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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負責人、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
經筵講義作為宋代興起的一種新經學體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理並對君主進行教育的講稿，它不僅促進了宋代學術從傳統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型，而且還是理學思想向最高層傳播的重要載體。宋代主要學派的領袖人物大多曾入侍經筵，尤其是程朱一系學者進講《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經筵講義，極大地促進了《四書》學新經典體系的形成與理學思潮的興盛。經筵講義與理學發展密切相關，然學界對此少有涉及。以經筵講義為切入點，無疑可以為理學研究提供新的視域。
經筵講義與宋代學術轉型
為重振世道人心，重建“治道”，宋代實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國方略，不僅“勸宰臣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重用讀書人，而且要求為人君者“無不典學”，身為典范，帶頭讀書。據《帝學》記載，“太宗始命呂文仲侍讀，真宗置侍講、侍讀學士，仁宗開邇英、延義閣，日以講讀為常”，在御前講讀經史的經筵制度逐漸成熟與完善。由於經筵講學對象的特殊性，其講學的目的、重點與詮釋方式必然與普通的士大夫之學不同，所以范祖禹說：“人君讀書，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備應對而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裡也記載了宋高宗關於兩者為學重點不同的言論：“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宋人普遍認為與以章句記誦備應對求利祿的士大夫之學不同，在經筵講學應採取“義理”詮釋的方式，以闡發經典中的堯舜聖王之道而成天下之治為重點，“發明正理，開啟上心”，這就必然要求經筵官在經義闡發中突破傳統章句注疏的束縛。如果說仁宗初年，經筵講學依然沒有擺脫漢唐章句之學的遺緒，那麼至慶歷年間，隨著胡瑗、歐陽修、劉敞、王安石等一批批疑經惑傳、鄙薄注疏、推崇“義理”的士大夫入侍經筵，學風整體為之一變。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記錄了宋代學術的這一轉型過程：“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后，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經筵講義應運而生，以“義理”解經的方式自此風行天下，成為一種學術風尚，從而推動了宋代學術由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
“四書”在經筵的傳播與理學新經典體系的形成
宋代“四書”超越“五經”成為儒學的核心經典，是理學與儒學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於“五經”偏重於政典與“治術”，文字大多晦澀難懂，為學入門不易﹔“四書”則相對簡易，不僅為世人修己治人、內聖外王提供了系統的為學次第與成德功夫，而且有著豐富的心性思想資源，可以同時滿足成就君德聖治、教化世道人心與應對佛道沖擊、復興儒學等多重需要，因而宋儒力圖回到先秦儒學，重新挖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資源，開啟了一場新的經典詮釋運動，並借助經筵講學，將其向最高層傳播，在進講前后撰寫經筵講義進呈，力圖為君德聖治成就、社會秩序重建提供理論依據與經驗借鑒。如呂公著、楊時、王十朋、徐元杰、劉克庄、袁甫、方逢辰撰有《論語》經筵講義﹔程俱有《論語》《孟子》經筵講義﹔陳傅良有《孟子》經筵講義﹔朱熹、真德秀有《大學》經筵講義﹔邢昺為真宗講述《中庸》“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義，真德秀為理宗講《中庸》等。此外，馮元、孫奭、馬龜符、楊安國、程頤、范純仁、孫覺、司馬康、趙彥若、吳安詩、范百祿、黃履、傅堯俞、孫近、唐懌、尹焞、魏杞等亦曾在經筵講過《論語》或《孟子》等。
隨著“四書”在經筵的進講，《論語》《孟子》的地位不斷提升，《大學》《中庸》得以獨立成篇，理學思潮蓬勃發展，這其間均離不開最高層對其思想價值的認可與推崇。如，天聖五年，仁宗以《中庸篇》賜新及第進士﹔天聖八年，“賜新及第進士《大學》一篇。自后與《中庸》間賜，著為例”。這是宋代《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獨立出來的最早記錄，極大地提升了其地位和影響力。仁宗為什麼會如此重視《大學》《中庸》？據《玉海》《續資治通鑒長編》等記載：從天聖三年至五年，孫奭等講官曾為仁宗通講了全部《禮記》，《中庸》《大學》也在其中。如沒有對其思想價值的深切認同，則很難解釋仁宗從《禮記》中抽取《大學》《中庸》的行為。又如，高宗倡導以“孔孟為師”，借助皇權對“非孟”的晁說之、鄭厚進行打擊，並御書《論語》《孟子》等經典，將其“刻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便和他在經筵長期研讀《論語》《孟子》密切相關。理宗時，在徐僑、徐介、真德秀、徐元杰、劉克庄等努力下，尤其是真德秀在經筵講讀朱熹的《大學章句》與自撰的《大學衍義》，對周敦頤、二程、朱熹等先儒尊崇備至，從而促使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獲得了官方認可，程朱一系大儒得以從祀孔廟，進而推動了理學新經典體系的形成及官學化、社會化，成為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
經筵講學與宋代學派的發展
在理學發展與學派興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鮮為學界所關注，那就是宋代講義理之學的主要學派：新學、朔學、洛學、蜀學、閩學、湖湘學、永嘉學等領袖人物王安石、司馬光、程頤、蘇軾、朱熹、胡安國、張栻、陳傅良等均曾入侍經筵。那麼，經筵講學對學派發展及其學術傳播有何價值與意義呢？
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中說：“自古經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選。蓋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文詞之著見於講磨麗習之間，有薰染浸灌之益，此豈謏聞單見之士所能辯？”從選任標准而言，經筵官多為品德高尚、博古通今、才華出眾之人，在學界或政界均有較大的影響力。而入侍經筵，則被視為儒者一生的榮耀，歷來為世人所矚目。程頤說：“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報道之士，孰不願之？”每次講學經筵官都會精心准備，借助經典的義理闡發與論証說理，或以古喻今，或聯系時政，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他們在經筵的所言所講所感，往往是其一生學術思想與政治理念精髓的濃縮。像司馬光在經筵所講的《資治通鑒》、朱熹的《大學》經筵講義、真德秀的《大學衍義》等，凝結了他們十多年甚至一輩子的心血。如朱熹從紹興三十二年首次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上封事，到淳熙九年將以《大學章句》為首的《四書章句集注》合刊於婺州，再到紹熙五年為寧宗講《大學》，至臨終前對《大學》“誠意”章的修改，可謂平生精力盡在《大學》。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視《大學》，就在於這部經典承載了他以理學思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道濟天下的理想。
同時，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對於“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的“千載之遇”，他們都十分重視，將之視為得君行道的最好機會，經常會就經筵講學的內容、方法、策略等，向同道征求意見，彼此討論，互相支持。因此，經筵講義的經義詮釋，不僅是其個人思想與觀點的呈現，甚至凝聚了士林的群體意識。如張栻在擔任侍講或被召對時，與朱熹、呂祖謙就有不少書信往來，討論如何“講道至理，以開聖心”。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之際，諸儒對其到來翹首以盼，充滿期待。據《續編兩朝綱目備要》記載，當朱熹行至六和塔時，永嘉諸賢畢至，“各陳所欲施行之策”。其罷經筵，樓鑰、劉光祖、陳傅良、孫逢吉、吳獵等紛紛上書言事，掀起了一場挽留朱熹的行動。而朱熹離開經筵后，仍然不忘寫信給劉光祖等，囑咐他和陳傅良、彭龜年、章穎、黃度等諸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期望他們繼續通過集體力量與相互支援，以“經術”經“世務”，為重建治道而努力。
各學派領袖人物入侍經筵，不僅使其所進讀的經典與撰寫的講義成為社會關注與學習的對象，而且促進了學派學術宗旨、思想觀點與價值理念的傳播，擴大了學派的社會影響力與吸引力﹔而士大夫之間的交流切磋，則又加速了學派之間的學術交融與思想碰撞，共同推動了宋代學術的蓬勃發展與思想爭鳴。因而研究宋代理學與學派的發展，經筵講義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新視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