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的互動及比較研究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陳書錄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的互動及比較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0BZW06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紀玲妹、冉耀斌、李青枝、司馬周。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致力於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的互動與比較研究，探索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互動中的軌跡與規律，從深層次上發掘明清文學演變的動因與價值。這對於深入發掘明清時期商賈、倫理道德、文學、地域文化等互動中的歷史價值、倫理價值、經濟價值、美學價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以古鑒今，具有不可低估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該成果率先對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以翔實的資料和理論創新，努力建構明清優秀地域商賈與文學的傳承體系，所運用的方法大致有四。一是地域文學與地域商賈的互動視角。所謂“互動視角”，或從地域商賈的視角看明清文學，或從地域文學的視角看明清商賈。

二是個案分析與地域群體互為映襯。該成果研究的基點建立在個案分析之上，以精研文本與廣征文獻為基本功，探微索隱，取精用宏，對明清各個不同地域商賈與文學互動的“個案”做深入而又具體的分析。

三是詩歌古文與小說戲曲交叉呈現。詩歌古文與小說戲曲及民歌空前繁榮，有關商賈的雅俗文學也相當發達，它們之間相互借鑒、相互轉化，交融互補。

四是文獻考証與藝術批評有機結合。文獻考據是該成果立論的基石，盡力搜尋和運用明清時期的詩文集（別集、總集）、小說和戲曲集、詞集、散曲集、《明史》、《清史稿》、《明實錄》、《清實錄》、《明經世文編》、《清經世文編》及筆記、石刻、墓表、神道碑、墓志銘、墓碑、行狀、傳記、族譜、家譜、地方志、流傳在各地的歌謠等，力求資料翔實，言之有據，並著力以考証解決重點與難點問題。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考察明清時期文士與商人的交往方式往往有常態性、特殊性兩大類，其中常態性的，大概有如下四種。其一是士而為商，商而為士﹔其二是文士為商賈撰寫墓碑和傳記﹔其三是商賈拜師學詩文﹔其四是養士資助，詩酒相會。考察明清時期文士與商人的交往還有某些特殊形態，主要有以下方式。

其一，交流中心的聚集與擴散。一個時期，商賈與文學互動有其中心地區，明清時期在北京、南京（江寧）、揚州、蘇州等地。以蘇州為例。明清蘇州府中有號稱“十大商幫”之一的洞庭商幫。正是在這豐厚的經濟土壤中，滋養著本土文人如明初以高啟為代表的“吳中四杰”、明代中前期的以祝允明為代表的“吳中派”有關商賈的文學，各以情、理偏勝﹔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貞受到商賈“因俗為變，與時消息”經商方式的影響，文學思想由格調轉向性靈與俚俗﹔飽受明清換代之際滄桑的吳偉業有關商賈的詩文、戲曲中多有盛衰興亡之感，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聚集於蘇州這個中心的，不僅有本土文人，還有如湖廣公安的袁宏道、袁中道等客居流寓（包括為官）者。袁宏道在任吳縣縣令時深受蘇州地區商潮影響，他的思想更為解放。因而，袁宏道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於蘇州吳縣結合袁中道（字小修）的詩歌創作成果作《敘小修詩》，大膽豎起“獨抒性靈”的旗幟。經過王陽明的“心學”到李贄的“童心說”，又經過吳國倫、王世貞等由格調向性靈的轉變到徐渭、湯顯祖的“至情論”，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終於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將晚明文學解放思想推向高潮。蘇州中心既有聚集，也有擴散，如“后七子”領袖王世貞，其追隨者有“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琅琊四十子”，“自嘉靖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風聲，浸淫海內”。

其二，相似地域流派的接力與流變。明清地域商賈與文學互動中的某種思潮，有時以“接力”的方式發展與演變。比如明清時期的性靈文學思潮，經歷明代湖廣興國地域的吳國倫等傳遞給湖廣公安地域的“三袁”，再傳給湖廣竟陵地域的鐘、譚，又隔代傳遞，傳給清代中期江浙地區的袁枚、趙翼等，如此相互傳承，接力推進，由發軔、高潮到復興，其動因之一是湖廣、江浙及徽州地區商潮的影響。這種地域商潮對於各個地域的作家或文學流派的影響，有本地域的，也有外地域的（如徽商），還有多地域商潮交叉的，既有多個地域的相似性，也有不同地域的差異性，豐富多彩而又指向一致，以蘊含著包括商賈在內的市民思潮所推進的文學性靈思潮沖擊當時佔主導地位的程朱理學、復古思潮或考據之學，具有文學解放思想的意義。桐城派是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陽湖派被一些人視為桐城派的分支，是兩個地域性的文學流派，其接力與演變頗有典型意義。姚鼐等桐城派的“義理、文章、考據”的文學主張與徽商有關。義理屬於儒家倫理、道德、性氣、政治范疇的內容，與徽商“尤愛朱子《綱目》之書”即程朱理學密切相關，也與桐城派作家視野中的賈名儒行、仁心愛人、誠信處世、孝悌睦姻、朴茂誠愨等的徽商精神密切相關。陽湖文派與桐城文派之間有“接力”，也有變異，比如對待駢文與散文，桐城派是駢文對立論者，而陽湖派往往主張駢散合一。張惠言的騷體賦用詞講究，色彩斑斕﹔其散文往往筆力縱恣，於雅潤中見氣勢，縝密而又不乏典麗。這固然與吳地“緣情而綺靡”的地域文學傳統有關，也與包括商賈在內的吳地“侈靡”風俗有關。

其三，相異地域商賈與文學的比較。這種比較有其特殊性，如論述山西地域商風民俗時有四組反比：一是將晉商與吳越商賈作反比，晉風多儉，吳越俗奢靡，比較中也突出了晉商之“多儉”﹔二是將晉商與徽商作反比，如謝肇淛《五雜俎》中說“新安奢而山右儉也”，比較中突出了晉商之“儉”與徽商之“奢”﹔三是將“晉風多儉”與閩商“賤嗇而貴侈”進行反比﹔四是將徽商與吳地商賈作反比，如安徽桐城作家戴名世在奢或儉上，將徽商與吳地商人相比較：徽商纖嗇，這與“吳俗靡”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也就是徽商在與吳地商賈的反比中為“纖嗇（儉）”，而與晉商的反比中則為“奢靡”，評價截然相反。顯然，在以上四組反比中充分顯出晉商之“多儉”，有反反得正、相反相成的效果。蘇州、徽州雖然同屬江南，但兩個地域的商賈之風迥異。這以明代中后期王世貞的視野為例。在王世貞的視野中蘇州商賈的特色，一是既以“鑽天”術經商致富，又諱富藏富﹔二是縱情享受，暢舒心志﹔三是喜讀稗史，趣在俚俗。而與蘇州商賈形成對比的是徽商，在王世貞的視野中徽商的特色，一是不諱商賈，致富有方﹔二是攀附顯要，官商結合﹔三是轉修詩書，儒商並行。

其四，地域的本土特色與流動視野。山西素有“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的地域文化特色。明清晉商發揚這種傳統，敢走西口，塞外經商謀利﹔首創票號，全國回兌。山東地域文化也稱之為齊魯文化，也可視為山東本土文化。鄒魯為孔孟之鄉，具有深厚的儒學根基。齊地瀕臨渤海、黃海，有滄海桑田、神奇變幻的地域氛圍。崇尚儒學的魯文化影響到明清有關商賈文學，其中多有義利兼顧的儒商﹔神奇變幻的齊文化影響到明清時期有關商賈的文學，尤其是影響到蒲鬆齡的《聊齋志異》等，出現不少狐仙鬼怪變化而成的商賈，給明清山東商賈與文學平添了神奇浪漫的地域特色。有的文人不僅具有地域的本土文化，也有流動視野。又如自稱“我今為秦聲”李夢陽，在他的詩文中還關注晉商、徽商、荊商等，甚至將視線投向從范蠡所處的春秋末年到明代弘治、正德近兩千多年歷史上的商賈。又如明代江西戲曲家兼詩文作家湯顯祖，清代山西人、晚清一代名臣徐繼畬，廣東香山人、晚清民初的經商實業家鄭觀應等睜眼看世界，關注外商和對外貿易，在詩文與戲曲中展現海外經商的新世界，令人大開眼界，大開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