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蕤：大地遺珍：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

作者：楊 蕤，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河套地區西夏史跡調查與研究”負責人、北方民族大學教授

詩人臧克家曾講：“富庶的河套，是黃河所給的一點甜頭。”河套就像一個酣睡在黃河臂彎裡的嬰兒，母親河不僅賜予她物質上的富庶，更澆灌出燦爛輝煌的文明。雖然河套地區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佔地很小，但在中華文明的坐標體系中卻熠熠生輝。幾乎每一個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都曾涉足這一區域，並在此留下深深淺淺、星星點點的歷史印記。河套地區黨項及西夏豐富史跡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西夏時期的河套地區

河套之稱出現於明代。《明史》卷42《地理志》記載：“大河三面環之，所謂河套也。”事實上，僅有三面環河的自然地理條件還不足以形成河套之形勝，因為三面環之的特點古已有之﹔明季以降，長城橫截其面，才是河套之謂出現的根本原因。故清人在《河套圖考》序言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勝也。河流自西而東，至靈州西界之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至府谷之黃甫川，入內地迂回二千余裡，環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這一三面環河加上長城橫穿而過的地理特征構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是自然因素和人文條件共同催生的結果。隨著黃河改道等緣故，清季又有前套、后套、西套等稱謂，形成了現代地理意義上的河套。不過在中國歷史視野中的河套主要包括今賀蘭山以東、黃河以西、陰山以南、長城以北的區域。雖然這一地區在廣袤的中國國土中並不十分起眼，但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卻具有扼系天下安危的重要地位。這一點也早為古代先賢所認知，如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講道：“河套南望關中，控天下之頭項，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亂，天下亂。”顧炎武也曾講：“河套地迥迥佔千裡，其土肥沃，可耕粟，三面組合敵難入，面戰可防守。”正因為如此，作為中原政權的北門戶，北方游牧民族的前舞台，歷代政權都十分重視對河套地區的營務與管理。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西夏更是如此。

周偉洲在《唐代黨項》一書中指出，大致從唐代貞觀末年開始，居於今甘南川北一帶的黨項民族就遷入關內，散居於慶、靈、夏、銀、勝等州之內，主要分布於河套及周邊地區。至此，河套地區不僅成為黨項民族養精蓄銳和羽翼漸豐的舞台，更是西夏政權的發祥地，直到元朝滅亡西夏，河套地區一直扮演著西夏政權“左翼”的重要角色，是西夏得以立足的重要“農牧之地”，更是其東線防御的“東大門”。蕃漢民族交錯雜居、相互交融，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的維度，河套地區在黨項及西夏歷史上都具有特殊地位，在這一地區留下了較為厚實的史跡遺存。

豐富厚重的西夏史跡

在西夏學學術園地，學者們往往對元人未能給西夏修撰一部正史而深感遺憾，西夏歷史的探究也常常為文獻闕略所掣肘。然而當我們進入西夏故地，走向田野，豐富厚實的西夏史跡便展現在眼前。當然，走向田野是一個不斷有新發現的過程。經過調查走訪，目前可以看到的河套地區西夏史跡大致具有如下四個特點：

數量大。粗略統計，河套地區能夠進入文物統計視野的西夏史跡就有近500處之多。雖然在調查過程中必有遺漏，但基本反映了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狀況。需要說明的是，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密度略高於唐代甚至明清時期，僅次於新石器時代和秦漢時期。這一統計還未將從唐代中期始內遷黨項部落留下的墓葬、聚落、窖藏等遺存考慮進去。實際考古調查習慣於將這部分遺存定性為唐代遺存。因此，若將唐代黨項史跡一並統計，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則更為豐富，是名副其實的富集區。

分布均。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河套地區可以分為“水居環境”和“沙居環境”，前者是指沿黃河而形成的綠洲以及河套南緣分布的梳齒狀河谷地帶，后者則是指以今鄂爾多斯台地為中心的河套腹地。一般認為，“水居環境”比“沙居環境”更有利於先民們的生存，留下的史跡自然應該多一些。然而在實際調查中並非如此，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呈現出相對均勻的分布狀態，甚至在毛烏素沙地及周邊地區的西夏史跡也極為豐富。這也是唐宋時期河套地區地域結構的一個重要觀察點。

類型多。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有城址、墓葬、聚落、窖藏、窯址、烽燧、祭祀、宗教等類型，幾乎囊括了中國考古學上遺存分類的基本類型。西夏雖處於農牧交錯地帶，但其呈現出的文化遺存特征與中原王朝並無不同。在諸多的遺存中，河套地區的西夏聚落遺址尤其值得關注。這類遺址具有面積大、文化層較薄、部分遺址具有疊壓關系等特點，學術界對此類遺存尚未有較為系統詳細的解釋。如何理解在河套地區出現的較為密集且面積宏大的西夏聚落遺址，值得探究。

信息豐。文物史跡不會說話，但其蘊含的歷史信息是極其豐富的，一些河套西夏遺存的發現甚至具有改寫歷史撰述的重大價值。近年來統萬城周邊出土的黨項西夏墓志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証，百余方墓志展現出這一區域社會的基本概貌。但有一些河套地區的西夏史跡尚不能明辨其功能定位與文化內涵，例如在陝北北部一些遠離村庄的溝壑地帶，發現不少被當地百姓稱為“牛碾子”的遺存，初步考証時代應為西夏時期，有研究推測與火藥的制作有關，但具體用途功能還不能完全確考，諸如此類情況在田野中頻繁出現。這些靜臥荒野的西夏史跡就像一個個鎖定的歷史資料包，等待今人的密鑰與破解。

“字態”“物態”“活態”資料的結合

雁過留聲，水過留痕。包括黨項、吐蕃、漢民族等在內的先民們在河套地區繁衍生息了幾個世紀，在此交往交流交融，留下了不少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印痕。除了考古遺存外，河套地區的地名、民俗、方言等也隱藏了一些經過時間洗禮最終沉澱在區域文化中的信息。這部分史跡往往最容易被忽視，但其有著不容小覷的挖掘潛力和研究價值，是一部鋪在大地上的“天書”。河套地區尤其是長城沿線地區留存大量與黨項或西夏有關的風情民俗、口傳故事、地名傳說、姓氏資料、方言俗語等等，甚至從這一區域民眾的群體性格特征中也可以窺視這段歷史。即使這些資料不能作為嚴謹學術研究的信史，但對於西夏史研究而言，它們也不失為一種重要的補充和觀察的視角，需要謹慎地審讀和細致地剝離。

二十世紀初，王國維提出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相互驗証的“二重証據法”﹔在此基礎上，陳寅恪、黃現璠、徐中舒、饒宗頤、葉舒憲等學術前輩從材料獲取和研究方法視角提出了“三重証據法”，甚至“四重証據法”，並為學界所接受。今天，對於一個區域史跡的考察，不應僅局限於文物考古等單一的實物材料，凡能夠獲取歷史信息的載體都應進入調查研究的視野，可以稱之為“多重証據法”，但歸結起來，不外乎三種資料形態的支撐，即“字態”“物態”和“活態”資料，分別對應傳統意義上的史籍文獻、考古學意義上的遺存，以及至今仍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民間民俗文化。

傳統史籍文獻是任何時候都不得偏廢的研究基礎。近代以來，出土文物和考古遺存也得到前賢鴻儒的極大關注，陳寅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之斷論，即是對“物態”資料的重視。唯有存在於今天百姓民間的“活態”資料還未能充分進入歷史學研究的視野。

進入新世紀，走向田野業已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趨勢，在此背景下，“字態”“物態”“活態”資料的結合也應具有中國史學研究普遍意義上的價值。這一點在河套地區西夏史跡調查過程中體會尤深。對於傳統文獻闕略的西夏史研究而言，散落在河套地區豐富鮮活的史跡遺珍顯然成為觀察區域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甚至是一部有待學界去仔細研讀的“大地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