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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道遠，系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講師
阿拉伯人的通史編纂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其通史意識萌生於先知穆罕默德傳記的編纂過程中。以祖赫裡及其得意門生伊本·伊斯哈格為代表的先知傳記編纂家們，不僅記述穆罕默德的生平及其時代的史事，還追述歷代先知的古今繼承關系及與之相關的歷史故事。不過，真正意義上的通史直到9世紀才出現。究其原因，至少有三點：
第一，阿拉伯史學自身的發展漸成規模。阿拉伯史學興起於7世紀中葉，到9世紀時獲得極大發展。這一時期，約有200名史家寫下了600多種歷史論著，為通史編纂做了必不可少的史料准備。與此同時，史家尋求突破簡單輯錄名人和事件的記史模式，通史就是當時的優秀史家積極創新的產物。
第二，阿拉伯社會文化蓬勃發展。阿拔斯王朝前期，哈裡發（如麥蒙）文韜武略，政治生態良好，經濟繁榮發達，科學文化（煉金術、數學、天文學、佔星術、醫學、文學、語言學、生物學、礦物學和地理學等）蒸蒸日上。史學作為阿拉伯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緊跟時代步伐。阿拉伯史家群體中的佼佼者致力於促進史書形式與內容的多樣化，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催生了通史。
第三，阿拉伯史學與其他史學傳統交往更加密切。迪納瓦裡的《通紀》將阿拉伯歷史追溯至創世時代。要做到貫通古今，必須到其他文化遺產裡尋找史料，用來彌補阿拉伯固有文化中缺失的前伊斯蘭時期的歷史記憶。例如，他對上古也門歷史的認知主要得益於歐貝德·沙利耶的《列王與古人紀》，該書大量借鑒猶太人的歷史故事、早期基督教史學的元素、古波斯和古敘利亞的相關記載。這是史學交往促進阿拉伯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例証。
總體來講，9至18世紀是阿拉伯通史編纂的傳統時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形成階段（9世紀至10世紀20年代）。伊本·亥雅特的《歷史》是流傳至今最古老的編年體阿拉伯伊斯蘭通史，從先知穆罕默德降世寫到847年。葉爾孤比較早地把阿拉伯歷史置於世界史框架中敘述，其著作《葉爾孤比史》從創世寫到873年，重點講述阿拉伯伊斯蘭史。泰伯裡的《歷代先知與帝王史》是以阿拉伯為中心的編年體世界通史，從創世寫到915年，全面匯總前人著述，以翔實可靠的史料、客觀中立的敘述、優雅美妙的文辭和人類歷史的視野，奠定了通史編纂在阿拉伯史學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發展階段（10世紀30年代至16世紀20年代）。在這幾百年裡，阿拉伯史家們寫了數以千計的通史著作。這些著作的編纂體例靈活多樣，主要包括：1.編年體通史，如伊本·焦齊的《歷代帝王與民族通史》、伊本·艾西爾的《歷史大全》、伊本·撒義的《史傳粹集》等。2.人物通志，但有別於中國史學的紀傳體通史，如伊本·扎卜爾的《學林生卒史》、伊本·宮夫孜的《辭世錄》、伊本·法赫德的《禁寺政權紀》等。3.類典制體通史，如伊本·緹戈托格的《權力修養與伊斯蘭國家》、格勒格山迪的《哈裡發概貌》等。4.紀事本末體通史，如麥斯歐迪的《時代紀事》、卡扎魯尼的《簡史》、伊本·瓦爾迪的《伊本·瓦爾迪史》等。5.綱目體通史，如伊本·拉熙卜的《伊本·拉熙卜史》、艾布·菲達的《列王史》等。6.通史格律詩，如阿裡·杰赫姆的《哈裡發史》、麥勒祖齊的《歷代先知、哈裡發與國王》等。7.章節體通史，如麥爾賈尼的《麥地那史》、阿裡·赫茲拉繼的《也門列王》等。8.百科全書式通史，如努韋裡的《文苑觀止》、歐麥裡的《諸城列國》等。
從通史涵蓋的地理范圍看，主要有三類：整體史，如伊本·福拉特的百卷本《列國諸王史》、巴德魯丁·愛尼的25卷本《歷史珠珞》等﹔地方通史，如伊本·易扎裡的《安達盧西與馬格裡布紀》、伊本·塔厄裡·比爾迪的《埃及與開羅列王》等﹔城鎮通史，如艾茲迪的《摩蘇爾史》、伊本·阿迪姆的《阿勒頗史粹》和伊本·法赫德的《麥加紀》等。從通史的時間跨度方面考察，主要分為兩種：其一，從創世開始敘述的、以阿拉伯為中心的人類通史。泰伯裡的《歷代先知與帝王史》和麥斯歐迪的《黃金草原與珠璣寶藏》是這類通史的典范。其二，從先知穆罕默德時期開始記述的伊斯蘭通史，如貝伯爾斯·曼蘇裡的《希吉萊史》和扎哈比的《伊斯蘭史》等。
第三，延續階段（16世紀30年代至18世紀末）。馬穆魯克王朝覆滅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區很快淪為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省份，阿拉伯文的官方地位被土耳其文取締，阿拉伯史學走向衰落。但在19世紀西方史學浪潮強勢涌入阿拉伯、打破其史學傳統之前，通史編纂活動一直未中斷。僅從體裁方面看，該時期的通史編纂有三個特點：首先，體裁更加靈活。比如，拔馬赫拉瑪的《時代精英辭世》融合編年體和層級傳，記載622-1521年阿拉伯地區的名人和史事，把每20個伊斯蘭歷年劃成一代，每五代（即100個伊斯蘭歷年，約等於97個公歷年）為一個層級。其次，一些適合編寫簡明扼要通史的體裁受到歡迎，如章節體。迪雅爾伯克裡的《五分史》、格拉瑪尼的《史上列國紀事與原初遺跡》和易索密的《始續訊息》等均是章節體通史佳作。最后，編年體仍然佔據重要地位。伊本·易瑪德的《往逝紀》和葉哈雅·薩那尼的《也門紀》等都是該時期的優秀編年體通史。整體而言，該時期的通史還體現了中東地區史學交往不斷深化的特點。比如，伊拉克史家易瑪德·拉烏夫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的伊拉克歷史與史家》中介紹了大量史書，其中部分通史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文等多種文字混合寫成的。
若從整體上考察阿拉伯的通史編纂傳統，可以發現其具有下述幾個優點：第一，重視史料。優秀的通史編纂家，如泰伯裡和伊本·艾西爾，都非常看重一手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們走遍阿拉伯地區的各大歷史文化名城，甚至不惜花費數十年光陰來完成這項工作。第二，語言優美。一些通史編纂家擅長以對話體的形式，讓事件的主要參與者重現歷史場景。大部分史家經常在著作中穿插詩歌韻文，讓詩意夾雜在歷史敘述中。第三，思想博深。傳統阿拉伯史學家極少隻沉浸於史學而不顧他學，穆托哈爾和米斯凱韋等史家就試圖用哲學家的眼光來審視人類歷史，留有富含朴素歷史哲學思想的《原初與歷史》和《各族經驗與活力賡續》。伊本·赫勒敦則在其著作中，將阿拉伯歷史哲學發揮到極致。不過，阿拉伯的通史編纂也有其難以避免的缺點。比如，許多通史著作始終被包裹在宗教氛圍中，神學濃霧彌漫在字裡行間。這主要是因為大部分傳統阿拉伯史家兼具宗教學者的身份，有些史家甚至通過宗教學門徑步入史學殿堂。
綜上所述，阿拉伯的通史編纂經過千年的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傳統。在其產生、發展與延續的過程中，史學交往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不僅讓史料日趨豐富、缺失的歷史記憶得到彌補和書寫形式多樣化，而且也不斷充實通史編纂者的頭腦，使之對人類歷史的理解和反思更加全面、深刻和具有啟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