保証。鄭學檬先生談到太湖地區的農業時說，“太湖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經營的多樣化，打破了千百年來墨守成規的單一農業經濟結構，開始造成自然經濟的崩潰瓦解，推動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同時，密切了地主經濟、農民經濟和市場的聯系”。唐代城市規模的擴大導致對農副產品的需求加大，中唐后期民間絲織業非常發達，大量絲織品源源不斷供向城市。大量農副產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城市中去，以至於長安東市“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而唐代城市的發展使得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增加，消化和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增強。“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可見服務業中從業人員數量之大。《太平廣記》卷86“杜魯賓”條記載，“杜又常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為別’”。相信在建康城造房子的人也大都是進城的農民，而賣磚瓦之人與賣土之人一樣，都是農民出身，來往於城市和鄉村之間，類似於現在的農民工。唐代中期的時局動蕩，加上兩稅法的實施等原因，城市吸納的勞動力快速增加，以至達到“百姓日蹙而散為商以游，十三四矣”。中唐以后城市的大量興起及城市的消費性特征，決定了城市必須依賴鄉村而存在。同時，城市的興起促進了農村產品的商品化轉化和商品化生產的發展，並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棄農從商從工。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城鄉經濟互動的形成導致城鄉商品流通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促進了更大地域范圍內交換的發展。

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區域市場形成的標志。城市是所在地區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集中體現，唐代中期以后，城市逐漸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處於區域交易的中心地位，城市與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互相依存關系。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唐代區域中心城市的發展與所在區域的經濟形成了良性互動，帶動並促進了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隨著市場上商品種類的增加和日用品交換的頻繁，原有的農民定期到集市上交易的初級市場形式已不適應商品交換發展的需要，即以草市或鎮市為交換半徑的市場交換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商品交換的需要，市場交換半徑的擴大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揚州是當時長江下游地區的區域經濟中心，同時期成都發展成為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唐代中期以后，至少在關中、黃河下游、長江上游、長江中游和長江下游等區域形成了區域中心城市。伴隨著城市的經濟功能增強，城市具有了大量商品集散地的“中心地”作用，一方面匯集各方商品並分散到所屬的區域，另一方面收集所在區域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輸送到其他城市中去。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往往帶動大宗商品的交易，原有的流通環節從“商家—消費者”流通模式逐漸改變為“商家—批發商—消費者”流通模式，這就從內涵上需要原有的初級市場升級為更高級的市場形式，遠距離貿易日益頻繁，進一步擴大了商品的流通半徑。

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和區域市場的形成。在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從唐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系列專業性市場。當時專門進行茶葉交易的市場很多，白居易詩句“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可見浮梁有專門的茶葉市場。“蠶市”也是一種專業市場，一般形成於春季，以交易蠶農之具為主。《全唐文》卷840明確記載了懿宗年間漢州每年春季都舉辦“蠶市”，而且規模也相當可觀，“其日商旅輦貨至者數萬。珍纖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還有專門經營藥品的藥市，“天下貨藥輩皆於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於州院街易元龍池中，貨其所赍之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遞明而散”。此藥市能匯集“天下貨藥輩”，說明其已具相當規模。瓷都景德鎮原來是一個小軍鎮，逐漸發展為生產陶瓷的重要城市，形成了專業的瓷器交易市場，“初唐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鐘秀裡人陶氏所燒也。《邑志》雲：唐武德中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瓷名天下”。這些專業性市場，均以本地區的特色產品為依托，所售商品顯然是面向外地市場的。由於不同地區之間自然條件差別較大，各地區間商品的種類亦有較大差別。專業性市場的形成可以更好地促進較大地域范圍內的商品流通，並逐漸突破了原有交易半徑的限制。商品交換日益頻繁，以至“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結構的變化，日用品的交換逐漸加入到長途販運的行列，唐以前偶然性的長途販運到唐代中期已成為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日益頻繁。例如元和時盧坦任宣歙觀察使，“值旱飢，谷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由此可見宣歙地區的糧食無論在災荒還是平常年景均依仗外地商人供給。當時揚州附近農業發展較快，“開田萬頃”，使無水旱之患，而有“魚稻之盛”，有利於魚類的繁殖和桑、麻、茶、竹的生長，為魚類養殖業、紡織業、制茶業、編織業以及其他手工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奠定了唐代揚州發展的物質基礎。當時揚州商業極為發達，鹽商、茶商、珠寶商在揚州佔據很大的比重，大量的商品從揚州流向周邊地區，使得揚州與所在區域發展相得益彰、齊頭並進，也促成了這一區域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穩定。

伴隨著交通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唐代中期以后商品交換日益頻繁，專業性市場逐漸增多，商品流通范圍不斷擴大，市場從“日中為市”的草市、鎮市等狹小的初級性市場形態逐漸發展到跨州聯郡更大范圍的區域性市場。至唐代后期，至少形成了關中區域市場、黃河下游區域市場、長江上游區域市場、長江中游區域市場、長江下游區域市場等多個區域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