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小說史論

華東師范大學陳大康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小說史論》（項目批准號為：14AZW013），最終成果為專著《中國近代小說史論》。

該成果承續《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而作。前書以從國內外圖書館拍攝的約40萬張照片資料為基礎，涉及創作與翻譯、作家概況、重要理論觀點、官方文化政策、書局與報刊、創作地域分布及讀者意見反饋等多個層面，以豐富的信息立體而連貫地展現了近代小說的演變過程，其中大量資料為以往所未見，從未被著錄的小說有千余種。該成果在此基礎上繼續寫作，在擁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支撐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

一 研究模式具有較強的詮釋功能

以往對小說史的研究多局限於作家作品的分析，所謂小說史往往也只是作家作品分析按時順的疊加。按此方式研究，許多重要的文學事件與現象得不到完美的解釋，有的長時間地懸而未決，還有些重要的文學事件與現象甚至未能進入研究視野。該成果運用了筆者經實踐與摸索構建的研究模式：小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運動實體，它在創作、傳播、理論、讀者以及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共同作用下發展，這五者都是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之一，並都與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有著千絲萬縷的種種聯系，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與其余四者都是交叉影響、互相制約，形成了小說發展體系。在一般情況下，小說發展體系處於平衡狀態，而它快速發展時期，往往是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並趨於新平衡建立的階段。

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兩個小說發展體系面貌迥異，是介於其間的近代小說起了承接與開啟的作用，它負責完成了由古代小說到現代小說的過渡轉換，這便是近代小說的歷史使命。近代小說的開始階段與古代小說的面貌無異，其結束階段則與現代小說平穩銜接，這意味著它先打破了原有的小說體系的平衡，經過震蕩與磨合，形成了新的小說發展體系，而這一切完成於短短的72年裡。隨著外國列強的炮艦打開中國國門之后，一些新事物進入中國，其中與小說直接相關的便是先進的印刷技術與設備，以及報刊等新的傳播方式。傳統印刷業的近代化改造，使書價大幅度下降，以及新傳播方式的逐漸普及，刺激了讀者群的擴張，小說發展體系中這兩個因素的變化，促進了創作、理論與官方文化政策的相應變化。近代小說發展由此展現了全新面貌，此時上海這一近代化大都市的崛起，以及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政治事件接連發生的刺激，也加速了變化進程。到宣統朝，即近代的最后三年時，小說發展體系的結構及其狀態顯示已與現代小說體系相似，意味著近代小說過渡轉換的使命的完成。而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過渡轉換，決定了體系內部震蕩幅度較大，平庸之作眾多、小說閱讀市場進入無序狀態的時間段內亂象叢生等現象的發生，這些都是近代小說研究值得討論的問題，而運用此模式，都可得到較好的解釋。

二 以往未進入研究視野的問題受到關注

日報小說是近代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量約佔整個近代小說的一半，由於日報傳播面廣，它刊載的小說的受眾面也極為廣泛。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許多年來卻一直無人問津。原因首先在於資料的掌握。現存的近代日報分藏於海內外各圖書館，尋覓不易，若要作整體把握則更難。其次是日報小說數量眾多，須經梳理、歸類分析，方能發現其整體性的規律與特點。筆者根據多年積累的照片拍攝，掌握了近代79種日報上刊載的2653篇小說，按時間順序與地域分布作排比分析，梳理了近代日報小說逐步繁盛的歷程，並根據那些作品的特點以及讀者的反饋，探討了日報小說創作與傳播的特點。不少資料表明，日報小說之所以繁盛，是因為辦報者發現了刊載小說可明顯提升報紙銷量，讀者的欣賞習慣與閱讀口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日報小說創作的內容與形式，同時，它又受到報紙每天都發行這一條件的制約。這方面的內容相當豐富，該成果的相關考察與論述，可補充以往這方面研究的匱缺。

在對報刊小說作較系統深入的研究后，轉載及其泛濫的現象便開始進入研究的視野，由於以往缺乏對近代報刊小說的研究，此問題從未有人提出過。筆者在梳理近代報刊小說的過程中，通過對作品的逐一比對，發現了轉載的小說約800篇。該成果結合當時小說創作與傳播的總體態勢，探討該現象成因及其間規律。小說轉載逐步蔓延的主要原因，是辦報者需要刊載小說以提升報刊銷量，而創作環節一時跟不上傳播與讀者兩者的變化。辦報者在稿源嚴重不足時，便以轉載為應對之計。小說轉載的地區分布、轉載的類型與手法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隨著稿酬制度逐漸形成與版權保護意識萌生，小說轉載的泛濫開始受到譴責，這一問題的逐步解決，與作者隊伍的培養、稿酬制度的完善等都密切相關，它展現了在小說發展體系內，創作與傳播、讀者等環節逐漸相平衡的過程。

近代小說單行本的盜版現象與報刊小說的轉載問題相類之處，也是以往無人問津的領域。小說盜版現象古已有之，但在近代顯得十分普遍與猖獗。這是由於出版業近代化技術提升導致書價下降，讀者群不斷擴大，對作品的需求量迅速猛增。此時，盜版可以較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潤，利益的驅動使此現象迅速蔓延。受侵害者為保護權益作了種種努力，官府也給予一定支持。經過二三十年較量，盜版猖獗勢頭已被壓制，近代小說傳播領域的秩序也終於基本形成。從開始時的理直氣壯到后來的暗中操作、變換各種手法，這一過程也反映了版權觀念在中國的變遷。總之，這也是從古代小說走向現代小說的轉換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該過程同時反映了近代小說發展體系中傳播、讀者與官方文化政策等環節的變化。

三 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誤判

由於未接觸具體的資料，也可能是研究思想與方法方面尚有欠缺，以往近代小說研究中出現了一些與小說發展實際不相符的誤判，其中一些還影響甚大，似成定論。該成果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通過分析與系統考察，對此做了糾正。如“新小說”運動八年前，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舉辦過一次小說征文。過去美國學者韓南在未見征文的具體作品的情況下，便判斷此為后來“新小說”先聲，隨后國內學者也在未見原始資料的情況下紛紛附和。即使那些應征作品后來被發現並結集出版后，原先的誤判卻仍在延續，此誤判甚至還成為某些研究的前提之一。在逐一細讀那150篇應征作品及相關資料的基礎上，該成果對那些作品的主題、內容以及表現手法進行了具體分析，並考察應征者之所以撰文的原因、稿件送達的方式等，又聯系傅蘭雅征文的宗旨、過程以及最后的評選，指出這是次依靠各地教會機構組織的宗教色彩濃厚的活動，贊美上帝為其主旋律，應征作品內容與形式全都與后來的“新小說”無關。而且，這些作品當時也沒發表，在近代小說發展過程中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什麼影響。

又如“小說界革命”確為近代小說史上極其重要的事件，特別是它對提升小說地位厥功至偉。過去的許多研究都將此事件視其為文學上的一個突變，論述時過於強調梁啟超個人作用，並認為其后的小說發展都在“小說界革命”影響的籠罩之下。但掌握了充分資料便可發現，在此前幾年，“改良小說”主張與創作實踐已有不少，有的理論闡述與后來梁啟超那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已幾無差別。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實是幾年來各種論述與實踐的綜合歸納（其中也有他的貢獻）。如果了解了那些年相關的理論闡述與創作實踐，就會很清楚“小說界革命”實為文學發展漸進過程中的一環，而非突變。另外，梁啟超強烈地突出政治而忽略小說文學特性的主張確在一時間得到過呼應，但“小說界革命”只是有過短暫的轟動效應，其影響很快消退。如果具體考察“小說界革命”后的創作，就可以發現誠如當時人所言：大家都打著“改良小說”的旗號，但作品內容卻與此無關，更沒人在實踐梁啟超的“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的主張。隨后的創作實際上是在作糾偏，更有一些人直截了當地批評了梁啟超的主張，認為是抹殺了小說的本質特點，妨礙了創作的正常發展。在這過程中，閱讀市場根據讀者意願所做的調節也起了促進作用。沒有接觸到或沒有深入分析“小說界革命”前后具體的創作與理論見解，是產生誤判的主要原因，而這誤判又會導致對近代小說最后十年創作走向與起伏態勢的誤判。

四 顯示了系統的綜合性考察的研究特色

在研究中堅持系統的綜合性考察是該成果的重要特色，這須要以充分掌握相關資料為前提，否則就無法做到“系統”，“綜合性”也無從談起。以往的近代小說研究中，確有以部分考察替代系統把握，所得結論又試圖覆蓋全體的現象。如論及近代小說理論，常集中於“小說界革命”，且所論與光緒二十八年（1902）前數十年的小說理論發展狀況相割裂，又誤以為其后創作與理論全都按照“小說界革命”的指引前行。該成果針對此情形，依據充分資料並結合各相關因素，描述與分析近代小說理論發展變化全過程，其中一重要內容為以往研究未曾慮及，即印刷業近代化改造與新傳播方式出現后，大眾開始成為小說讀者群的主體，出版者為牟利而迎合其好惡經營，使消閑、娛樂性的小說觀在閱讀市場上佔據了主導地位，打破了原先以勸懲為主導的格局﹔同時，一些作者與評論者則在批判梁啟超政治功利性的小說理論，主張小說回歸其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本性。在綜合了種種相關因素后，對近代小說觀變化狀況方可有較全面系統的把握。關於小說專刊的研究也屬於這方面的案例。以往的相關研究隻局限於《新小說》、《繡像小說》與《月月小說》等資料易得的幾個方面，有些研究看似整體把握的面貌，但得到關注的仍僅限於那幾家小說專刊，而且在論述中各家都仍以個體獨立形態呈現，未見其間有機聯系。該成果將現所知的23家小說專刊視為近代小說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實體，各刊物實是該整體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表現形態，都是它發展中的一環。以此觀點為指導，具體討論各個小說專刊的詳情與特點，以及各刊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對現已不存的幾家則搜尋各相關資料作考辨，盡可能地顯示其當年狀態，在此基礎上探究小說專刊的整體運動狀態及其規律。考察分析不隻局限於那些刊物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而且涉及編輯部的運行、刊物與主辦書局關系、新作者發現、與讀者的聯系、銷售方式與數量，刊物間競爭以及刊物與官方的聯系等各個方面，以此綜合而成的整體考察，更能凸顯小說專刊在近代小說史上的重要性。

五 涉及了某些跨界研究

有兩章可算是跨界研究，但又是近代小說研究應有的內容。其一是近代翻譯小說。它按學科分類應歸於外國文學，以往研究隻涉及個別譯者，或若干部具體的作品。但當時翻譯小說多為半翻譯半創作的“譯述”“意譯”“演譯”之類，其中不少創作的成分還相當大，就此而言，它應歸入近代小說研究范疇。而且，翻譯小說的流行，對改變讀者閱讀口味與習慣，影響作者創作思想與方法又都十分顯著，脫離了這方面的考察就無法較圓滿地解釋近代小說各種變化的動因。該成果對1400多種翻譯小說進行了梳理並作歸納統計，勾勒了翻譯小說的問世先為點狀式，后為連續運動的行進線索，展現其數量兩次跳躍式遞增，其鼎盛時甚至佔有小說閱讀市場80%的份額，但隨后又直線下跌的態勢。分析了書局為牟利迎合讀者，在題材選擇、稿酬標准制定等方面均有相應的刺激措施。單向式通道造成自著小說與翻譯小說在數量上嚴重倒挂，翻譯小說中則是偵探、言情兩類獨大，譯者隊伍混雜，譯作不尊重原文等現象。最后則是有識之士的呼吁，特別是反映讀者需求的市場調節，使翻譯小說脫離虛旺的繁盛而回歸正常的發展。與此相類似，該成果對分屬文學與語言學的小說與白話作綜合考察。甲午戰敗與庚子國變后，喚起大眾救國成為迫切需要，而面對大眾，隻有使用白話宣傳方可切實曉以情理，做到家喻戶曉。於是白話運動漸起，同時提倡者意識到借助小說是推廣白話最有效手段。該成果梳理了白話小說發展歷程，探尋其行進走向的動因，分析白話小說流行遇到過的阻力，並發現熱心提倡者艱於白話寫作也是其中之一。傳播環節在此期間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出版者為吸引文化程度不高者加入購買行列，也熱情推動，以此增加利潤來源，但為了不失去傳統的讀者群，他們又維持了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在出版環節的平衡，此狀態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才被打破。

六 提供了研究方法嘗試與持續研究的線索

在近代小說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極為豐富的有關小說的廣告、告白之類的文字。這些廣告保存了不少有關作家活動、作品出版、小說專刊以及一些事件或現象的信息，使我們對當時狀況的了解更深入細致。借助來自廣告的這些信息，原來模糊的印象會變得清晰，一些過去並不知曉的事也會因此而顯現。有些現象或事件究竟發生於何時，曾是研究中較為困擾的問題，也出現過一些論文相互爭辯，其實依靠相關的廣告就可直截了當地作較准確的時間框定。有些重要的現象或事件由於沒有其他方面文字的記載，人們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綜合各種相關廣告作梳理分析，卻能基本顯示其當年的原貌，至於近代小說發展過程中作者、傳播、讀者互動的狀況與途徑的研究，則更離不開廣告所提供的極其豐富的信息。總之，這方面資料的綜合運用，有助於研究的深入與細化，或揭示本不清楚的事件或現象的原來面貌。過去由於缺乏廣告資料系統搜集梳理的基礎工作，近代小說研究中隻有零星的廣告資料的使用，研究成效或受到影響。經過多年的積累，筆者掌握了136家報刊所刊載2859條廣告（內容重復者未計在內），該成果在撰寫過程中充分地使用了這些資料。系統使用廣告中信息是研究的一種嘗試，該成果專辟一章論述廣告在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歸納使用這些資料的方法，這既是該成果應有的總結，同時也希望借此引起研究者對這一豐富的資料庫的重視。

近代日報小說、小說專刊與翻譯小說都是近代小說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過去缺乏相應的系統性的綜合研究。它們在該成果中雖都有專題論述，但畢竟是初次嘗試，且又受筆者觀念、學識等方面的種種局限，不當或不足之處在所難免。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需要繼續深入與細化，為此該成果附錄了《近代日報小說資料長編》、《近代小說專刊資料長編》與《近代翻譯小說資料長編》。這三個資料長編按時間順序，排列了現所知相關作家作品或出版發表的扼要信息，它們均為純客觀性的資料，或可對人們進一步研究時在總體把握與線索尋覓方面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