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峰：宋代文人行役記的審美取向與價值追求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文人行役記的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

宋之前因為書寫者、書寫動機等的不同已形成了僧人行記、征伐隨行記、交聘行記等。與前代的行記相比，宋代的文人行役記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斷融通創新，使行記創作達到了高峰，為后世樹立典范，影響深遠。

旅行書寫與文體自覺融通。宋代的文人行役記約三十余部（篇），雖然受游記影響較大，但在容量、體制、風格等方面與游記差別很大。歐陽修、黃庭堅、范成大、周必大、陸游、呂祖謙等影響一時的文人都有行記作品流傳於世。北宋歐陽修的《於役志》與唐代李翱的《來南錄》如出一轍，語言簡練，重在紀實，明人王慎中言《於役志》“此公酒肉帳簿也，亦見史筆”。后又有李復的《馮翊行記》、張舜民的《郴行錄》、鄭剛中的《西征道裡記》、盧襄的《西征記》等，這些作品已不滿足於行程的記寫與簡單的事件羅列，內容和體例方面皆有突破，其中張舜民的《郴行錄》探幽覽險，抒情言志，賦詩逞才，頗為壯觀，正如周煇《清波雜志》卷四所言：“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重點敘寫旅行途中的文化觀感與審美愉悅。《郴行錄》承上啟下，后來者沿著這條道路繼續探索，創作出了水准很高的作品。

宋代是各種文體的丕變期，文人對文體的探索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追求，各種文體在正體與變體、尊體與破體之間不斷融通滲透，逐漸走出了一條貫通之路。宋代的文人行役記在繼承前代行記的基礎上，融合各種文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紀實、審美、抒情並行，是長期處在日記、游記、地記、傳記之間的著述，在體例方面逐步完善，是紀實文學發展的新高度。宋代的文人行役記在時間上按照日記體逐日記錄，採用以人物行走為中心的傳記手法，吸收借鑒對地方性知識的書寫方式，其中不乏游記的審美觀照，筆法具有筆記體隨筆佔記，蕭散自然的特點，語言“文而不麗，質而非野”，在紀實與審美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形成了韻味十足的散體文。

文化精神凸顯與“內在”審美轉向。宋代採取崇文佑文政策，優遇文人，文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核心文化是士大夫文化。文人行役記集中反映了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與審美追求，以一種精英旅行的方式推動文化發展，他們將關注重點放在了長江以南地區，在旅行當中重新梳理景觀與地域之間的續脈，將書本知識與山水、遺跡、風土、人情融通，體現出一種自我意識與文化審美。這些行記受時代精神浸潤，更加注重“內在自我”的觀照以及“以我觀物”的審美追求，具有內傾的特質。宋代文人行役記的形成是文道合一、審美涵養的過程，四庫館臣在論述陸游《入蜀記》時言：“因述其道路所經，以為是記游。本工文，故於山川風土，敘述頗為雅潔，而於考訂古跡，尤所留意……其它搜尋金石，引據詩文以參証地理者，尤不可殫數。非他家行記徒流連風景，記載瑣屑者比也。”其實，這段話能夠概括宋代文人行役記的普遍特點。宋代的文人行役記突破了游記專門記游的單一模式，全面反映士大夫在自然、生活、藝術、學術方面的追求，時空結合，大膽創新，自由靈活，形成了具有宋代特色的旅行書寫傳統。這些行記既注重行程路線、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的記載，而且也引詩考証，搜尋探求，既有文化的厚度，又有審美的高度。

文人行役記的創作者以學術的眼光突出地方性知識，又以文人的才情書寫風景，延續文化傳統。自然景觀與歷史遺跡經由文人的書寫，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文化認証方式，進一步強化了風景與歷史遺跡的文化意義。書寫的對象不在於其自身之美，而是在文化體驗過程中形成一種自覺審美，在記寫的過程中彰顯身份、審美取向與文化權力，體現了宋代的文化精神。文人行役記創作者眼中的風景具有文化屬性，他們以深厚的學養將詩歌、考証、辨誤相結合，在特定場域重塑風景，強調地方意義。

文人行役記書寫典范的確立。南宋時文人行役記不管是數量還是質量上又有了很大的提升，影響漸深，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驂鸞錄》，周必大的《南歸錄》《奏事錄》《泛舟游山錄》，呂祖謙的《入閩錄》《入越錄》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是陸游的《入蜀記》，堪稱典范。《入蜀記》共六卷，記錄了陸游從山陰到夔州途中的所見所感，全書逐日記錄，沿途的山川名勝、歷史遺跡、風土人情無不涵括其中，攬勝、說詩、考証、辨誤融會貫通，語言清麗雅潔，是難得的佳作。

《入蜀記》為行記提供了一種與文人身份相配寫作模式，富贍的學養與強烈的文化認同，使陸游能夠輕鬆駕馭旅行途中的景觀。《入蜀記》或是對自然山水的平鋪直敘，或借前人的吟詠來寫景，或描寫生活化的場景。其中，詩歌成了陸游體會涵詠最主要的方式，每到一處，他總會將寫某地的詩歌拿來比較一番，擇取優秀的詩歌穿插其中，不乏通過觀感加深對詩歌的理解，糾正錯誤的認識，因而，在旅行中又經歷了一次詩學的大淘洗。《入蜀記》中的學術品格又為文人行役記提供了一種書寫范式，其中以嚴謹態度的考辨俯拾即是，對碑刻的格外留意，文獻與考古結合的“二重証據法”被陸游用得爐火純青，集中體現宋人的理性與探求精神。

《入蜀記》中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深度融通，知識經驗與實踐閱歷碰撞，深厚的文化內涵與豐富的情感傾注其中，雅潔自然，雋永有味，蔚為壯觀，為后來的文人行役記創作樹立了典范，影響巨大。南宋時期的《吳船錄》《驂鸞錄》《泛舟游山錄》《入越記》《入閩記》《歸廬陵日記》等文人行役記皆與《入蜀記》一脈相承，成為一時的文學現象。元明清以后，文人行役記的創作者多以《入蜀記》為典范，在旅行途中以行記的方式發現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風景、文化、情感、學養無所不包，成為文人爭相模仿的對象。

作為旅行書寫的主要方式，宋代的文人行役記以“宋型文化”為基礎，融通各種文體形成的紀實性文學，具有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與美學特質。在外在形式上，滲透多樣文體，自然渾成，隨意揮洒，是旅行書寫的新典范﹔在內在精神上，重在文化審美意識的張揚與自我經驗的觀照， 旅行景觀與內在自我高度契合，具有靜穆理智、閑雅平和的人文旨趣，是宋人文化精神的展示。“文變染乎世情”，宋代的文人行役記以其獨特的審美取向與價值追求在宋代文學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