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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研究專項“‘《禹貢》圖’集成與研究暨數據庫建設”負責人、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禹貢》是《尚書·夏書》中的首篇，記載了“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的一系列故事，歷來被視為與地理、疆域、貢賦等國家治理相關的重要文獻。“禹貢圖”也稱禹跡圖，不僅包括歷代《禹貢》學著述中所載大禹治水，依山川、導江河、分九州、理貢道的地理圖，還包括別貢賦、分夷夏、化荒服的政治治理一類的圖。除了對擘畫九州的載錄外，“禹貢圖”及《禹貢》經文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早期的貢、賦有著密切的關系。通過對不同區域土壤的考察，綜合區域經濟狀況來確定賦稅的等級﹔通過對各州所出物產的考察，從而確認貢物的品類﹔通過對水道的疏通與勾連，不僅實現了治水避災以保民生的目的，也確保了貢賦運輸的暢通。而“禹貢圖”與《禹貢》篇的形成，由現代考古發現來看，與中國早期貿易中的水道交通的發展關系密切。
“禹貢圖”的形成是個漸進過程
從文本上來看，《禹貢》托名於大禹，反映大禹治水之事及夏禹時期各地向冀州交納貢、賦的情形。但是從歷史的視角來觀照這一表述，則會發現這種表述失之於客觀。夏禹之時，華夏大地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據傳世文獻所載可知，到殷商之時，以河洛為中心的區域內大小邦國約有二千，周初諸侯至少也有八百，而夏禹之世則必然不少於此數。《堯典》“協合萬邦”之說就反映了堯舜之時邦國林立的社會面貌。《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話，正是上古社會邦國並存的真實寫照。在這種邦國割據的社會現實下，各國不相往來、以鄰為壑，先民的意識十分狹隘，所知道的也只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事情，更不要說虞夏之時。在萬國林立的夏禹時代，以《禹貢》所載之規模，以一人甚或一邦國之力實現天下九州的劃分、山川河流的疏導以及土壤的勘測分類，並不現實。而《禹貢》篇中所反映各州向冀州交納稅賦、特產的記載也不可靠。夏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在天下九州的范圍內，要求各地所出物產進貢至冀州一地或一國的可能性十分小，但並不能因為這種矛盾就直接割斷“禹貢圖”與禹、夏的內在關聯。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可以判斷，圖的出現早於文字。結合考古發現的成果判斷，“禹貢圖”的出現也應早於《禹貢》經文。“禹貢圖”與《禹貢》所反映又為夏禹之事，二者的出現早至何時，無法確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禹貢圖”與《禹貢》表述的形成，是一個有先有后、逐步形成的過程，而其源頭極可能要早至夏禹治水之前。
上古之時，由於江河水道都處於自然狀態，無人力開掘或人為疏通而極易壅塞，在經歷降水或其他地質災害時，常常出現洪水泛濫的情形。因此，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夏禹可能借鑒先前貿易交換過程中繪制的水道路線圖協調各鄰邦疏通水道，實現泄洪導水的目的。《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是九州依圖而分。《水經注》曰：“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授禹河圖而還於淵。”這些都是禹依圖治水的文獻，而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接受鄰邦物產作為饋謝之禮，在這個過程中，圖與文被禹或其下臣重新繪制與修正，而出現了“禹貢圖”及《禹貢》的雛形。從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廼拜方設征”的銘文來看，西周時期，成熟的《禹貢》式表述已經出現。西周之時，其統治雖並未實現完全的天下一統，但周天子封邦建國、分封諸侯，一定程度上成為天下共主，或出於水道疏導抑或政治治理的需要，在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的圖文載錄基礎上，對山川、藪澤、河流、土田、貢賦等的梳理擴展至天下九州，並條分縷析繪之為圖，記之為文，形成了反映西周時期山川地理物產的圖錄。周人尊夏，因而托名於禹而稱之為“禹貢圖”與《禹貢》。這是其初有天下，亟須明晰疆域、掌握天下山川形勝，劃分區域、征繳貢賦所必需的工作。而“禹貢圖”不能詳盡展示的內容則輔以文字說明，也就有了《禹貢》式的表述。周人對夏禹之時出現的“禹貢圖”及《禹貢》式表述的承襲與發展，不僅是周初統治者國家治理的必然，更符合其尋求統治合理性以及尊夏的心理要求。
早期跨區域貿易促進了水陸交通發展
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知道，在距今大約4000年前后的龍山文化時期，時間上與文獻中所記載的禹夏有交集。這一時期的貿易交換已經十分發達，貿易交換成為社會活動中的重要內容，貿易交換的范圍也已十分廣泛，涉及物品種類繁多，在當時主要包括農業、漁獵、採集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甚至還包括開採的稀有礦產品。龍山文化時期貿易交換已經形成不同層級的市場體系，這一體系按照規模由小到大又分為初級集市、區域市場、跨區域市場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市場交換的物品也不盡相同，由於跨區域市場面對的需求更廣、更復雜，因而還出現了專門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跨區域市場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貿易交換體系，以調節大區域范圍內物產供給。由於運輸距離比較遠，在這一過程中又出現了長途運輸的通道和沿途的節點性市鎮，以及便於長途運輸具有較大增值空間的商品。這些具有較大增值空間的商品多為經過人力再加工的手工業產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生產十分發達，產量大器型多，這與當時陶器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以及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密切相關。石器的生產在這一時期並未像陶器一樣形成規模，從考古發現來看，聚落遺址上的石器成品和使用損壞的石器比較少。由此，考古人員推測，石器產品主要不是供給本聚落使用，大多是作為商品交換出去。而玉器以及一些精細石制品是當時的高端產品，一般出現在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遺跡中，一些比較精美的石器和小件玉器也在少數墓葬中被發現，屬於專供上層消費的奢侈品。精美石器與玉器的制作，人力、物力投入相對較大而產量卻較小，成本高昂，隻有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統治階層才可能擁有。因此，這些高端產品的享用也成為上層統治者特權與地位的象征，這類奢侈品自然成為跨區域貿易交換的主要內容。
這一時期，跨區域的市場交換已經發展為成熟的貿易體系，其所交換的對象正是包含一定技術和勞動含量且具有較高增值空間的高端產品，由於跨區域貿易交換的復雜與交通運輸路線的原因，已經出現了能夠識記交通路線，懂得貿易交換規律的專業商人，追求高端奢侈品的貴族統治者。對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專業化商人的出現使龍山文化時期貴族手工業及跨區域的交流網絡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統治集團中的上層貴族則通過其所掌控的權力攫取財富，進而強化其身份，享受奢華的生活。考古發現，龍山文化時期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器、玉器表明了手工業的發展和上層貴族對外交流的擴展。以石器、玉器生產和流通為代表的手工業被納入上層統治者的控制之中，這也是社會復雜化深入發展的結果。早期社會復雜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人類社會群體內出現了制度化的不平等，居於統治或支配地位的貴族往往以貴重、罕見或外來的奢侈品，以及精致考究的居址、墓葬等物化的形式來表現、強化其身份和地位。在出土的山西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中就發現了來自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紅山文化的器物，而夏禹之時，統治者對稀有、貴重物品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跨區域貿易和水陸交通的發展。
清 · 王項齡等撰：《欽定書經傳說匯纂》禹貢圖全圖
“禹貢圖”反映了早期貿易的水道交通形態
龍山文化早期，各邦國跨區域貿易交換已經出現。到了《禹貢》記載所反映的龍山文化中晚期，跨區域貿易交換模式已經十分成熟，在貴族統治者的墓葬中，具有身份象征意義的外地域特產已經十分常見。《禹貢》經文中所載作為貢、賦通過跨區域水道交通運送至冀州的各地物產，最初可能並不是以貢、賦形式得來，而恰恰是通過這種早期的遠程貿易交換獲得。從根本上來講，貢、賦除了包含有上下級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外，本身與交換流通也有著緊密的聯系。《說文解字》釋“貢”“賦”皆從“貝”，段玉裁釋“貝”：“謂以其介為貨也”，釋“賦”：“經傳中凡言以物班布於人曰賦。”由“貢”“賦”二字本意來看，其與物產的流通有著一定聯系。上古時期的貴族統治者，或對其他邦國文化不甚了解，或出於鞏固自身統治威信的需要，將貿易交換得來之物喚作外邦之貢、賦。為滿足上層貴族統治以及奢侈生活對此類“貢”“賦”的需求，貴族統治者積極推動跨區域的遠程貿易交換。出於城邦間跨區域貿易交換的需要，專門從事跨區域貿易交換的機構或人在進行遠距離貿易的過程中，便會探索水陸交通的輾轉路線，為幫助記憶或方便后人對交通路線的掌握便繪之成圖。早期人類社會的交通運輸並不發達，沒有人為開通修建的交通途徑，跨區域間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然形成的水道交通網絡，因此他們所繪制的交通路線圖在實質上便是水道交通圖。龍山文化時代還沒有通行或成熟的文字，所以先民們便將水道交通路線用圖畫的形式記錄下來，而“先民最初的地理知識是用圖畫來傳達的”，這種圖示的水道交通圖或許正是“禹貢圖”的渺遠前身，跨區域貿易的水道交通路線圖也為夏禹之時洪水治理、隨山刊木、水道疏浚提供了借鑒與指引。
在洪水治理的過程中，夏禹不僅開掘疏通水道，而且還以大山丘原為標識，修正並完善早期貿易交換過程中所繪水道交通圖。此時的水道圖還局限於以堯、舜、禹所掌邦國為中心的鄰近城邦范圍內，遠沒達到天下九州的廣袤地域。直到西周之世，發源於西方的周人疆域橫跨東西而奄有四海，西周以天下共主的姿態，托名於大禹而最終形成“禹貢圖”與《禹貢》經文。“禹貢圖”與成熟的《禹貢》經文形成的西周時期，去古未遠，有一定的史實為依托，因此也可以支撐“禹貢圖”與《禹貢》早出的觀點。歷史時期，在地理上，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長、河流有變遷，歷代為政者和學者在早期圖、文的基礎上不斷繪制、修正並完善所處時代的“禹貢圖”和《禹貢》經文，突顯出其經學、歷史、地理以及治政等領域的重要價值。“禹貢圖”和《禹貢》經文不僅客觀地反映了九州地理劃分，也是中國天下九州一統觀念的肇始，作為地理與治政的重要文獻被歷代學者反復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