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背景下中國美學的發生研究

東北師范大學王確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亞背景下中國美學的發生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0BZW01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劉悅笛、趙禹冰、王麗、鄂霞、鄭德、李英歌。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首先，美學學術史的研究意義。中國現代美學起源是一個復雜的跨際過程，美學又是現代文明和現代知識的一部分，所以有必要深入調查，深入研究。

其次，中國現代美學的發生、演變的歷史，與中國現代文明存在非常微妙的關系，在研究它的時候，可能會對我們認識中國文明道路有所啟發。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美學”一詞，在具體的實際交際語境中，可以被使用和理解為多種意義，有時指美，有時指感性，有時指美感，有時指美論思想，有時指美學。幾乎每一種理解都意味著對於美學研究對象的獨特認識。這諸多認識的背后，又都屹立著一套龐大的理論和觀念體系。而這些理論和觀念體系之所以建構起來，實則因應了不同時空語境的問題意識。18世紀中葉，美學作為一門聚焦於人類感性的“科學”被創立之初，它所展現出來的是鮑姆加登對那個“把信仰完全從屬於理性”的時代所做的深切反省，他高呼著“我是人，無論有什麼人性的東西都不會同我格格不入”，來為自己所從事的研究辯護。這本是值得銘刻於西方乃至人類學術和思想史上的偉大創舉，然而，僅僅過了半個多世紀，黑格爾就不再關注鮑姆加登在將感性納入科學研究視野的深切憂思了。我們都知道，在黑格爾看來，“伊斯特惕克”（Ästhetik）這個命名很不“恰當”，甚至“很膚淺”，因為它的內涵是指“研究感覺和情感的科學”，而這種界定是不“精確”的。按照他的理解，美學的對象是“廣大的美的領域，說得更精確一點，它的范圍就是藝術，或者毋寧說，就是美的藝術”。換言之，黑格爾眼中的美學的問題意識應該聚焦於“美”，鮑姆加登的“錯誤”則在於沒有找到問題的焦點，而是“從藝術作品所應引起的愉快、驚贊、恐懼、哀憐之類情感去看藝術作品”———此時，鮑姆加登為感性正名的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學術勇氣，在黑格爾眼裡卻變成了一種由錯誤的看待藝術的方式而導致的對美學的錯誤理解，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誤讀。

然而，正是在黑格爾這樣的思想巨人那裡都難免出現的誤讀告誡我們，美學這一學科既非先天的，在其創立以后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在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美學這個概念，固然可以保留它的開放性和豐富性，但也會失之籠統，進而遮蔽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的針對性。所以我們為了區別這些理解，尤其是與本來是美論思想的所謂中國古代美學區分開來，我們還是選擇使用“中國現代美學”這一名稱。如果是科學領域的現代學科，我們連中國都不必使用，如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等，由於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學科，都具有某種區域或國族文化的影響，也就有了如美學中中國美學、東方美學等必要的說法。

那麼，所謂中國現代美學，到底有怎樣的邊界呢？首先，現代美學所強調的是具有系統性的知識。其次，伸張個性自由或啟發人的自覺，實現美學的啟蒙和啟蒙的美學。再次，承認人的感性的合法性，為人的感受和情感辯護。最后，中國現代美學必須確認審美無利害的超功利美學觀。

就研究內容而言，本課題在研究視野上突破了原本局限於國別和學科界限的研究模式，立足於具有共同文化背景和近代歷史轉型經驗以及西學輸入渴求的東亞語境，討論中國美學的發生問題，補充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重要史料缺失，糾正了通常學術史研究中有關“西學東漸”之“單向輸入”的敘述模式，還原了不知名美學文本和美學工作者以及“學科外”文

本在中國美學學科發生中的作用，將這一話題的研究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具體而言，本課題研究內容和觀點上的創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樹如下。

描述了中國美學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發生的歷史過程。在東亞語境中來討論和敘述中國美學的發生和形成才具有學術和歷史的合法性（日本美學也有同樣問題），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作為學科意義的美學實際情況就是發生和形成在東亞與漢字文化雙重語境之下的。美學作為一種西學，它成為中國的現代知識，並非是本土原創的結果，而是一種引進。由於東亞傳承的漢字文化傳統，以及東亞對西方現代知識的同步需要，美學走進東亞的過程，伴隨著東亞尤其是中日之間的互動和共同努力。本課題在東亞特別是中日的文化交流關系中，通過大量的原始文獻來還原和描述了中國美學的發生。

中國的前現代沒有“美學”這門知識的名稱，它不是從民族文化的時間之流中直接延伸出來的，而是借助空間管道連接到我們的時間之流上的結果。不僅如此，因為日本漢學在美學發生的那些年代裡，十分發達，他們的知識精英懂得漢語，能夠用漢語寫作是一種顯赫的榮耀。日本人稍早於中國開始關注美學，在現在的有美學相關的言說裡，好像美學隻有一個名字。其實最初的命名並非一個，這許多種命名共同參與了中國美學起源史的積累。它們在其流傳的過程中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度和廣度傳播著一個新學科的知識和思想。這裡所說的多種命名，擇其要者如“審美之理”，“佳美之理”（羅布存德：《英華字典》），“善美學”（西周：《百一新論》），“佳趣論”（西周：《百學連環》），“入妙之法”（花之安：《泰西學校論略》），“美妙學說”（西周：《美妙學說》），“美學”（中江兆民：《維氏美學》、花之安：《教化儀》），“審美學”（《東京大學百年史》﹔蔡元培：《哲學通論》），“艷麗之學”（顏永京：《心靈學》），等等。

有關“美學”這個譯名，日本美學家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認為是1883∼1884年中江兆民翻譯的《維氏美學》中首次使用，但有值得懷疑之處。

提出了中國美學的來源是多起點和多渠道的觀點。美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感性的學說，早在18世紀中葉就被西方哲學家確立下來，但它被中國人知道已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了。在中國美學的形成期，一方面是國門已經被迫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則是本土以外能夠提供系統美學知識的歐美各國乃至日本均已知道了美學，因而，中國美學的發生史不像史學家們習慣假設的那樣，是一個單一起點的線性過程，而是在事實上呈現了多起點、多軌跡的發生過程。這是該成果所展現出來的中國美學發生和成長的多源頭、多起點、多線索、多譜系的獨特邏輯。

確認了中國美學作為應對生存危機挑戰之回應的學術品格。美學作為中國知識現代性的成果，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種鏡像，是時代歷史的晴雨表。作為學科的中國美學，因救亡圖存的某種信念，曾作為生存技術（建筑學）的附屬被引進﹔因相遇於自我苦寂的他者“知己”，曾作為悲觀人生信念的方法論被挪用（王國維）﹔因西方現代知識對宗教的質疑，曾作為實現人格理想途徑的“陶養感情之術”或宗教的替代品被推崇（蔡元培）﹔因現代學校的出現，曾作為課程體系中一個被設定的科目被規劃。該成果細致地還原了中國現代美學發生進程中，因應生存危機的“在世的”內在學術品格與外在諸多面向之間所呈現出的“一”與“多”的互動與博弈。

實現了對中國美學文化身份的確認，揭示了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學術殖民地無意識現象。我們說中國美學是舶來品，多數人大概不會反對，但我們如果說中國美學是殖民地學術、殖民地知識，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因為這裡引入了某種政治話語，因為人們對美學的感受和判斷是從開始的不得不接受，倒覺得應該接受，再到后來的幾乎不知道它的本質是本土學術，還是外來學術了。在多數人的心目中已經模糊了所謂中國美學的文化身份，以為美學就是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學術，這是一種學術殖民地無意識。其實美學在中國從作為西學的附屬知識到自律性理論，從學科的不自覺到自覺所走過的路程，並沒有提供美學是本土知識這種觀點的支撐。該成果在考察中國現代美學發生與中國傳統思想、西方美學理論觀念之關系的基礎上，清理了中國美學的知識構成，重新確認了中國美學的文化身份，這對於重構中國美學的未來走向，是非常必要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圍繞著中國美學知識的現代形成及其學科發生這一核心問題，該成果立足於“方法是對象的類似物”的方法論認識，針對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學科和問題視角，以實証方法為主，採取多種學科視野和方法交叉、融合的方法，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總結和歸納出中國美學現代發生的過程和規律。主要實現了以下方法上的創新與學術特色。

成果的基本立足點在於史料鉤沉索隱。我們反對在研究中有意無意地忽視、遮蔽甚至歧視基本史料，不因史料主體的身份、聲望高低選擇史料，而是對名聲顯赫的史料主體與名不見經傳的史料主體一視同仁，力圖在已經掌握的文獻資料基礎上，發現更加豐富的証據，進一步接近歷史真相。在研究中，課題組不放過任何史料線索，不因遭遇巨大史料調查困難而失望和放棄調查。課題組負責人及部分參加者對本課題的基礎史料調查工作已經持續了近十年，充分掌握了歷史信息的完整性，努力使一切結論均出自史料的表達，努力不讓事實向任何現成的結論妥協，重構了中國美學現代發生的歷史過程。通過跨文化和學科綜合方法，對中國現代美學和日本現代美學形成過程中的互相借鑒、來往頻繁的狀況展開了細致梳理，厘清了中日兩國以東亞文化身份共同面對西方美學的引進、消化、吸收之動機、經驗的異同。

三 成果的價值

成果可以為人們認識中國現代美學史提供幫助。（1）關注各種文化現象之間的聯系，立足美學自身的歷史，發現中國美學現代發生的真正過程﹔努力搜集被遮蔽、忽略、懸置的史料，廣泛吸納新的研究成果，提高了美學史書寫的真實度﹔（3）在中、日史料關聯和互証中，把中國美學的現代發生過程安置在中國、日本、西方的關聯構架中來認識，豐富了中國美學現代起源的認識﹔（4）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洞察西方美學的本土化進程與中國現代美學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