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鵬：印度史學傳統中的通史編纂

作者：張旭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一般認為，印度有著悠久的歷史，但缺乏中國或西方那樣的歷史編纂意識。古代印度人雖然也記錄過去、保存文獻，但對於記述和掌握具體的史實興趣不大。過去對於古代印度人而言，不在於可以從中獲得多少特定的事實，而在於提供普遍的意義。印度學者蘭堅·高什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在於，古代印度人對時間的理解與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印度的時間觀是倒退循環式的，按時間的長短可分為梵天年、梵天日（即佛經中的“一劫”）和由伽（即佛經中的“世”）三種循環。其中，僅最小的循環卡利由伽就有四十三萬兩千年之久，一個梵天日更是長達四十三億兩千萬年。與其他文明以數千年的時間框架看待歷史不同，從印度近乎永恆的時間觀中展現出來的歷史事件或現象則微不足道。因此，古代印度缺乏通常意義上的歷史編纂，更沒有像中國《史記》這樣的紀傳體通史，或西方那種從創世開始直至現時代的普遍史。

13世紀初，來自中亞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在北印度建立德裡蘇丹國，並將伊斯蘭史學傳統引入印度。這一時期，出現了用波斯文撰寫的以某位蘇丹的族譜或傳記為核心的“通史”類著作，如穆達比爾完成於1209年的《譜系樹》。該書是獻給德裡蘇丹國第一位蘇丹艾伯克的，因而有意將奴隸出身的艾伯克納入從先知穆罕默德到北印度古爾王朝蘇丹的世系中，並撰寫了從創世、諸先知時代、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列王、伽色尼王朝、古爾王朝直至艾伯克崛起的漫長歷史。又如什拉茲撰寫的《馬哈茂德·沙阿層級傳》。該書是以古拉吉特蘇丹國（從德裡蘇丹國獨立而來）最著名的蘇丹馬哈茂德·沙阿為中心的紀傳編年，記載了從創世到馬哈茂德辭世前兩年即1509年的歷史。德裡蘇丹國時期，統治者重視歷史編纂，勤於收集和整理檔案，為印度史學開創了新局面。

1526年，莫臥兒帝國取代了德裡蘇丹國，並漸次向印度南部擴張。第三位皇帝阿克巴在位時，實行開明統治，獎掖學術，把帝國推向鼎盛，極大地促進了史學的發展。阿克巴時期，官方史學在印度應運而生，它雖然體現了皇帝的意志，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史學風向。比如，突破伊斯蘭史學的局限，吸收了印度教文明的因素﹔創作主題和內容愈發豐富多樣﹔更加注重史料的比較、甄別和考証等。在阿克巴的授意和資助下，這一時期產生了兩部重要的通史著作。一部是成書於1591年的編年體通史《千年史》，分為三卷，由七位學者共同完成，按伊斯蘭歷順序逐年記載了從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到阿克巴統治時期的千年歷史。阿克巴對該書的撰寫十分重視，強調一定要高度客觀、細節准確，但在成書后卻又不甚滿意，遂又讓人編纂了專門記述其生平、事跡和統治的《阿克巴之書》與《阿克巴之治》。另一部是尼扎姆丁·艾哈邁德完成於1593年的三卷本《阿克巴層級傳》，記載了從986年穆斯林進入北印度，至阿克巴在位第38年（1593年）的歷史。該書因以下兩個特點而受到后世贊譽：第一，參引的著作多達29部，因其中大部分均已佚失，故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第二，對歷史事件的重視高於對歷史人物的重視，頗有中國古代史學“未嘗離事而言理”的意味。

這一時期，還有一部值得關注的通史著作，即生活在南印度賈布爾蘇丹國的菲裡什塔撰寫的四卷本《菲裡什塔史》。該書完成於1607年，奉賈布爾蘇丹國易卜拉欣·阿迪勒沙阿二世之命而寫，旨在彌補以往印度歷史著作中對德干諸蘇丹國重視程度不夠的缺憾，時間跨度從伊斯蘭早期到菲裡什塔的時代。菲裡什塔南方人的身份，使之能夠以較為客觀的態度去描述北印度的歷史，他記述莫臥兒帝國賈漢吉爾統治時期的歷史尤為可信。正是因為如此，《菲裡什塔史》成為一部經常被歐洲學者如伏爾泰、康德、黑格爾、愛德華·吉本等人引用的信史。吉本在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有關印度歷史的部分就參考了這本書。

總體而言，穆斯林統治印度時期，通史編纂主要受到伊斯蘭史學的影響，在時間上一般以先知穆罕默德的誕生為起點，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且偏重政治，較少關注其他族群的文化和歷史。莫臥兒帝國滅亡后，英國接管了對印度的統治。東印度公司的一些官員為了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印度的各個地區，撰寫了不少印度各地區的歷史。這一風潮正好迎合了帝國消亡后印度土邦林立的政治現實，也影響了印度本土歷史學家撰史的偏好。基本上至印度獨立，印度歷史學家撰寫的多是地區、族群的歷史，鮮有通史著作問世。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英屬印度時期兩部出自英國人之手的印度通史對后世印度的通史編纂產生了巨大影響。一部是詹姆斯·密爾的《英屬印度史》，出版於1817年，分為三卷。密爾在第一卷第二冊中對印度自吠陀時代以來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詳細記述了印度的種姓制度、國家體制、法律稅收、科學藝術、宗教習俗等方面的內容。《英屬印度史》是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印度史，並按照西方的歷史分期，將印度歷史分為印度教時期、穆斯林時期和英屬時期三個階段，分別對應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不過，該書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竭力貶低印度文明，鼓吹英國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另一部是東印度公司官員亨利·艾略特的《由印度自己的歷史學家講述的印度歷史》。該書原為艾略特收集並翻譯的印度穆斯林時期的史籍和手稿，后經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約翰·道森編輯和整理，於1867—1877年陸續出版，共八卷。該書為一部穆斯林統治印度的通史，但艾略特在序言中將這一時期描述成黑暗和專制的中世紀，以此襯托英國殖民統治的開明和進步。這兩部書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觀，以及對印度歷史東方主義式的認知，對后世西方的印度史編纂產生了深刻影響，但也遭到印度歷史學家的強烈批判。

1947年，印度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獨立后的印度民族意識高漲，亟需一部嶄新的、貫通的和全面的印度歷史，既展現印度輝煌的過去和歷史的延續性，又彰顯印度人民的能動性及英勇的斗爭精神，進而塑造一種面向未來的民族認同和國家情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由著名歷史學家馬宗達擔任主編的《印度人民的歷史與文化》開始編纂。這部通史共計11卷，由85位學者歷時18年（1951—1969年）完成。第一卷為《吠陀時代》，最后一卷為《為自由而戰》。這部通史堪稱印度民族主義史學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最權威的印度通史，影響巨大，迄今仍不斷再版。以第一卷為例，2010年已出至第七版。當然，這套通史也有明顯的時代局限。全書的架構基本因襲了殖民主義史學“古代的輝煌—中世紀的衰落—現代的復興”模式﹔對何謂“印度人民”的理解也有些偏頗，將其主體主要限定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身上，無意中強化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對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新的歷史觀念的影響，印度歷史學家希望同時擺脫殖民主義史學和民族主義史學的雙重影響，書寫更能體現印度的獨特性、族群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的印度歷史。達莫達爾·薩爾德賽出版於2008年、再版於2018年的《標准印度史》便是體現上述理念的印度通史代表作。該書首先打破了以往印度通史編纂中陳舊的古代、中世紀和現代的時間框架，有意弱化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將敘述的重點放在印度的傳統文明階段，即印度教和穆斯林時期。作者強調，印度傳統的思維模式、行為規范、政治理念和宗教實踐在當前印度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該書對於主流歷史敘述之外的一些文化現象如佛教、耆那教的歷史作用亦有所關注，筆觸也深入到之前為史家所忽略的馬拉塔人和錫克人等族群中。不僅如此，該書還採用了現在流行的跨國史視角，研究了基督教、民族主義在印度的傳播以及印度人對之的反應。總之，《標准印度史》是一部以印度為本位，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和英國中心主義的著作，誠如作者所言，它是一部獻給“新一代的印度人”的印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