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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杰，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代海防文獻研究”〔16CZS003〕階段性成果
明人茅元儀曾言，“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此論斷在后世被廣泛認可。事實上，在筆者看來，茅氏囿於兵經合一的理念，並沒有反映出古代兵學發展演變的細節。兵學發軔於春秋時期，孫武與《孫子兵法》的橫空出世將古典軍事理論與戰略思想推向了巔峰。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指出：“由於該理論（《孫子兵法》）主要關注戰爭的內在性質、戰略的基本法則，以及交戰的社會和心理方面……古典理論絲毫不談武器和技術問題……它避開了那些恰恰會隨著時間而顯著變化的問題。”從這個層面來講，古代戰略家與軍事家始終難以突破《孫子兵法》的范疇與規模。16世紀隨著西方火器的輸入，戰爭的方式發生重要變化，戚繼光及其同時代的戰略家與軍事理論家在研讀《孫子兵法》等傳統兵學著述的同時，不再僅停留於抽象理論層面討論兵事，開始剝離儒學的影響，從技術、裝備、訓練、戰術、組織，甚至是海防戰略的角度研究軍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古代軍事家與軍事理論家對傳統兵學轉型的探索。
春秋戰國時代烽火四起，戰爭頻繁。一些戰略家和軍事家通過對戰爭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及探討，建立起了“兵學”，而這些戰略家和軍事家本人則被稱為“兵家”，《孫子兵法》《吳子》等就是古代兵學的奠基之作。《孫子兵法》開篇就提出了兵學的總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兵家致力於探討取勝之道，為了取勝甚至不惜採用種種“詭”“詐”之道。而儒學思想的核心則是“仁愛”，追求“禮治”，在孔子看來，在“治政三策”（“足食”“足兵”“民信”）中，如果一定要去掉一“策”，那麼首選就是“去兵”。因此，儒家的戰爭觀披上了濃厚的倫理色彩：一切戰爭都要為維護“禮”，合乎“禮”。
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宋神宗詔諭武學博士何去非等校定《武經七書》，並指定為兵學的基本教材和武舉考試的限定內容，這對后來的兵學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官方認定兵學經書的做法，無疑受到了儒家經學模式的啟發，使得兵學與儒學在形式與內涵上加深了融合。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主事劉寅奉詔作《武經七書直解》，體現了強烈的儒家人文情懷及倫理精神。此后，《〈武經七書〉評》《武經直解》等同類著述接踵而出，數量達到三十余種，其中不乏王陽明、張居正、李贄等知名撰者，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隨著兵學與儒學的持續交融，修文之士在研習儒學的同時往往兼及兵學，而從戎之人亦常以儒學為指導研究兵學。兵謀強調“詭”“詐”之術，儒學提倡“仁”“恕”之道，按其宗旨，兩者截然對立。然而，宋代以來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政略在明代進一步強化，文官治軍成為常態。飽讀詩書的儒將熱衷於從兵事中尋找兼濟天下的途徑，化解兵謀與儒學內在的矛盾，調和二者的對立。譬如，在當時儒士的談兵言論中，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被解釋為貴謀賤戰，認為周密防御是“不戰”的前提，無懈可擊方能使敵人“不戰而懾”﹔“仁政制敵”則是最佳的戰爭取勝之道。於是，兵家抽象的謀略思辨以及戰場上的“奇正”頓悟之道，與儒學重道輕器、格物致知的思想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在明代蔚為成風。然而，這種儒將的談兵之說，一味講求“仁義”，注重“將略”而很少討論“練兵”，謹守繩墨而缺乏創新，對兵學的認識多停留在對儒學化的抽象戰略的闡發。
隨著明中后期外部軍事環境的變化與刺激，戚繼光時代的軍事家們開始將兵學從儒學化的兵經模式中分離出來，對傳統兵學進行了全方位革新。
其一，掙脫儒學“仁義克敵”的藩籬，強調用火槍、火炮裝備軍隊。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的佛郎機炮與日式鳥銃傳入中國，成為戰場上的利器。戚繼光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執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真言梃之可御堅利也……今夫敵甲誠堅矣，兵誠利矣，而我人心何如？乃以白棒當敵為長技，迷而不誤，即孫、吳復起，毋能轉移，何其謬訛入人之深也。弓矢遠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鳥銃，而敵以堅甲當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變其習者，緣上司抄閱偏於此耳……我所恃以為勝，而且利且遠，可以代矢者，謂非火器乎？”同時代的唐順之亦雲，“寇所最畏中國者，火器也。天助聖朝，除凶滅寇，而佛郎機、子母炮、快槍、鳥嘴銃，皆出於嘉靖間”。鄭若曾也認識到鳥銃的厲害，據《籌海圖編》載，“此器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猶可中金錢眼，不獨穿楊而已……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馬上步下，惟鳥銃為利器”。此外，引人矚目的是，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給出了火藥制作的成分配方“硝一兩、磺一錢四分、柳碳一錢八分”，這已經非常接近現代標准火藥成分的理論配比值。可見，此一時期開明的軍事家與軍事理論家對火器的重要性已有著非常充分的認識與了解。
其二，革新傳統兵書形而上的練兵之法，創設新式編伍，配合科學嚴格的軍事訓練，建設職業化的軍隊。隨著鳥銃與佛郎機炮在明朝軍隊中的配備，戚繼光創建了冷熱兵器配合的軍隊編伍。隆慶年間，他在北方邊鎮練兵，專門設立了兵營。全營官兵共2700人，下設三部，一部分兩司，每司統四局，單局轄三旗，一旗領三隊，每隊12人。其中1080人配備鳥銃，比例高達40%。此外，戚繼光還創立了騎、車、輜重三營，組成了步兵、騎兵、車兵在戰陣上交互配合以及后勤兵伺機支援的軍團編制。天啟年間，孫承宗對車營進行了進一步改革，使其成為當時的常勝軍。戚繼光對士兵的訓練非常嚴格，並將之作為一種軍事操演的日課。無論是在東南沿海抗倭時期創設的“鴛鴦陣”，抑或是北邊練兵時兵營中步、騎、車兵種的配合，都需要嚴格操演與高度協調。據《練兵實紀》記載，當部隊行進訓練時，戚繼光用一串念珠，按士卒標准步伐，每走一步移動一珠，740珠為一循環，作為計算時間的根據。這種具體、細致的日課式步兵訓練方法，大幅提高了軍隊紀律性與士兵之間的默契，強化了軍事單位集團作戰的能力。
其三，突破兵學兵經模式下崇古薄今、從經典中尋找答案的刻板思維，以大膽創新、切合實際的戰略、戰術解決前所未有的戰局。嘉靖年間，隨著倭患加劇，海防成為朝野關切的對象。然而，此前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遭遇過來自海上的大規模軍事挑戰。誠如《武備志》所論，“海防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面對新的戰局與軍事挑戰，歷史上首次海防戰略思想的大爭論隨之展開。以胡宗憲、楊博、王忬、唐樞等督撫高官為代表的“御海洋”派，主張恢復明初“巡海會哨”制度，“哨賊於遠洋，而不常闕居﹔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戚繼光、譚綸、嚴中等一線將領則主張“固海岸”，“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天色即昏，面對不相見矣……固海岸為不易之定策矣”。此外，還有一派主張“御海洋、固海岸、嚴城守”，層層防守，代表人物有朱紈、俞大猷、鄭若曾等。嘉靖年間海防戰略思想的爭論，已朦朧產生決戰海上、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這無疑是沖決“萬裡長城”式防御傳統的超前思想，可惜隨著倭寇平定，海防爭論中提出的諸多設想未能真正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