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龍學”探究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戚良德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百年“龍學”探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W06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朱文民、陳允鋒、馮春田、周紹恆、李婧。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據筆者的最新統計，近百年來，有關《文心雕龍》的專門著作已超過六百種，專題文章約有一萬篇，《文心雕龍》研究因此被稱為“龍學”。近二十年來，有關“龍學”史的著作已出版了多種。首先是楊明照先生領銜主編的《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雖非以“史”為名，但實際上是對《文心雕龍》研究史，特別是近現代“龍學”史的一次全面總結。其次有張文勛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張少康等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李平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史論》（黃山書社，2009）等，皆著眼《文心雕龍》產生以來的研究史，而重點也是對現代“龍學”史的介紹。

有鑒於此，本選題不再對整個《文心雕龍》研究史做全面敘述，而是對近百年“龍學”史進行重點探究，即著眼百年“龍學”的歷史發展，選取百年“龍學”史上重要的問題進行專題探討。這些問題或以格外重要而需要進一步闡明，或以觀點不一而需要略陳己見，或以少人問津而需要篳路藍縷。總之，所有問題皆不做泛泛之談，而必有一得之見。可以說，該成果乃以全新的思路對百年“龍學”進行全方位立體把握，並以此為基礎，集中力量對百年“龍學”最重要的成果予以探索和研究。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第一，對百年“龍學”六個時期進行了總體審視，從宏觀上對近代以來的百年“龍學”史做了新的思考和探究。在對已出各種著作有關《文心雕龍》研究史分期進行詳細考察的基礎上，將大陸百年“龍學”史分為六個時期，這是一個具有清晰坐標的全新把握，有助於我們更為准確地了解這門學科的近現代歷程。同時，筆者對每個時期“龍學”的總結和概括亦有別於現行各種《文心雕龍》研究史，既突出每個時期“龍學”的重要成就和特點，更強調實事求是地審視百年“龍學”的問題，尤其是其民族文化本位立場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心雕龍》研究視野的狹窄和單一，希望以此為新世紀的“龍學”起到警示作用。

在上述“龍學”發展的六個時期中，筆者著力對最后一個時期即新世紀“龍學”進行全新的概括和總結。這既是因為前五個時期在上述各種“龍學”史著作中已經有較多的論述，而新世紀的“龍學”尚無人做專題探討，更是因為在筆者看來，21世紀的十五六年間，“龍學”的成就已在很多方面超越前賢，實在值得予以認真總結。如對百年“龍學”在大學課堂的風採予以典型呈現。百年“龍學”發端在大學課堂，主要的研究力量也在高等學校，對這一重要的學術現象進行總結，不僅有助於“龍學”的開拓和創新，有助於發現和培育新的“龍學”力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的大學教育，尤其是大學國學教育、人文教育。再如對“龍學”新生力量的關注和總結，以把握“龍學”脈搏的最新跳動，既有助於展示百年“龍學”的多彩和活力，從而揭示所謂“龍學”之形成和發展的深厚根基以及龍騰虎躍之壯觀，更有助於我們為往聖繼絕學，沿著前輩所開創的“龍學”之路，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盡綿薄之力。

第二，該成果以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為百年“龍學”根基和“龍脈”所系，對其進行了認真考察。“龍學”史歷來關注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和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而對黃叔琳的“輯注”有所忽略，實際上前二者正是以后者為基礎的。該成果結合紀昀對《文心雕龍》以及黃注的評語、李詳對黃注的補正，較為全面地梳理了三者的關系，並在此基礎上對黃注做出公允、客觀的評價，從而不僅還原近代“龍學”的根基和緣起，更是借此指出現當代“龍學”不能再以黃注本為起點，從而無論黃侃之“札記”還是范文瀾之“注”，均當視為“龍學”的一個環節而需要有新的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該成果特別考察了林其錟先生對《文心雕龍》的集校，指出其於新世紀“龍學”的重要意義。

第三，該成果對“龍學”的基礎和根本，即《文心雕龍》的文本校正問題進行了集中探討，雖以舉例性的形式進行，但通過對百年“龍學”各種重要校勘成果的考察，仍然發現並解決了一些《文心雕龍》原文的校勘問題，其於“龍學”史的意義，一是說明文本問題之於“龍學”的基礎地位和根本作用，其關乎對《文心雕龍》一書的准確理解和認識﹔二是提示我們雖經幾代學者的不懈探求，《文心雕龍》的文本已具有更好的可讀性，但問題仍然不少，其中不少問題還是頗為關鍵的，因而仍需要新一代學者繼續努力。

第四，該成果對近代國學大師劉咸炘的《文心雕龍》研究特別是其《文心雕龍闡說》進行了全面介紹和評價，這在學術史和“龍學”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說在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之外，挖掘出現代“龍學”的另一部發端之作。由於對黃侃、范文瀾等近現代“龍學”大家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故該成果另辟蹊徑，發現近現代“龍學”的開山之作不只是黃侃的“札記”，而是還有一些很重要的著作。實際上，20世紀初葉關注《文心雕龍》的學者不在少數，有關的“龍學”著作亦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掘和研究，而不能僅僅把目光聚焦於黃侃的“札記”。

第五，該成果以較大篇幅對大陸的三位“龍學”家（王元化、詹锳和牟世金）進行了專題研究，以期深入把握20世紀的“龍學”成就。這一大陸“龍學”三大家的概念是全新的，該成果希望這種概括不僅可以集中展示20世紀“龍學”的成就，也可以突出地展示20世紀“龍學”的特點以至不足之處。

百年“龍學”的主要時間段在20世紀，主要成果或者說最重要的成果當然也在20世紀。20世紀最重要的“龍學”家是誰呢？這可以說是個言人人殊的問題。角度不同，標准不同，結論自然不同。筆者以為，在對《文心雕龍》的文本進行校勘整理，乃至搜羅《文心雕龍》的歷代研究資料等方面，楊明照先生的成就和貢獻可以說無人能及﹔在對《文心雕龍》的理論研究和闡釋方面，尤其從理論研究的深度而言，王元化先生的成果堪稱第一。在對《文心雕龍》進行集成性研究方面，台灣的李曰剛和大陸的詹锳先生並稱雙璧﹔假如兼及各方面而綜合考量，那麼20世紀《文心雕龍》研究成就最大的是兩位“龍學”家，那就是大陸的牟世金先生和台灣的王更生先生。因此，鑒於該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我們選擇集中論述大陸“龍學”三大家的成就、貢獻乃至不足，可以說這是對20世紀“龍學”的典型考察。

第六，該成果對王元化的《文心雕龍講疏》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不僅指出其重要的歷史貢獻，也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其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認真分析和評價，從而還原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和是非功過。尤其是對《文心雕龍講疏》一書的歷史局限性，該成果進行了認真探討和評說。研究王先生“龍學”成果的論文已有不少，但由於種種原因，筆者覺得還不夠深入，所謂一切誠念終當相遇，我們認真指出王先生“龍學”論著的種種歷史局限，絲毫無損於先生之於“龍學”的執著探索和理論貢獻，更有助於年輕一輩沿著先生的“龍學”足跡繼續前行。

第七，該成果對詹锳的《文心雕龍》研究進行了全面評述，對其兩部重要的“龍學”著作———《文心雕龍風格學》和《文心雕龍義証》，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其中對很多問題的解剖是具有開創性的。

第八，該成果以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野對牟世金先生的“龍學”成就進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討，對其重要的“龍學”名著，如《文心雕龍譯注》、《文心雕龍研究》、《劉勰年譜匯考》等進行了認真分析，從而對其在“龍學”上的貢獻做了全面研究和評價，尤其是指出其於20世紀“龍學”的歷史地位和意義，並同樣認真面對存在的問題。作為受業弟子，筆者對牟先生“龍學”的探討既是面對師說，則除了充分的尊敬，筆者還格外秉承先生的教導，敢於向老師挑戰，敢於指出老師著作中的歷史局限。

第九，該成果對新世紀“龍學”的探究，選擇了三位各具特點的學者。一是對羅宗強的“龍學”著作進行了全面研究，並著重從中國文學思想史的角度對其貢獻做出評價，這在學術史上也是開創性的。二是對張長青的《文心雕龍新釋》進行了研究和評述，尤其指出其在“龍學”史上的方法論意義。三是對張燈先生的《文心雕龍譯注疏辨》進行了介紹和評述。

第十，該成果以《文心雕龍》研究的儒學視野為突破口，對多維視野中的“龍學”進行了新的考察和思考。這既是回應第一章對“龍學”的全面審視，更是企圖為21世紀的“龍學”找到新的學術空間。任何學術史的研究不應只是還原歷史，更應該立足當下而放眼未來。新世紀的“龍學”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面對百年“龍學”的積累，尤其是如何走出強大的西方文藝學話語體系的影響，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筆者看來，《文心雕龍》研究的視野轉換乃是力圖還原這部文論經典的本來面目，從而得出新的認識和評價，以期開拓“龍學”新的空間，踏上“龍學”新的征程。以上為該成果正文的主要內容。另外，該成果還設置了約相當於一大章篇幅的“附錄”部分，作為對正文的補充，可與正文互為映照。其中既有紀念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綜述，也有以《文心雕龍》研究為重點，且按照《文心雕龍》理論體系建構欄目的《中國文論》叢刊的編后記，還有關於“龍學”的兩篇答問錄。這些內容可以說是對“龍學”前沿的最新展示和思考。

最后，該成果還附錄了《百年“龍學”書目》，這可以說是一個到目前為止搜羅最全也較為准確的“龍學”專著、專書目錄，既是對百年“龍學”最重要成果的直觀展示，也便於研究者的檢視和利用，尤其是其中糾正了筆者《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中的一些錯誤。這裡筆者想順便一提的是，現代學術規則重視單篇學術論文，筆者以為這對自然科學或許有其道理，但對百年“龍學”而言，可以說絕大多數的論文成果最終都以不同形式匯聚到專著、專書之中，且匯聚之后的論文大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因而可以說，百年“龍學”的最重要成果都體現在這個“書目”之中了。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對百年“龍學”的重點探究雖難免挂一漏萬，但卻同時也避免了人雲亦雲的重復勞動，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如該成果對百年“龍學”的總體把握，盡量還原其歷史的本來面貌，全力體現其不同的時代特點，尤其致力於對21世紀“龍學”的全方位時空展示，從而不僅區別於現有多種《文心雕龍》研究史，而且提供了觀察當代“龍學”的多種視角和多樣信息。又如對民國時期的“龍學”，該成果發掘出劉咸炘這位在“龍學”上不為人知的重要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補學術空白之功﹔對20世紀大陸“龍學”的重要成就，該成果則第一次集中提出三位“龍學”大家（王元化、詹锳、牟世金），並對他們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系統研究﹔對當代“龍學”的發展和走向，該成果則提出從儒學和中國文化的角度，對《文心雕龍》進行多維視野的考察和研究，以還原《文心雕龍》及其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這些探究無論對百年“龍學”的反思還是對當代“龍學”的進一步發展，應該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