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圖像論

南京大學趙憲章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學圖像論》（項目批准號為：12AZW00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文學圖像論”這一課題名稱援自前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像論”，即認為文學既然是一種語言的藝術，就應當經由圖像和世界發生邏輯聯系。於是，探討文學與世界的圖像性關系也就成了該成果的主題。

文學與世界的圖像性關系一方面表現為文學對世界的“語象”展示，而不是通過“概念”說明世界，另一方面也表現為語象文本向視覺圖像的外化和延宕，詩意畫、文學插圖、文學作品之影像改編等，就是這種外化和延宕的結果。關於這方面的學術資源可謂古今有之、中外有之，而該成果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面向“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現實立意，借鑒“語圖符號學”的方法闡釋二者的學理關系，試圖在基礎理論和圖像分體研究兩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一 基礎理論研究

該成果基於語言和圖像的關系（簡稱“語圖關系”）討論文學與圖像的關系（簡稱“文圖關系”），討論建構的基礎理論包括“語圖互仿論”、“語圖指稱論”、“語圖傳播論”、“語圖敘事論”、“文學成像論”五個專題，現分述如下。

1.語圖互仿論

文學既然是語言的藝術，那麼，文學與圖像的關系，說到底就應當是語言與圖像的關系。該成果認為，隻有基於后者，才能對前者做出有深度的學理闡發，進而避免情緒層面的浮泛與打滑。將這一觀念落實到文學和藝術的關系史，就可以發現二者的互相模仿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另外，它們之間互相模仿的效果又是非常之不同。以詩畫互仿為例：大凡模仿詩歌的繪畫作品，即“詩意畫”，很多都成了畫史上的精品﹔反之，模仿繪畫的詩歌作品，即“題畫詩”，在詩史上的地位則很難和前者在畫史上的地位相匹配。那麼，在這種“非對稱”現象的背后，隱匿著怎樣的審美規律呢？該成果發現，這是一種“順勢”和“逆勢”的區別，包括“詩畫互仿”在內的整個“語圖互仿”、“文圖互仿”，在藝術效果方面普遍存在“非對稱”態勢，圖像藝術對於語言藝術的模仿是“順勢而為”，所以成功者居多﹔反之，語言藝術對於圖像藝術的模仿則是“逆勢而上”，所以很難成功。對這一現象展開進一步研究，將有益於認識文學和圖像的復雜關系。

2.語圖指稱論

首先，進一步研究發現，文學與圖像的互相模仿之所以有“順勢”“逆勢”之別，在於語言和圖像兩種符號具有不同的意指功能：前者是實指符號，后者是虛指符號，從而導致文學崇實、繪畫尚虛的藝術風格，並產生了不同的評價標准。這就是鍾鐘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發現的千古之謎，究其原因，當然是兩種符號的不同性質，能指和所指關系的“任意性”造就了語言的實指本性﹔與此不同，“相似性”原則決定了圖像的隱喻本質和虛指體性。其次，人為的制作工藝及其對於視覺機制的迎合，使圖像符號作為“假相”具有了合法性﹔但是，語言作為實指符號並不會“說謊”，所謂“謊言”源自語言的使用，“謊言”在語言系統內部並不具有合法性。另外，圖像的本質是“隱喻”，語言隱喻則意味著語言的圖像化、虛指化，即語言脫離實指而變身為圖像（語象），從而滑向虛擬的想象空間。可見，語圖符號的實指和虛指並行而不悖，語言實指和語象虛指的交互變體成就了文學的體性。

3.語圖傳播論

如果沿著上述思路繼續追問，我們還可以發現語言和圖像之所以有實指、虛指之別，就在於它們盡管都可以指稱世界，但其指稱中的“名實關系”卻大不相同：語言作為實指符號，為世界命名是其本體屬性（通過語言認識世界）﹔圖像作為虛指符號，通過對身體（眼睛）的誘惑而使其愉悅是其本體屬性。就此而言，可將二者的區別定義為“可名符號”與“可悅符號”。當然，語言作為實指的“可名”符號，也可以使人產生愉悅，但由語言產生的愉悅是理性的、有限的、可控的，圖像愉悅則往往並非如此。同義反復，圖像作為虛指的“可悅”符號，也可以為世界命名（指稱世界），但其作為命名符號卻難以像語言那樣精准，為世界命名並非圖像之所長。“可名”與“可悅”作為語言和圖像兩種符號各自之優長，使“圖以載文”多介質組合的傳播方式成為可能。圖像作為愉悅符號助推了文學的大眾傳播，前提是虛化和卸載自身所承載的事理，以“輕裝”換取游走速度是“文學圖像化”必然的選項。

4.語圖敘事論

語言和圖像既然都可以為世界命名，那麼，它們同樣都可以用來敘事，都可以作為一種敘事符號。就此而言，“在場”與“不在場”是它們的主要區別。“在場”“不在場”不僅關涉到顯露真理的可靠性，也關涉到文學敘事的真切性，即“不隔”或“隔”的問題。相對語言符號而言，圖像敘事是一種在場的“圖說”，因為視覺器官的觀看之道是“陷入”世界並棲居其中，在“看”與“被看”的緊密相擁中自戀自樂，沉醉其中而物我兩忘。但是，圖像符號不過是“存在的薄皮”，“圖說”之所“說”不過是一種“皮相之見”，而所謂“畫外意”及其“比德”並非畫之本有，因為我們已經將“在場”賦予了圖說。言說的不在場不僅表現為符號表意的間接性，文字文本充任言說的“代用品”也是其重要表征。因此，口說的詞能否在書寫文本中被重新喚起，也就成了后者的在場理想。“音響”作為語言的“第一能指”決定了它的永遠在場，也決定了語言藝術的音樂性本質，“形象性”並不能區隔文學與非文學的根本不同。在語言和圖像“敘事共享”的場域，語言有可能穿越圖像，使不透明的“薄皮”變得透明，“圖說”也就被賦予了“言說”之意味深長。

5.文學成像論

“文學成像”，即文學生成圖像、成為圖像，它的前提當然是圖像的生成。首先，圖像的生成源於“一畫”，意味著自我意識萌生之后人與自然的吻別和認同﹔天人揖別和天人際會之二律背反是其內在張力，從而結構了圖像表意的動因和勢能。其次，“畫”即“話”，意味著語言與圖像同源共生、彼此相間，語象肉身與外物的相似決定了言說的圖像性，文字的出現則陡增了“以圖言說”的在場誘惑，誘使文學變體為“圖說”而在記憶深處扎根以保持它的久香。再次，文學成像的實踐過程是基於“文心取意”，不同取意所形成的“語圖漩渦”增添了文藝史的無限風景﹔踐行文意的制圖技藝有賴於“心手相應”，這一肢體動作過程表征為“言”在“行”中、“智”在“肢”中、“心”在“手”中，這是肉身的靈化和心靈的肉身化之渾然天成。於此，文學的圖像之旅最終成為可能。

“文學成像論”一方面屬於文學圖像論的基礎理論，就像前述四部分那樣﹔另一方面它又引出了下述兩章，即對具體的、最具代表性的兩種文學圖像進行探討。

二 圖像分體研究

由於該成果不涉及以影視為代表的現代圖像，所以，由詩歌和小說生成的圖像，也就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兩種文學圖像。對這兩種傳統的文學圖像展開體式研究，探討它們“是什麼”和“為什麼”，也就構成了該成果的第二部分，現分述如下。

1.詩歌圖像論

詩歌圖像，俗稱“詩意圖”、“詩意畫”，是文學生成圖像、成為圖像的主要體式之一。一方面，詩意圖是對詩意的模仿和再現，也可名之為詩歌的圖像修辭。從其諸種圖式可知，這一另類修辭格主要表征為詩語空白的填補和詩歌意象的具體化﹔由此，文本所編織的詩意在圖像中直接綻開而被“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詩意圖所綻開的只是“詩眼”而非詩意的全部，因此，它的模仿不過是一種“例証”而非詩意的完整再現。於是，詩意圖就像矗立在語義深邃中的屏風，在使詩眼綻開的同時也屏蔽了圖像背后的世界。這就是詩意圖的雙重性相及其符號表征：“綻開”與“屏蔽”的二元組合形塑了它的格式塔特質，開闔有序的律動驅使語圖符號之互文游戲，詩意在圖像中的若隱若現撩撥視覺誘惑。

2.小說插圖論

與前述詩意圖一樣，小說插圖是文學圖像的另一典型體式。該成果發現，小說插圖起源於唐代以降的“立鋪講唱”，變文變相、話本插圖等是目前可見的早期案頭化存留，以明清白話小說為典范的插圖藝術則是它的超越和復現。從現場講唱到案頭讀本是小說敘事的折疊，“插圖”就插在敘事冊頁的褶皺中，以其明見性召喚默存的事跡在讀者心目中蘇醒。故事圖與人物圖是小說插圖的兩大主要類型，它們逃逸冊頁而獨立敘事之所以可能，在於喚起記憶中“象暈”的重新認同。就小說文體的純粹性而言，圖像的插入是符號異類的強制入侵，“圖說”是“言說”的抵抗話語，是對沉浸式閱讀的解構，“裝飾”而非“再現”是小說插圖的顯在符號表征。

需要說明的是，該成果屬於跨學科研究，所有命題（論題）都是在文學和藝術兩個學科之間發現的，或者說隻有在不同學科之間才有可能發現這些前人從未涉及的新問題。該成果的階段性成果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3篇，在《文學評論》和《文藝研究》上發表了3篇，其中1篇先后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4）和教育部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2015），另有1篇論文入選《〈文學評論〉六十周年紀念文選》。中國知網顯示，該成果階段性成果中的3篇論文都超過100篇次被引，8篇論文都超過1000篇次下載，受關注度較高。

但是，該成果尚有一些應該論及而未能論及的問題，諸如源自文學的靜觀圖像與施為圖像的關系，文學書寫圖像問題，年畫、葉子等民間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曲本插圖和連環畫的文學改編，史傳、諸子和蒙學等廣義文學圖像問題等。換言之，文學圖像論是一個非常廣闊的論域，該成果隻能說是這一工作的開始，而更多、更有意義的工作尚有許多。就此而言，該成果只是拋磚引玉，“文學圖像論”隻在我們眼前展現出遙遠的地平線。

一百年前，王國維曾經感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充滿了文學的自信與豪邁﹔一百年后的今天，整個文學的“模樣”已經模糊不清，唯有和圖像的關系密切，甚或是被圖像符號咀嚼過了的作品才備受青睞。可以說，當今之時代，文學和圖像的關系復雜多變前所未有，重要的還在於所謂“文學危機”背后的“符號危機”，即20世紀電視文化普及以來整個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圖像符號的挑戰。就此而言，人文學術不能保持沉默，需要對“語言”和“圖像”重新認識，而在文學圖像論的視野中研究這一關系，也就成了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是，王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將在另外的意義上被改寫，他的文學研究路徑也將隨之有所改變。例如，僅僅研究《屈子文學之精神》是不夠的，還要研究屈子文學與圖像的關系﹔僅僅言說《人間詞話》是不夠的，還要言說詩詞和圖像的關系理論﹔僅僅描述《宋元戲曲史》是不夠的，還要描述戲曲戲劇的“語圖關系史”﹔僅僅有《紅樓夢評論》是不夠的，還要對《紅樓夢》和圖像的關系進行評論……這樣，文學研究的空間將被大大拓展，文學研究的路徑將被另外分支，文學研究的學術理想將被重新定義。毫無疑問，這裡所展現的是不同於王氏時代的新的學術地平線，可謂不僅“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同時，一代有一代之“新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