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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林芳，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
《孔子詩論》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中的一篇。上博館藏的這批竹簡在1994年初發現於香港文物市場上，並於同年經上海博物館出資收購及獲捐贈，總計入藏竹簡1200余支，35000余字。簡文為楚系文字，時代在戰國晚期，推測為楚國遷郢都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從2001年起至2012年止，共已陸續刊布九冊。其數量龐大，內容豐富，涉及諸多學科，對相關研究均產生了重大影響。《孔子詩論》即屬首先公布者，包括29支簡，計約1006字。這批簡較多殘斷，其序列難以判定，文字部分也有許多缺失。其中內容皆系孔子對於《詩經》篇章、詩句的評論之語，整理者據此定名為《孔子詩論》，學界亦稱《詩論》。因其文不見於傳世文獻所載，而所保存的又是先秦時期《詩經》文獻的樣貌，及早期儒家對於《詩經》的詮解，故而顯得彌足珍貴。自從2001年正式公布起，此篇簡文即受到廣泛關注，學者已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其進行研究，如字形、序次、篇章、文義等，俱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眾多研究中，與《詩經》學史有關的方面特別值得關注。在此之前，我們對於《詩經》的了解主要來源於傳世文獻，且主要為成於西漢初年的《毛詩》﹔出土材料有阜陽漢簡《詩經》、漢石經《魯詩》殘石和其他文獻中零散的引《詩》內容等，總之先秦時期的論述相對比較有限。《孔子詩論》卻直接反映了先秦《詩經》學的面貌，極大地補充了早期儒家學派對於《詩經》的理解和闡釋。自被公布起，學者們即已注意到其中內容與漢代《詩經》學頗有不同之處。不過，相較於不同，我們還留意到二者在背后亦有隱微的聯系可為發掘。關於這一點，常森先生已有論文《新出土〈詩論〉以及中國早期詩學的體系化根源》從詩學體系的層面展開了討論。我們於此也就《周南·關雎》進行一個案研究，從具體詩作的闡釋變化中探析先秦至漢代《詩經》學的變化游移及隱微聯系之處。
《孔子詩論》中多次提到《關雎》。其中一段較為具體的文字雲：“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合二姓之）好。”（釋文及所補文字據常森《簡帛〈詩論〉〈五行〉疏証》）大致而言，此句的意思是說，詩中用琴瑟的歡愉，來表達友愛淑女的心願﹔用鐘鼓的音聲樂曲，來舉行合二姓之好的婚禮。值得注意的是，《詩論》於他處對該詩亦多有評議，如雲“《關雎》之改”“《關雎》以色喻於禮”“《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反內於禮，不亦能改乎”。故《詩論》對於《關雎》的基本態度是認為與“改”相關，其中思想有所進益，最后乃歸結到“禮”上。再結合對於“四章”的評論，可見在《詩論》的理解中，相關章節之意為由愛戀淑女而至步入婚姻﹔由情愛始，而歸至婚禮終﹔大旨是以“色”來說明須得守禮。
這時再回顧傳統《詩經》學對於《關雎》的解釋，即可發現明顯有異之處，及某些暗中的關聯。由於《詩序》一上來就下定義：“后妃之德也。”其后的闡釋諸家也大都沒有離開此一藩籬，基本皆從政教立論：與君后禮法相關，而與男女情感幾乎無涉。不過在今最早的對於《詩經》的完整注釋《毛傳》中，尚能見到些許痕跡。《毛傳》雖然亦以后妃之德釋說此詩，但仍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尚見喜愛之情﹔言“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亦有婚配嫁娶之意﹔且釋“服”為“思之”，仍存思念之心。然而《鄭箋》解詩則全然不同。其意以為此詩言后妃以德感化，三夫人等能和好眾妾之怨者﹔且后妃求賢女，與之共己職事。換言之，在《鄭箋》中，不僅不見男女之愛，亦不見婚禮之成，全為后妃之品德與行事。雖然《鄭箋》常以禮釋詩，有“按跡以求性情”之譏﹔但在此處其所引禮乃廟堂之大禮，而非亦可施用於常人之婚事，是故其義與《詩論》所言有著根本的不同。
如上狀況在《詩論》所專論的“四章”之中也有具體體現。盡管學者們對於“四章”有不同的說法，但基本認同論中指的就是今本的最后處，即“琴瑟友之”和“鐘鼓樂之”兩段。細味《詩論》之意，可見其將此二事理解為前后遞進關系：先由琴瑟使之喜悅，表達內心愛意﹔繼而進至鐘鼓禮樂，雙方步入婚姻。這一點在《毛傳》中尚有些許的遺存。對於“琴瑟友之”，其注雲“宜以琴瑟友樂之”，乃親愛之、使之愉悅之意﹔對於“鐘鼓樂之”，其注雲“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進而與品質相關聯，略微有所不同。然而注文中的“友樂之”，已有將二事互文並說之嫌。《鄭箋》則注為行禮時琴瑟鐘鼓齊鳴，乃合並為一事而說之，與《詩論》所言則已全然大異。
從總體上看，《詩論》中完全不見政教之意，亦不見美刺之說，與漢代《詩經》學的闡釋原則有著顯著的不同。《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結合《詩論》，該句所指或即為《關雎》中表現的男女感情，喜愛悅樂而不過分沉溺，輾轉思念而不過於傷悲，總之最后返歸於禮。《詩序》據之敷衍，融入政教內涵，雲“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則已將《論語》原先明白有機的理解分析得支離破碎。然而《鄭箋》進一步擰曲其義，以為“哀”乃“衷”字之訛，如此則與孔子之論更難切合了。
由於《關雎》居三百篇之首，歷代學者大都以“后妃之德”釋之，從而湮滅了其中所體現的男女感情。如朱熹《詩集傳》即以此詩為“宮中之人”而作，用以詠太姒之“幽閑貞靜”的美好品德。方玉潤《詩經原始》則駁斥了《詩序》“后妃之德”及《詩集傳》之說，以為“周邑之詠初昏者”，其實反而較近古義。現代學者則多重視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愛戀之情、追求之思，而一般不會附贅由“色”歸於“禮”的意味。總之，《詩論》中所體現出來的對包括《關雎》在內的諸詩篇的理解層次是很豐富的，且與后世的詮釋多有相當的不同。這些理解在漢代《詩經》學中或已化為殘影，或成為破碎扭曲的重構。由於先秦論說詩義之文獻本身的消亡，后世對於詩的理解也隻能主要建立在漢代《詩經》學上——或遵之，或駁之，卻難以與更早的理解建立聯系。如今《詩論》的問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先秦儒家《詩經》學說的重要窗口，從中正可目睹其時對於《詩經》諸篇闡釋的紛繁復雜的樣貌。這不僅有助於我們完整地梳理《詩經》學史的早期發展演變途徑，而且有助於從更豐富的層面理解詩篇文義，從而使我們做出更為貼近原義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