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唱和詩歌文化研究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呂肖奐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唱和詩歌文化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BZW04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劍。

從文學、社會學、文化學三重維度對宋代唱和詩歌進行深度研究，是該項目的基本構想。文學維度力圖論証酬唱詩歌的本質、功能與意義、審美取向與標准、文學藝術性，從而建立不同於獨吟詩歌的酬唱詩歌理論﹔社會學維度考察的是酬唱主體之社會身份與關系、酬唱目的以及社交場合等唱和詩歌所涉及的多種社會學元素及其對評判和闡釋酬唱詩歌的作用和價值，並由此建立酬唱社會學﹔文化學維度探討的是詩歌酬唱形成的酬唱文化以及酬唱詩歌所負載的文化質感與厚度等相關問題，以便建立酬唱文化學。三重維度的相對獨立及互補構建，將對主要建立在獨吟詩歌基礎上的傳統詩學進行全面的補充、修正，甚至顛覆其中一部分觀念。

該成果是對三重維度建構理論的初步實踐。上編首先將酬唱主體所屬的士人社會按詩人的社會身份分為士大夫（官員）、布衣（處士與游士）、宗教（僧人與道人）三個階層，然后依次探討三個階層內部唱和的方式、內容與特性以及他們在唱和詩歌上所做出的不同貢獻，凸顯宋代唱和詩歌的社會層級特色。

每個階層內部唱和時詩人會因為社會身份近似而產生近似的價值規范與話語系統。從現存的唱和詩歌數量及其質量、影響深廣度等各方面衡量，各級官員即士大夫階層無疑是宋代唱和的主力軍，士大夫因為掌握管理權力、具有優越的政治地位而佔據了士人社會的上層，掌握著社會話語權，盡管他們在整個社會中人數比例雖不高，但他們的言行舉止引領著士人社會的風氣。宋代士大夫繼承先唐傳統，將詩歌唱和發展成為士大夫社交生活的常態，其唱和的主題、規則、方式、風格等，無不引領士人社會的唱和風氣，奠定了宋代詩歌唱和的基本形態，他們的唱和規范以及話語系統引領著整個社會唱和風氣與方向。官員階層特有的品階、官職及政見，是影響官員詩人酬唱對象與酬唱圈層的三大身份要素，這令其詩歌酬唱無法脫離層級、功利與政治。官員的身份層級不同，其酬唱風貌及審美情態因而也不盡相同，高層與低層差異最為明顯，而隻有精神上超越了世俗層級制約的官員詩人，才可能成為官員詩歌乃至宋代詩歌的審美主流。官員通過立朝、外任與貶謫等方式，駐足或行走於兩宋的各個地域，並通過詩歌酬唱創建全國性的詩歌網絡，使每個地域的文化活動都盡可能進入公共領域或公眾的視野。他們的酬唱塑造出宋代詩歌酬唱的主流形態與基本風貌。盡管北宋后期處士、南宋中后期游士崛起，但士大夫一直是唱和主力軍。

布衣詩人即非官員、非宗教人士的詩人，主要指處士和游士。處士與游士在生活方式行為上分別以居處與游移為基本特征，二者在人生理念追求上也有很大區別。作為政治權利體系中的弱勢群體，布衣詩人並沒有特別有意識或自覺地構建自己階層的價值規范和話語系統，而他們似乎在無意中形成或被構建出的隱士文化與江湖文化，構成官員、僧道體系之外的第三體系，反過來影響了官員的價值規范和話語系統。處士、游士在唱和中都會有意無意強調布衣相對自由獨立洒脫的生活優勢，其相對自由與散漫的生活給官員提供了向往的空間，其平視或傲視王侯的語調在表示布衣節操的同時也造成等級社會中官民精神平等的錯覺。處士與游士共同建立了下層士人唱和形態觀念與話語系統，盡管其唱和方式與話語系統並沒有完全超越士大夫而存在。

北宋眾多的處士詩人們通過各種聯絡方式，曾經建立過一個被官員詩人遮蔽而不為古今人熟知的唱和網絡。處士創作總體實力在北宋各個時段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隨著處士詩人數量增加與創作實力增長，到徽宗黨禁時期，蟄伏民間的江西“派家”與“鄉裡諸君子”唱和往來，儼然形成了超過當時官員唱和網絡的態勢，詩壇至此漸非“士大夫的專場”，甚至可以稱得上是處士及其他非士大夫詩人的天下。北宋詩人隊伍中官員與非官員結構比例，實際上一直在發生著變化。

北宋游士雖數量不少且引起了官方關注，但尚未形成一個足以影響其他社會階層生活的新階層。南宋孝宗以后，“什百為群”的游士，已然成為士大夫乃至朝廷官方的對立面，成為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科舉等社會問題的參與者與評議者。當時游士們通過各種方式特別是利用輿論手段到達威懾朝廷、官員的目的，甚至能夠動搖一點官方立場、影響官方決策，產生了其他非官員階層從未發揮出的社會能量，在當時可謂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這無疑意味著游士階層在南宋中后期的崛起。游士自視為士人階級並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會身份卻更接近庶民。游士階層介乎士大夫與庶民之間的中間游移性質，使其詩歌成為傳統文體大幅度變革的載體，成為南宋文化轉型以及文學轉型時期一個士庶交接、雅俗雜糅的文學形態，成為俗文學沖擊下雅文體之俗化達到臨界點的標本。盡管沒有游士之間群體唱和的詩歌保存，但這並不能說明游士之間從未發生過群體唱和。故鄉與他鄉的裡中詩社，以及各地的養士納士之所，都是游士的聚集地及交往唱和平台。這些非虛擬空間的存在，曾為游士群體唱和提供了充足的可能。就現存文獻考察游士們交游唱和方式基本屬於一對一式的個體聯系，但是他們在游走各地中不斷交游唱和，個體唱和圈又彼此交叉錯綜，聯結成一個游士唱和網絡。在遭到士大夫乃至整個社會比較普遍的歧視之時，交游唱和就成為游士之間社會身份相互認同的有效手段，他們在唱和中認同彼此的“湖海氣”與游謁生活方式，尋求到集體歸屬感，並為自身所屬的階層定位，甚至有意識建立與士大夫不同的“山家”禮儀文化。

與俗眾相比，方外之士是士人社會中頗為特殊的階層。在宋代宗教政策下，方外也像方內一樣具有管理等級系統，參與唱和的僧眾既有僧官也有普通僧人，僧眾的詩歌唱和多數是俗眾的翻版，但隨著僧眾創作實力及自信心增強，僧眾的內部唱和越來越有個性，最后形成了教禪唱和規模形態。宋代僧眾的詩歌創作遠比道流的詩歌創作興盛，僧眾之間的酬唱也比道流之間的酬唱興盛。僧眾之間唱和頻率提高，規模也逐漸擴大，到南宋后期基本形成了他們自己唱和方式與話語系統，這個系統附著或結合著自足的佛禪思想，足以與士大夫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話語系統抗衡。《無象照公夢游天台石橋頌軸》就展現了僧眾唱和的力量與特性。

兩宋道流將道教文化與民間口訣歌謠結合產生的歌訣作為師徒傳道、后輩釋道、同輩論道的酬唱載體，豐富了酬唱的話語和形態﹔道流是極具想象力和靈異能力的群體，他們創撰的故事性眾仙真唱和，其過程儀式與方式既是對現實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創造性趣味性的虛擬唱和，點綴了兩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間的贈答聯句，在保留傳統“仙真化”的同時，更展示出道流生活與形象日漸俗世化、現實化的一面，在交際對話間再現了兩宋道流較為真實的生存與生活狀態，而且顯現出他們的方外個性、才能與精神境界。道流之間的唱和相對薄弱，尤其是從現存文獻看，道流之間唱和沒有形成較大規模，但道流的仙真化以及世俗化唱和，呈現最大化的內部交流信息，讓更多的人了解到道流的想象世界與世俗生活。

與布衣詩人相比，方外之士在社會地位特別是在精神上與士大夫更為平等，他們的作品留存也較多，他們的詩歌唱和為宋代詩歌酬唱增添了宗教思維方式、價值規范與話語系統。尤其是禪宗的論辯式唱和，為官員布衣以聯誼頌贊式為主要基調的唱和增添新的范式。

每個階層的唱和都以具體唱和的實績來展示其形態與特色，布衣階層與宗教階層的唱和實例分析都在本階層章節之內，而官員唱和的實績則由下編四章論証，以顯示唱和主力軍引領風尚的概貌。

下編四章主要從三個維度對具體唱和作品進行研究。兩宋豐富的唱和資源使得唱和詩學有遼闊無垠的開發探索空間，本編選擇小型主題唱和、唱和方式規則、較大型唱和集、個人唱和之個體對象以及個人唱和圈為關注點，不僅多維度而且多焦點地展現宋代唱和詩歌多姿多彩的風貌及其豐厚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

唱和主題的選擇顯現出的是士人的視點與視野，唱和者對某一內容的頻繁關注以及各種互涉而差異性表達，會拓展深化此內容及其相關的文化內涵，詩歌唱和不僅要將已有文化濃縮在唱和之中，而且會通過唱和者的互相激發深化其相關的文化內涵。尤其是詠物唱和，唱和者們的博學以及才識、詩歌競技創變追求，聚焦在自然界的微物之上，每個詩人都見微知著地以各自的性情書寫，在多重而差異性表達中層層深入細細呈現，引人入勝地將讀者導入相關現場以及文化情境，比獨吟詩歌更具有文化厚度與質感。

從普通的不同韻贈答，到和韻再到次韻、分題、分韻，這些看似形式、規則、技術的變化，表面上是詩歌唱和方式規則的精細化，實質上反映的是唱和詩歌的發展以及詩人社交生活的精致化。分題分韻是宋代唱和詩歌方式的代表。分題之“題”，反映的是集會者們的表達情趣與群體時尚變化﹔分韻之“韻”，從齊梁的隨意無序走向宋代的有意有序﹔以題為韻，是唐宋詩人們尋找出的內容與形式契合點﹔以韻點題，即以分韻之韻句點明集會之主題，無疑是宋代詩人們發掘出的最有意味、有意義的題韻結合形式，這一形式既有文化意蘊又有點睛之用，可以說是將分題分韻的游戲規則提升到最高級別。

宋代自編或他編的大中小型唱和集頗多，但全集留存下來的並不太多。該項目選擇保存較為完好的《同文館唱和詩》進行全方位考察，盡力展現這個大中型唱和集的內涵及其存在價值。與僧人們論辯禪理式的唱和不同，《同文館唱和詩》充滿了世俗的氣味。品鑒描繪唱和對象，談談彼此之間的各種關系，互相褒揚而自謙，是試官們次韻唱和的重心。三個月的鎖院幾乎是強制性地拉近了唱和者彼此的距離，鎖院唱和可以說是“關系本位”社會形態的濃縮體現。這次品鑒聯誼式唱和，是漢末品鑒人物之風在元祐更化時期的全面回潮，有著濃厚的時代氣息。此次唱和是試官們在長時間、狹窄封閉空間中特殊的工作生活與精神活動重現與提升。試官們不僅用次韻唱和將單調重復的較藝衡文勞動詩意化，而且把唱和當作是與清談、朗誦一樣的娛樂消遣方式。每個詩人對鎖院生活現狀的喜憂態度不同，而他們的精神也都會超越鎖院而延伸到過去和未來。

對某一詩人個人唱和對象以及唱和圈的研究，不僅可以了解詩人的社會交往態度和溝通能力，而且能夠了解詩人的視野和個性。歐陽修與致仕官員杜衍短時期的唱和，表現出歐陽修積極的社交態度和極強的社交能力，這種態度和能力，是歐陽修能夠成為高層官員以及詩壇盟主的重要因素。從現存陸游的多數人際關系詩歌考察，陸游可以算作是個交往困難症患者。陸游一生不善於與人交往，多數人際關系詩歌在情緒表達上因為缺少分寸感而顯得不那麼“得體”。與官場中官員交往唱和散發著自傲自負又自卑氣息﹔與同類朋儕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樣彬彬有禮，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樣亢奮使氣﹔退居鄉下后陸游基本斷絕與士人階層往來，像個反智主義者一樣向無法進行更深精神層面對話的鄉鄰宣示個人的精神世界。然而正是這一切禮儀上的“不得體”，讓陸游的社交唱和詩歌脫離了一般人際關系詩歌的應酬乏味，而顯得個性十足且真誠有味。陸游的唱和圈及其人際關系詩歌，表現出與歐陽修完全不同的社交態度與鮮明個性。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對比。

盡管該成果偏重具體文本分析，還不夠全面系統，理論提升也比較欠缺，但論者正是在分析多種具體文本過程中，得出了翔實而可信的結論，上下編以及每個章節的“大小序”其實都是從具體分析中總結出的論點。看似不相聯結的論文，在整體構架下考察，實際上是一個整體。

無論在整體構架、審視維度、關注點或著眼點，還是思辨、論証方式上，都力求不囿於以往對唱和詩歌的傳統觀念與成見，以求全面創新。而觀念、維度、方式的全面創新之后，我們發現或者說挖掘出宋代唱和詩歌更多的文學價值、社會學價值、文化學價值。顛覆人們對唱和詩歌的偏見與成見，重新認知、評估唱和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建構酬唱詩學，正是該成果的主要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