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璐：明代詩文與西北邊鎮

作者：高璐，系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邊鎮，意謂邊境地區的要塞重鎮。明代以其政治形勢的特殊性，對外邊警不斷，軍費始終是國家財政支出重項。在諸多行邊的身影中，駐邊官員、入幕書記、逃難僧侶、謫戍遷客都曾在邊鎮留有數量可觀、內容豐富的文學遺存，而奇異的自然景觀、備邊演武與戰爭場景、獨特的民風民俗也使所產生的文學樣貌極具特色，呈現出與明代其他地域迥然有別的文化內涵。與前代相比，明代詩文與西北邊鎮的聯結中的現實因素有所增強，主要呈現為以下三類聯結方式。

行經與居留：邊鎮場域對創作的直接觸發

無論是行經還是居留，均要求作者有親身赴邊的經歷，因此這類詩文的產生與邊鎮場域有直接因果關系——邊鎮是其直接“觸發地”。作者通過詩文記錄行邊經歷，使其帶有行旅文學的特征。

弘治元年（1488年），馬中錫赴陝西任管糧僉事，轉餉延綏。其《東田漫稿》（明嘉靖十七年文三畏刻本）卷三自《赴延綏》詩開始，后十余首詩為《雨臥書臬司壁》《入宜君界》《望中部》《宿三川》等，串聯起來宛如一幅行程圖。不僅如此，嘉靖十年（1531年）延綏告警，朝廷任唐龍為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其《漁石集》卷四（明嘉靖刻本）自《發榆演武場》詩開始，后十余首詩為《榆陽橋》《駐軍響水堡》《波羅堡》等，詳細記錄了其行軍路線與沿途見聞。

整體來看，這類作品的形成，是因作者受到眼前迥異的邊塞風物的觸動而產生了復雜的內心情緒。馬中錫的行邊詩以摹景見長，敘述四野荒寒，邊民以窯洞為家等景象，末句道出“平生不識春明外，潦到於今出塞西”（《暮投園林驛》）的喟嘆。明代行邊文學中屢屢出現思戀故園寧馨、追憶廟堂尊崇的情感，大半是行邊者被眼前陌生荒涼的景象刺激而產生。難以適應的心理落差成為明代行邊文人的一種突出情緒，使創作蒙上了消沉的調子。而另一類行邊者的心態恰好相反，因身負國家使命而顯得更為積極進取。唐龍總制三邊時期，由“飛峽凌天際，驕胡在目中”（《登紅石峽次東瀛韻》）之景激發了建功豪情，寫出“橫矛倚長柱，臂斷左賢王”（《榆陽橋》）、“能作三軍氣，當為萬裡城”（《發榆演武場》）等慷慨詩句。在考察延綏備兵情況后，他提出屯田足食是取勝關鍵，滿懷信心地稱“問我安邊計，儲糧第一籌”（《龍州城》）。就整體而言，無論是荒漠中的艱苦行旅還是氣吞萬裡的移營拔寨，相關描摹的出現均是由邊鎮場域直接賦予創作者的。

如果說第一類“觸發”來自作者行旅途中印象式的“驚鴻一瞥”，第二類“觸發”則源於作者較長時間的居留而對邊鎮環境所產生的、更為深入細致的生活體驗。晚明詩僧釋曇英從北京行至榆林衛，在當地居留數年。其《曇英集》卷一中存有數十首居邊詩，對明代榆林衛的獨特氣候與社會生活進行了詳細記述。無論是“六月仍披褐，方知朔地涼”（《休夏五律十首》其一）的氣候特征，還是“鄉俗皆操刃，衣裳半著裘”（《榆林》）的邊鎮風貌，都被這位僧人寫入詩中。不僅如此，他還在詩中敘寫自己每日耕田種地、參禪打坐、待客訪友等日常活動，乃至滌器熨衣、煎茶做飯等具體生活片段。與短期任職的官員相比，在邊鎮長期居住者的觀察視角就顯得更為從容不迫、細膩生動。

寄贈與題作：人事往來對酬答作品的促生

寄贈與題作並不要求作者親身赴邊，這意味著此類詩文的創作地點與邊鎮不是必然重合的。在這種情況下，人事酬答取代了邊鎮場域，佔據了觸發創作的主導位置，成為促生寄贈、題作等涉邊作品產生的直接因素，而“邊鎮”則退居為作品中的點綴性元素。

語涉邊鎮的寄贈作品就用途與內容又可分為“寄”與“送”兩類。前者包括寄往邊地的詩歌和書信，后者則包括用以餞行的送詩送序。但無論是遙寄還是餞行，一般涉及以下內容：敘述所贈對象赴邊的緣由，對所贈對象品德才能的贊美，對邊陲景象的遐思，對所贈對象建功的期許。

萬歷十八年（1590年），鄭雒經略陝西四鎮及宣府、大同、山西邊務。王庭譔作《送鄭少保經略西邊》詩，開篇敘述西北邊警頻報，交代作詩緣起，繼而稱頌鄭雒老成持重，能使“單於羅拜漢衣冠”。最后提醒鄭雒牢記使命，“行矣慎為百年計，無使至尊空自憂。”與此相類，邊貢在《送金中丞赴延綏》詩中，以“長城一身是，詎數霍嫖姚”來稱頌赴邊者的才干和此行將取得的功績，明確表達出對所贈對象建功立業的企盼。

相較而言，送序則少於鋪排夸飾，而詳於記述分析。唐錦《贈都憲劉公巡撫延綏序》載：“戊辰秋九月，延綏缺撫臣，天子進方伯劉公為中丞，俾持節往殿之。再逾月，璽書即藩署，申諭焉。公謂延綏重鎮，巡撫重寄也，不可以緩，即日整裝就道。”其后，唐錦記錄了江滸之別的場景、友人的臨別叮囑，並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希望對方此行既不專事撫綏，亦不專事剌舉，應當“會而通之，張弛不倚”。行文有條不紊，說理細致妥帖。

與送友人赴邊相類，遙寄給邊鎮人物的作品內容亦包括對所贈對象的褒揚，對軍威整肅、邊塞靖定、君主策勛等情景的想象。而一旦傳來友人立功邊陲的捷報，則會極大地激發作者的熱情，直接促使寄贈作品產生。嘉靖十年（1531年），唐龍總治三邊，此后屢有斬獲。田汝成聞捷報作《聞延綏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詩表述其功：“開府雄三略，元戎控八區。不須紆廟律，方叔擁皇圖。”屠應埈亦作《夏日延綏捷至奉寄總制唐相公三首》，對唐龍坐鎮邊塞的威儀進行了想象：“戈劍明朝日，旌旗拂夜霜。中興漢業盛，麟閣有輝光。”

除寄贈外，為邊鎮建筑名勝題作也是因人事往來促生的重要創作活動。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馬理作《榆林巡撫察院堂銘》，稱述延綏巡撫張子立招撫流民的安邊善政。由於前官暴虐，邊民遁逃，逐漸成為聚嘯勢力。張子立赴任后，通過教化招撫，增強了邊民凝聚力：“我境既安，我眾戴德。君子盡心，小人盡力。彼虜匪茹，鼠竊是組。薄言御之，執訊獲丑。余丑喙息，我師凱還。露布獻俘，喜動帝顏。”記述娓娓，可補史闕。類似題作還有張四維《延綏鎮修邊記》、劉珝《新建榆林衛廟學記》、馬汝驥《榆林道題名記》等。作者可能親身行邊，在實地為建筑名勝題作，但更多的時候他們不必遠赴邊鎮，隻需差遣仆役往還，借助間接描述與想象即可完成。

想象與議論：時局憂患對特殊書寫的推動

對邊鎮產生想象與議論的明人往往遠離邊鎮，甚至終身未嘗赴邊。空間的阻隔並沒有阻擋明人對邊鎮的好奇，因阻隔形成的陌生感反而激發出他們各種瑰麗的遐思與揣測，而一些重大邊事的發生則促使這種想象集中爆發。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西巡。此后兩年間屢次出關，歷次宣府、大同、榆林、綏德、太原。君臣暌違，內外否隔，朝野議論紛紛。王韋《聖駕傳聞幸榆林》詩、許成名《雪夜冬至節時駕幸榆林未還》詩、薛蕙《雪》詩均述及此事。這類作品中對邊鎮的描述大都出自主觀想象。

而當邊警頻現局勢轉急時，浪漫瑰麗的想象就被嚴肅峻切的議論所替代。萬歷十八年（1590年）王庭譔北還京師。入京后不久，在《答趙寧宇中丞》信中，他對時任陝西巡撫的趙可懷吐露了自己的擔憂：“今之兵果練邪？積果厚邪？其威已單，而其銳不可挫邪？徒令三軍之士力疲於修筑，虜乃長驅如坦途。財竭於供輸，而虜乃坐食如外府。”但實際上這種議論也無法全然客觀，由於創作者未嘗親身赴邊，對邊鎮形勢的分析仍帶有許多想象色彩。王庭譔自己未嘗不明白這一點，坦言“書生不學軍旅，隻以憂切枌榆、事關廟社，輒敢矢口浪談若此。然亦恃營平，持老成之慮，富方略之才，而后敢效一得之愚耳”。可見這種侃侃而談盡管凝結了作者的極大誠意，但其筆下所涉及的西北邊鎮卻不一定與現實完全對等，與前述“瑰麗的遐思與揣測”一樣，屬於作者在腦海中對現實場域的二次構建。

上述三種聯結方式如同三個不同半徑的同心圓，以作者與西北邊鎮接觸程度的不同依次向外擴展。最內圈是“路過與居留”，表現為邊鎮對創作的直接觸發。其次是“寄贈與題作”，表現為人事往來對酬答作品的促生。最外圈是“想象與議論”，表現為時局憂患對特殊書寫的推動。明代文學中行邊赴塞、備戰演武等具體情景則在這三種聯結下產生，並由此構成明代文學中西北邊鎮的主要風貌。由於創作者未必親身赴邊，其筆下情景帶有一定的想象成分，而親身赴邊者對當地的表述則糅雜了較多個人體驗與主觀情感，使明代文學中所構建的西北邊鎮場域並不完全與現實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