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散文研究史

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江枰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蘇軾散文研究史》（項目批准號為：11CZW03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細珍、陳曉紅。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項目希望通過考察歷代研究蘇軾散文的相關材料，能夠較全面地展示蘇文八百余年的研究歷程，形成一部較完整的蘇文研究史。這一目的的意義在於，從研究之研究的角度觀照中國散文史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蘇軾的散文在歷代被評論、刊刻和研讀的大致情況，探析相關現象產生的原因，不但能得到一些知識性的結論，提供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還可以作為散文研究史領域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個案研究，為其他散文家的研究史寫作提供參考，為整個散文研究史的構建提供例証。考察過去的蘇文研究歷程，探索其中的規律，也可以為今后的蘇文研究提供參考和方向。另外，了解歷代對蘇文技巧的總結、風格的評判，也有助於今天的讀者對傳統散文閱讀和欣賞能力的提高，對今天的散文創作應也有所裨益。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蘇文的研究歷程大致可以概括為兩宋興盛期、金元薄弱期、明代先抑后揚期、清代整體平淡期。每一個時期還有各自的起伏變化。其中又以兩宋時期的變化最為復雜曲折，蘇文在這兩百多年間經歷了差不多三次起伏，有的還是大起大落，似乎和蘇軾的人生際遇有某種契合之處。在蘇軾生前，蘇文的研究就與科舉確立了極為密切的關系。機緣巧合，當蘇軾踏上科舉之途時，正遇上主考官歐陽修打算利用科舉考試扭轉文風而尋找范本的當口，而來自西南偏州未受太學文風熏染的三蘇文章恰好符合了他的標准。於是二蘇在科舉場上連戰連捷的同時，其科舉文章也風行天下。歐陽修無疑是蘇文名滿天下的最大推手。

熙寧、元豐時期，王安石以《三經新義》《字說》等統治科場，考生轉學王安石文章。在蘇軾眼中，當時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蘇文大概經歷了第一次走弱的局面。“烏台詩案”同樣也涉及其文章，司法人員也從蘇文中找到蘇軾不滿新法、攻擊朝政的証據，尤其是《湖州謝上表》。從這一點上說，“烏台詩案”的觸發點是蘇文而非蘇詩。只是展開調查后，因蘇詩包蘊更豐富和解讀空間更大，坐實的証據遂更多。早年積極呼吁變革的策論文章又使如今極力反對新法的蘇軾陷入被動境地，落入首鼠兩端的口實。這時，蘇軾開始不斷否定自己的制科文章，蘇轍也是如此。蘇軾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困厄，其詩文雖未被禁止，但政治與學術從此開始介入蘇文研究，成為決定其面貌的重要力量。

元祐時期，蘇軾迎來仕途的順遂期，又曾知貢舉，其文章自然又成為士子們轉相效仿的對象。這是兩宋時期蘇文的第二個研究高潮。這期間一方面士子們仍然積極效法蘇軾的以策論為主的科舉文章，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則進一步明確將其摒棄。元祐六年蘇軾自編《東坡集》，其余文集除《后集》《和陶詩》之外也於此時基本編成。卻不收50篇策論文字。這無疑是這種摒棄態度的明白體現。此時蘇門中人也漸有聲望，他們對蘇文的評價也頗值得重視。

蘇軾晚年南遷嶺海，經歷了人生的第二個困厄期。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其文章的價值更為凸顯。繼續有追隨者、仰慕者留心於他的文集編纂，如頗為重要的《東坡后集》就是由劉沔初編。在編集刻板之前，蘇文大多是以單篇的形式傳抄的。蘇文的編集者不乏蘇軾的仰慕者，而刻板者則可能多為書商。當然也有書商自編自刻，一般質量差劣，為蘇軾所否定，這方面也少有線索留存。在蘇軾生前，刊行於世的文集主要是《策論》、《東坡集》和《后集》幾種。

蘇軾去世后的北宋晚期，朝廷禁行元祐學術，蘇集首當其沖，這是蘇文研究史上唯一的一次遭到當局明令禁毀。然而效果並不理想，於是一再申禁，仍然愈禁愈多。這次禁毀的過程、禁毀的效果、禁毀失敗的原因都值得認真分析，從中可以了解蘇文深入人心的程度、民間力量對政府亂命的自發抵制、權貴們對蘇文的維護，以及他們利用特權私刻蘇集牟取暴利的行徑帶來的上行下效等現象。這種對禁令的突破甚至可以說首先來自徽宗本人，他寓禁於征，搜羅了大量蘇軾的書畫真跡。當然，這畢竟是反復全面的政府禁毀行為，對蘇文研究的打擊還是沉重的。因此，對此時期蘇文研究的局面不宜高估。北宋滅亡前一年，宋廷為挽救亡國危局，宣布廢除關於元祐學術的一切禁令，盡管已無濟於事，實際上已開啟了南宋蘇文否極泰來的局面。

南宋前期，蘇文研究迎來全面繁榮的時期。高宗、孝宗對蘇軾其人的褒贈，對其文的推崇成為這一局面的政治保証。民間強大需求被長期壓抑后的釋放，科舉考試內容上對元祐學術的提倡，文體上對論、策的重視，遂出現“家有眉山之書”的盛況。南宋前期筆記作家鮮有不論及蘇文的，個人文集中也多見對蘇文的評論或題跋。蘇軾后代對蘇集的刊刻為保存其原貌功不可沒，至於書商編刻各種蘇軾的全集、總集、選本，可謂比比皆是，質量也多不高。《外集》為搜集蘇文遺落在民間的文章不遺余力，其中以題跋尺牘等為多，還出現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這部蘇文研究史上最為重要的注釋本。

南宋前期，朱熹已大肆抨擊蘇學蘇文，但效果不明顯。在光宗、寧宗時期幾經反復，程朱之學最終勝出，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從此開始了程朱理學對蘇文研究長期的負面影響。這時期，蘇軾的政治地位雖不能和孝宗時相提並論，但官方並沒有明確打壓蘇學蘇文，理宗甚至還將蘇軾列為從祀孔子的十人之一。不過這相比於對朱熹的追封和尊崇，就差距甚大。而當時科舉考試的文章內容都要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准。這實際上已經限制了士子們的閱讀和參考范圍，也為南宋后期的蘇文研究歸於平靜提供了動因。這階段，仍有筆記和別集文字評論蘇文，但從其內容上看，對蘇文已少了些熱烈的激賞和稱揚，多了些冷靜的評析和辯駁，對蘇軾的才情也不再一味仰視，而有了平交其人的角度。不過這時的學者們對蘇軾的氣節仍多稱贊之詞。程朱理學對蘇文研究的負面影響從南宋后期開始的同時，也及於北方地區，經過元朝，明朝前、中期，持續三百多年。直到晚明因陽明心學對程朱理學的打擊，蘇文研究再次得到繁榮的機會，有約半個世紀的復熾局面。但隨著明亡清興，程朱之學再次得到尊奉，蘇文研究又長期歸於平靜。

金元時期，蘇學北行。但“蘇學盛於北”隻有從北宋文人中蘇軾在金朝的影響最大這個角度理解才是符合實際的。因為同時的南宋前期，蘇學才真正是全面盛行的局面，其深入人心的程度要遠遠超過北方。而程學在寧宗后期甚至理宗即位之前也並未盛於南。蘇學行於北的局面中，蘇詩、蘇詞的影響似又大於蘇文。就蘇文而言，因金國前、中期的科舉一味重視辭賦，在后期才偶爾會重視文章，所以金國的蘇文研究有前輕后重的趨勢。隨著理學的北行，金元交替，蘇文研究更趨於衰落。現存蘇文在金元刊板的資料也很少，僅金世宗完顏雍曾和大臣討論過蘇軾的為人並詔國子監刊《奏議集》等少數記載。而今存的元版蘇集一般也都認為刻於宋末，大概元人對蘇文的閱讀需求僅宋人原刻就足以滿足。而元朝又在一段時間內廢除科舉，恢復后也以程朱理學為標准，蘇文研究缺乏有利的條件。

明朝建國，一以程朱之學為宗。朱棣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是天下人的必讀書。科舉進入八股文時代，內容也不能出程朱之外。因此明代前、中期兩百多年中，蘇文研究頗為平靜。一部新編七集，從洪熙到成化才完成，距明建國已有百年，還是因刻歐陽修的全集而附帶刻及。該書至嘉靖得到重刊，已是明代中期。陽明心學逐漸風行之后，社會思潮開始走向開放，蘇軾曠達的人生態度和能給人極致閱讀體驗的小品文字逐漸廣受歡迎。王世貞編《尺牘清裁》收大量蘇軾的尺牘，又編《蘇長公外紀》為讀者提供了關於蘇軾的逸聞趣事和諧趣文章的資料，為蘇文研究的繁榮拉開了大幕。此后作家們對蘇軾的仰慕、對蘇文的贊揚，都可謂無以復加。而此期對蘇文的整理編刻，成就更是斐然。文壇領袖吳偉業遂以“韓潮蘇海”取代宋末李淦的“韓海蘇潮”。這一順應時勢的改變贏得了紛紛響應，此后遂較“韓海蘇潮”更為人所知。

晚明蘇文研究有側重其小品的特點，讀者眾多，但多追求閱讀的愉悅感受，而少深刻的體悟解析，因此是不夠全面深入的。而這種文人們自娛自樂的閱讀風潮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明末實際上已有學者對此表示不滿，加之亡國禍起，蘇文研究的這種較為片面的繁榮局面幾乎戛然而止。清初皇帝仍然回歸程朱理學，重用理學中人，於是康熙時期理學名臣為數眾多。他們學行多有刻觀，政事之余，從事著述編纂，如熊賜履、張伯行等人，都力尊程朱為正統，相應的是文以韓歐為宗尚。而相繼影響文壇的桐城、陽湖、湘鄉等文派，也都在貫徹這些理念。因此有清一代，蘇文研究都比較平淡，不但都局限於八家范圍再無單獨出頭的機會，且在八家中也隻居於韓歐之后，不復繁榮期可比了。

以上是北宋中期到清末八百余年蘇文研究的大致面貌。這一面貌的形成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持續始終的大概有政治、學理和科舉這三個因素。因此分別考察這三個因素如何影響蘇文研究的面貌也值得嘗試。大致說來，政治因素對蘇文研究的影響最為迅速，居於主導地位，但又是最不確定的。因為帝王或權臣的喜好因人而異，即便為相同的政治目的，手段也可能截然相反，而政局的變動也往往無甚規律可循。學理的因素對蘇文的影響最為深刻而持久，王安石新學、蘇氏蜀學、程朱理學、陽明心學都登上過政治舞台，它們都深刻影響著蘇文研究的局面，其中程朱理學影響社會的時間最長，因而蘇文研究處於相對低潮期的時間也最長。科舉的因素往往是學理因素的表面體現，因最為功利，所以作為控制士人思想的手段最為有效。在諸因素中，科舉與蘇文研究的關系最為密切。無論學理怎樣變化，隻要科舉內容還以寫文章為主，考生就必然要從蘇文中借鑒作文的技巧，尤其是寫作應試文章的技巧。所以，在科舉時代，蘇文總有其市場需求。但這需求隻限於考取之前的士子。如果其他條件不利的話，蘇文的日常的和普遍的閱讀需求還是會受到限制，不可能出現繁榮的局面。當然這些因素往往是同時起作用的，雖在一定時期內有主次之分，但不可能截然分開。單獨考察無非是為得出一個較清晰完整的印象，以作主體部分的補充。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無疑是第一次較全面完整地展示了蘇文研究的歷史。蘇文是中國散文的代表之一。這個地位的獲得固然是由於其本身的巨大價值，但同樣取決於歷代讀者的認可。正是他們在不斷閱讀、闡釋和借鑒中達成這種共識，才使其價值得到比較統一的評價。但這個過程是復雜曲折的。因此，探究蘇文在各個時期產生影響的具體過程，厘清不同階段讀者對它們的評價，展示其被研讀和接受的大致脈絡，並分析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探討相關文化因素與蘇文的相互作用，既有助於更清楚地了解中國散文創作和理論的發展歷程，也能對現在和將來的散文創作及研讀提供借鑒，有其文學史和學術史的意義。這大致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梳理各個歷史階段讀者對蘇文的評論以及他們的關注點，可以更准確地為蘇文定位，也有助於發現一些被忽略的真相，修正基於籠統的或當下的印象而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論。其次，任何時段的蘇文研究局面的形成固然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也有主次之分。梳理某些主要的文化因素對蘇文研究發生作用的過程，可以呈現不同面貌的蘇文研究史。將這些不同的研究史綜合起來得出的總體概貌，可以和一個一個時期連接起來的總體印象互相補充。再次，蘇軾創造的文化世界是一個有機整體，但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對各部分的研究和接受還是呈現不同的特征。就文學方面而言，蘇詩、蘇詞、蘇文三者的地位和受歡迎的程度呈現此消彼長的特色。正是這種此起彼伏的不同步構成蘇軾研究連綿不絕的面貌。那麼，要准確地反映這種面貌，比較好的選擇應是將各部分的研究歷程做盡可能客觀的分析和梳理，再全部呈現於讀者面前，蘇軾研究的整個面目則可以大致清楚。最后，本論題作為蘇軾文化遺產研究的一部分，還可為建構現代意義的蘇學准備條件。眾所周知，學術界“龍學”“紅學”等早已成為顯學，而至今為止，“蘇學”還未獲得廣泛認可。這或許與相關成果還不夠豐富、體系還不完善有關。對蘇文的研究歷程加以考察、歸納和總結，形成相應的研究成果，可為將來更為系統性的蘇學研究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