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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唐代判文文獻整理與研究”負責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說文解字》雲：“判，分也。”《辭源》有“剖開”“半” “區別、分辨”“裁決獄訟”等意。“判”之為文由來已久，從西周時期開始，便出現以判文斷決獄訟的記錄。“判”與“官”的關系密切：古時官員以判文斷決獄訟、處理糾紛，逐漸地創作判文成為官員臨政治民、處理公務的必備能力。到了唐代，國家便以判文作為銓選文職官員的重要文體。
流外入流，以判簡擇。唐代試判最初起於“流外入流”。“流外”指“未入九流”的流外官，《唐六典·尚書吏部》雲：“郎中一人，掌小選。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銓’。” 流外官指“諸台、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史”，他們主要是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官員之子弟，或者州縣佐吏。具備書、計或時務能力的庶人也有資格參加流外官的選授。流外官也分為九品，一般情況下，每年考核一次，經過三考參加流外銓的轉選，根據其才能功勞升秩。升到流外官最高的勛品后，就可以參加流外官轉入流內官的選授活動，稱作“流外入流”。“流外入流”需要經過一系列官員選授的“程序”，“試判”就屬於流外入流的主要程序之一。
吏部關試，以判報到。唐代士子經由禮部的進士、明經等科目試及第后，只是獲得了晉身仕途的資格，還要經過“關試”，到吏部報到，然后等待選官。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簽》雲：“關試，吏部試也。進士放榜敕下后，禮部始關吏部，吏部試判兩節，授春關，謂之關試。始屬吏部守選。”進士（等貢舉科目）放榜以后，禮部把及第舉子的材料移交到吏部，吏部對他們試判兩節，然后發給舉子“春關”。完成這樣一套程序，他們才算正式歸屬吏部待選。唐代趙匡在《舉選議》中雲：“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效職。人出身以后，當宜習法。”所以事實上，試判是新及第舉子到吏部報到的一個程序，標志著他們今后的官職授任已經由吏部負責。而關試旨在指引考生今后要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提高處理政事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效職。同時，關試中試判成績的優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守選時限和冬集時間。也就是說，同等出身、科目、等第的舉子，在關試中的試判成績優秀的，能夠相對更早地獲得官職任命。
銓選四事：身言書判。終唐一世，六品以下文官系統的官職授任，大都需要經由吏部常調銓選。據《新唐書·選舉志》：“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參加選官活動的待選之人，首先要集中考試，以觀其書判優劣，要求書法楷法遒美，判文文理優長。然后再銓察其身言，要求體貌豐偉，言辭辯正。四事皆可取，然后再參考德、才、勞，根據資歷、勞考而授官。但是，自古以來，取才為難，各個時代的選賢授能都是一個難題，唐代亦不例外。唐代禮部侍郎沈既濟論曰：“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國家制度雖然規定度德、量才、計勞授職升秩，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卻隻能從有限的書判簿歷、言行舉止中以一斑窺全豹，故謂之以“身、言、書、判”四事選官。
四事之中，判為尤重。雖說以“身、言、書、判”四事擇人選官，這四項標准卻是有主次之分的，並非同等重要。趙匡認為，“身、言、書、判”四事中，書法只是一種臨政治民的工具，字體不至於乖越即可。身、言實際上就是舉措可觀、詞說合理，有才干的人皆能如此。而判文，則是為官最重要的能力。擅長創作判文的人能夠斷決百事，必然是理識非凡之人，所以從判文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才干。試判優秀之人，自然是舉措可觀、詞說合理的才干之士﹔相應的，試判下劣之人則蔽於理識，斷然沒有貌言可言。所以趙匡認為，判是擇人四事中最為重要的標准，是身、言、書不可同日而語的。
試判在吏部常調銓選中的作用，具體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一為擇優，二為黜劣，三為達標。試判成績特別好的，分為一二三四等級或者甲乙等級，凡試判入了等級的，稱“入等”，優予授官。如常無名、顏真卿、韋溫、宋璟、蘇颋等人都曾有過試判入等的經歷﹔特別差的，稱“藍縷”，不予授官或者降級授官﹔成績達標、不優不劣的，就按照常規制度正常授予相應官職。試判優劣是唐代選人能否得官和得官好壞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
書判拔萃，超資授官。唐代在高宗以后入仕之人漸多，官闕增加卻有限，大概要八九人競選一官。每年的選官活動，選人疲於來往，吏部工作繁重，也給京城的治安、交通、住宿等帶來沉重負擔。所以有司按待選官員的出身、等級、資歷等條件，提前公布哪些人能夠參選。先是出台了臨時的“長名榜”，后來形成了規范全面的“循資格”，從開元十八年開始實施直至唐末。“循資格”設置了六品以下文職官員的常調銓選，按年資逐級晉升的法式。它主要規定了以下內容：凡是六品以下文官，獲得出身或任職期滿罷秩后，無論賢愚皆需等待若干年以后才能參加常選授官﹔等待的時間長短各有差等，級別低的官職等待年限長，級別高的官職等待年限短﹔授官要以下升上，根據級別高低逐級提拔，不能逾越。循資而進的選人范式，有其天然的弊端：重資歷而輕才能，隻憑年資履歷逐級提拔，無才能高下之別。在當時就有對“循資格”的批評之聲，以為非求才之方，“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官方甚至一度下詔試圖廢止，但因選人多而官闕少的矛盾一直存在，“循資格”又便於實施，所以隨后便又恢復如舊。
“循資格”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選人多而官闕少的矛盾，對選司來說減少了工作量，對選人來說避免往來奔波，也減輕了京師的交通食宿壓力，應該說有一定積極意義，但也確實有失才之嫌。所以作為選官制度的補充，吏部“科目選”就應運而生。它打破常規，選人可不限年考參選，考試時展現非常之才者，還可越級提拔。“書判拔萃科”是“科目選”最常見的科目，其唯一的試項就是判文。相對而言，它錄取登科的標准更高，常選試判入等是“佳者”，書判拔萃則是“超絕”。但它不拘格限，超資授官，所以更適合文才出眾者，白居易、李商隱、鄭畋等人都曾登“書判拔萃科”。
從整個唐代來看，試判在文職官員銓選中至關重要，幾乎是六品以下文官選授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作用之大、影響之廣、涉及人數之多、實施時間之長，極而言之，堪稱“以判選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