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黃河：中華民族的魂，中華民族的根

何尊銘文中有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中國”二字。 資料圖片

作者：葛劍雄，系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幾千年前，中華大地形成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的文明雛形，考古學家將此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斗。其中，能延續並發展成為中華文明主體的都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這絕不是偶然。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黃河中下游地區絕大部分屬於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平原，地形平坦，土壤疏鬆，大多為稀樹草原地貌，是早期農業開發極其有利的條件。在尚未擁有金屬農具的條件下，先民用簡單的石器、木器就能完成荒地開墾、土地平整、鬆土、播種、覆土、除草、排水、收獲等。

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平原地處北溫帶，總體上適合人類的生活、生產和生存。五千年前，這一帶的氣候正經歷一個溫暖期，三千年前后有過一個短暫的寒冷期，然后又重新進入溫暖期，直到公元前1世紀才轉入持續的寒冷。因此在五千多年前，這一帶氣候溫暖，降水充沛，農作物能獲得更多熱量和水分，物種豐富，成為當時東亞大陸最適宜的成片農業區。

這片當時北半球面積最大的宜農土地，足以滿足不斷擴大的農業生產和持續增長的人口的需要。這片土地中間沒有太大的地理障礙，函谷關、太行山以東更是連成一片的大平原。黃河及其支流、獨立入海的河流、與河流相通的湖泊，形成天然的水上交通網。交通便利，人流、物流和行政管理的成本較低。這樣的地理環境，使一些杰出人物萌發統一的理念，逐步形成大一統觀念，並由政治家付諸現實。“中國”的概念由此產生。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多元格局，並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二裡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黃河文明是早期中華文明的核心和基礎，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魂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時期，政治中心都在黃河流域（包括歷史時期黃河改道形成的流域）。宋代以前，全國的經濟中心和大多數區域經濟中心都處於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的黃河流域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齊魯地區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是魯國曲阜（今山東曲阜市）人，他曾周游列國，晚年回到曲阜，致力於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學，他的眾多學生主要來自魯、衛、齊、宋等國，主要傳承人孟子、曾子等也都在這一帶。戰國時百家爭鳴，幾種主要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傳播地區也集中在黃河流域。墨子（墨翟），道家的創始人老子，道家學派代表人物楊朱、宋钘、尹文、田駢，庄子，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慎到，戰國中期產生的黃老學派，法家商鞅，荀子（荀況），法家韓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黃河流域的范圍。

秦漢時代，黃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實的全國政治中心，其影響遠及亞洲腹地。黃河下游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是最主要的農業區、手工業區和商業區，黃河流域的優勢地位由於政治中心的存在而有所加強。兩漢時期見於記載的各類知識分子、各種書籍、各個學派、官方選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絕大多數跨黃河流域，“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反映了當時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實際狀況。

從公元589年隋朝統一至755年安史之亂，黃河流域又經歷一個繁榮時期。隋唐先后在長安和洛陽建都，關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唐朝的開疆拓土和富裕強盛還使長安的影響遠及西亞、朝鮮、日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盡管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已有很大的發展，但黃河流域在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國家財政收入中仍佔據更大份額。唐朝這一階段的詩人和進士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顯示出文化重心所在。

從河源到出海口，中華各族人民在黃河流域生活、生產、生存。他們或農，或牧，或工，或商，或狩，或採﹔或住通都大邑，或居茅屋土房，或鑿窯洞，或棲帳篷，或依山傍水，或逐水草而居。他們的方言、飲食、服飾、民居、婚喪節慶、崇拜信仰，形成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總之，中華文明的源頭是黃河文明，是中華民族的先人在黃河流域創造的。中華民族早期主要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行為規范、審美情趣、禮樂儀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思想流派、文學藝術、崇拜信仰，都是在黃河流域形成的，或者是以黃河流域所形成的為主體、為規范，然后才傳播到其他地區。

黃河，不愧為中華民族的魂。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根

大量歷史事實証明，黃河曾經哺育了華夏民族的主體，曾經哺育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先民，她的兒女子孫遍布中華大地，並已走向世界各地。

夏朝的建立和長期存在形成了由各個部族融合成的夏人，又稱諸夏。在商、周時代，人口的主體是夏、諸夏，他們被美譽為華夏（華的本義是花，象征美麗、高尚、偉大），以后常被簡稱為夏或華。華夏聚居於黃河流域，通過周朝的分封和遷移，擴散到更大的地域范圍，並不斷融合殘留的戎、狄、蠻、夷人口。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長城之內的黃河流域，非華夏族都已被融合在華夏之中。

秦漢期間，華夏人口從中原遷入河套地區、陰山南麓、河西走廊、長江兩岸、巴蜀嶺南、遼東朝鮮。在兩漢之際、東漢末年至三國期間、西晉永嘉之亂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亂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亂至宋元之際，一次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使華夏人口遍布於南方各地。一部分人口主動或被動遷入匈奴、烏桓、鮮卑、突厥、吐蕃、南詔、回鶻、契丹、渤海、黨項、女真、蒙古、滿族的聚居區，在與這些民族融合的同時，傳播了華夏的制度、禮儀、文化、技藝、習俗、器物，擴大了中華文明的影響范圍，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逐漸形成。到了近代，成百上千萬的內地移民闖關東，走西口，渡台灣，遷新疆，開發和鞏固了祖國的邊疆。至20世紀初，從黃河流域遷出的人口與他們的后裔，已經遍布中國大地。

在向各地輸出移民的同時，黃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區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周邊地區的非華夏移民。匈奴、東甌、閩越、烏桓、鮮卑、西域諸族、昭武九姓、突厥、粟特、吐谷渾、吐蕃、黨項、契丹、奚、女真、蒙古等先后遷入黃河流域，這些民族的整體或大部分人口在這裡融合於中華民族的主體之中。

盡管今天全國各地的漢族人口並非都來自黃河流域，在南方一些地區和邊疆地區其實是世代土生土長的人口佔多數，但絕大多數漢族家族，甚至一些少數民族家族都將中原視為祖先的根基所在。顯然，他們所認同的不僅是血統之根，更是文化之根，而這個根就在黃河之濱、黃河流域。

黃河，不愧為中華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