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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詩經》學在元代的經學轉向研究”負責人、河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時代在吐故納新中不斷前行，文學藝術也在踵事增華中不斷豐盈，這其中不乏遵從、模仿、突破。在特定時代文化土壤中，學者在建構自身意識形態、價值尺度的同時，又可能成為被他人重新建構的對象。元代《詩經》學者用熱情與篤定增益朱子學說，其又被稍晚於同時代的追隨者不斷豐富。不論是五經、九經還是十三經，《詩經》都是其中非常穩定且值得關注的一類儒家經典。對《詩經》以及注釋的討論也促進著《詩經》經典化的道路。在前代經學探研基礎上，元代《詩經》學以隱在價值推動著經學於元明之際的轉變，也帶給學者重新審視其宏觀實質的可能。
“循例為注”展示審視維度
“體例”是元代《詩經》學重要的審視維度。傾向集傳的李公凱《直音傍訓毛詩句解》﹔側重纂集的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留意博物的梁益《詩傳旁通》﹔專注集解的劉瑾《詩傳通釋》，這些著述的體例方式揭示了由“詩傳”到“集解”的變化。劉玉汝《詩纘緒》、梁寅《詩演義》、朱倬《詩經疑問》展示著“通釋”“論說”體例成熟背后經解方式的演進。由集合別人的論說，到自己立論、自己言說，這是經學思想逐步轉變的信號。作為講義體的林泉生《明經題斷詩義矜式》，主要面向元代科舉考試的應考學生，其對《詩經》經傳義理的注釋具有八股制藝特征。不同《詩經》著述體例的揭示，對於經史傳統與《詩經》著述體例背后的經學源流的探尋具有促進作用。
如果說漢代經學還是圍繞通經致用展開的話，那麼隨著宋代義理學的融入，經學研究開始向學術層面轉變，並出現了經典注釋的繁榮局面。漢代之前的一些體例，諸如傳、記、說等，經過漢末經學分化后，出現了“章句”“解故”“解詁”“解說”“說義”“文句”“條例”“翼要”“訓旨”“異同”“異義”“訓”“解”“注”“箋”“釋”“膏肓”“廢疾”“義難”“辨難”之類，這些不同體例的注疏都是對經於不同角度上的闡發。元代使用的體例較多的是集傳、纂集、通釋、疑問、論說、講義等。從“詩傳”到“傳集”，從“纂集”到“集解”，從“通釋”到“論說”，從“疑問”到“講義”，這些彼此看似沒有關聯的體例方式反映出經解思想的變化。從對經的解釋，到對經傳義理的纂集，再到纂集基礎上的解釋﹔從通篇注釋到跳出注釋進行論說﹔從反思提問到最后形成“經義”文獻的“講義”，這都是“體例”維度上《詩經》經注方式的逐步展開。
“判經改傳”彰顯經傳尺度
借助於體例，元代《詩經》學在“判經”“疑經”“疑傳”“改傳”等方面彰顯了自身的經傳尺度。由對“經”的懷疑到對“傳”的懷疑，這實際上是由內而外的展開過程，顯示了學派經學觀念的建立。由“疑”到“改”的轉變體現著“經史互証”“經傳辨析”“詩序變改”等注釋策略。對《詩經》學義理的探討反映出元代學者注釋《詩經》的困境，即朱學獨尊與繼續增益朱說可能性減弱的問題。“竊意”“愚按”，這也是他們謹慎傳達經學實踐態度與立場的有效方式。在增益朱說、歷史考証、版本辨析、章句訓詁、詩旨發揮等層面，學者圍繞核心論題展開提煉與討論。比如：許謙處理《詩序》問題時對“異”與“異古”方法的調度﹔“比”“興”手法﹔《大武》樂章﹔“豳風”“豳雅”“豳頌”﹔“《詩》與史”﹔孟子“以意逆志”﹔古音理論﹔朱熹葉韻理論﹔“天道”和“孝道”問題等。這些論題看似零散，但是如果將它們放到整個《詩經》學史加以審視，放到元代這個特殊時期加以理解，不難發現其從不同維度拓展了元代《詩經》學的內涵與邊界，也給予恰當認知《詩經》學在元代的轉向提供了依據。
在“同質”之外，當然還存在“異構”傾向，明顯的區別體現在金華地區與江西地區。許謙致力於金華地區的經學實踐﹔馬端臨、胡一桂、劉瑾、朱公遷、劉玉汝、梁寅這些學者則在江西地區推動著《詩經》學江西特質的形成，比如心學與易學融入《詩經》學探討。《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這類元代經義科考文獻則反映了國家政權選拔官員的有效方式，考生、考官、當政者之間存在一種隱在的博弈，即考生“會說什麼”“能說什麼”﹔考官“看考生說什麼”“想考生說什麼”﹔當政者判斷“哪些考生能說什麼”“哪些考生知道我想說什麼”。科考試題、考生作答以及考官批復意見，從命題到作答均以朱學為預設前提，是元代社會歷史文化思潮的真實再現﹔考官批復意見關注點的調整彰顯了經學觀念的變化，也預示著經學轉向的可能性方向。
經驗的積累與溝通會超越時空限定，在不同時代的人群中產生共鳴，進而激活出新的意義。精神生活是人類不斷確認與疊加生活意義的心智建構活動。每一個時代實際上不是在傳授知識、保守知識本身，而是在傳授精神與方法，並且這種傳授使得下一個時代根據相同的方式產生新的方法與發現，進而開拓知識領域。經典可能由於歷史時間的久遠，重新理解的時候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依然給予了解釋者一定的理解空間，這也意味著需要在經典自身秩序基礎上，借助經傳尺度，去找尋與當代社會理解的契合點，就如同今古文經體現著對經的不同理解與解說方式。
“立宗自証”楬櫫價值向度
《詩經》學發展到元代，在體例與義理探討方面都發生著潛在變化，盡管變化背后的價值被“積衰”的通行判斷所遮蔽，但仍然於注經思想等方面傳達著自己的態度與立場。經學實踐需要在人們已知的、確然的那些價值與經注語言能發揮作用的經解意圖之外，揭示系列沉潛在已存穩定陳述中的那些變化和矛盾，諸如不規則的訓詁、不相容的命題、不能加以整體系統化的概念，並在這些因素中找尋彼此對話的基礎和會合點，比如結構、意義。對於一個給定的問題，當問及不同社會時期時，往往必須給出不同答案，這也意味著問題本身需要進行重新表述。存在“積衰”說明曾經繁榮過，那從繁榮到衰弱的轉變在哪裡？與前后的區別在哪裡？“積衰”背后折射出社會變遷意識是怎樣的？任何時候，一個事物的概念無法自我呈現，需要比較，需要邊界，需要通過其他事物的參照方能彰顯自身的價值。對給定問題的回答，也並非是對被限定、被調節、被確認理論的回應，而是對給定問題構成要件本身系統邏輯的闡述與揭示，就像對《詩序》的看法，已經不是在是否遵循朱熹的《詩序》認知下的討論，而轉向了對朱熹關於《詩序》本身邏輯表述的質疑。
從“經說”到“說經”，從“疑經”到“改傳”，從“朱說”到“己說”，從“立宗”到“自証”，看似只是“經說對象”與“說經主體”的改變，但其中卻包含了宏闊的歷史演進脈絡。“經說”強調從“經”的含義中獲取觀點﹔“說經”關注點在“說”，經只是言說的對象，這也反映了學者注經主體性的變化。要自己立說，則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徑，而由“疑經”到“改傳”的經學實踐則表明其不再完全尊信朱說，而是在紹述基礎上給予懷疑，由懷疑進而轉向改動。這些細微差異，往往可能因為其歷時短暫，而其中直指社會思想變化的那些言說、直抵內心的那些形而上的發問，源於注釋文本的那些思考辨正所彰顯的價值與意義，或許會被遮蔽，被誤判。學者願意將經學、文學轉變的視角放入明代，願意相信心學、義理、文學等這些問題的探討是從元代之后的明代開始的，但是如果將這樣的視角再往前推進，或會發現明代那些被后來學者認為的《詩經》學標志特征在元代《詩經》學視野中已經出現，並以一種潛在的方式推動著元末易代之際的經學變革。
經由“立宗”到“自証”的轉進，實際上是經學轉向的一種標志，轉向的內在動力源於元代自身經學的發展，疑經觀念的演進，以及注經於可增益性方面的減弱，而外在表現則體現在對注經的熱情轉化為義理表述的熱望，對經注邏輯表述的關切到經傳文學性因素的開掘，這些共同推動著《詩經》學在元代的經學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