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賦學文獻考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蹤訓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歷代賦學文獻考》（項目批准號為：10BZW06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方利俠、孫晨、景晶。

一 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涌現出近百部賦學研究專著和數千篇學術論文，賦學研究呈現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但是同詩、詞、戲曲、小說等其他文體相比，賦的研究又遠遠落在后面。尤其是2萬余篇的明清賦，幾乎無人問津，各種文學史也常常隻字不提，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判斷和有效繼承。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除了思想觀念的偏差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賦學基本文獻的清點和整理工作過於薄弱，致使不少研究者對於歷代賦學的產生數量、基本內容、存佚狀況都不甚清楚，更不用說研究了。世紀之交，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到這一點。在賦作、賦話的匯輯、整理方面，出現了費振剛等《全漢賦》（1993）、王冠《賦話廣聚》（2006）、曾棗庄等《宋代辭賦全編》（2008）的編纂﹔在賦學基本文獻的介紹方面，有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1993）中的《歷代賦學要籍敘錄》，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2001）中的《辭賦要籍敘錄》，台灣林振興的博士論文《清代賦話述評》（2001）等。諸書篳路藍縷，功勛卓著，但隻涉及歷代賦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並且大都因體例限制，未能展開討論。目前研究中國古代賦學的學者，仍然主要查閱《文心雕龍》《文選》《全唐文》《歷代賦匯》等少數常見的詩文總集和詩文評著作，而對於大量的作家別集、史書、類書、公私目錄、筆記信札、地方志、域外漢籍中的文獻資料則十分忽略。尤其是清代所產生的賦集、賦論、賦話著作，實際數量有數百種，大都靜靜地躺在全國各大圖書館的古籍部，至今鮮有問津。

馬積高先生於20世紀末編纂而成的大型賦集《歷代辭賦總匯》一書，已經於2013年底出版。該書收錄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辭賦30789篇，全書共26冊，2800多萬字，嘉惠學人，其功至偉。根據該書《前言》的交代，馬先生掌握清代賦總集（包括選集）50余種，真正被利用的則僅限於“有代表性的總集數種”。而筆者查閱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所藏之清代賦總集就有60余種﹔加上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地所藏，今日可見之清代賦總集多達100余種，可以大大彌補《歷代辭賦總匯》之闕漏和不足。所以，盡管《歷代辭賦總匯》已經面世，但目前仍然迫切需要一部全面揭示古代賦學文獻面貌的目錄提要著作，為賦學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文獻信息。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將歷代賦學文獻劃分為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含遼金）、元明、清代五個歷史時期，考察、介紹賦學文獻600余種。研究者稽查大量目錄學著作和各大圖書館網站，數年來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陝西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首師大等高校圖書館查閱大量珍貴賦學文獻（含孤本、善本文獻），獲取了許多重要文獻信息。

該成果介紹歷代賦學文獻650種，實際字數為111.5萬字，內容比較豐富。其中亡佚文獻大約280種，主要鉤稽佚文，征引前人的考証和評論，努力還原其在賦體文學發展史上曾經起到的重要作用，並為下一步的輯佚工作提供線索。又有180種文獻沒有校點本或影印本，深藏在全國各地圖書館的古籍書庫中，該成果第一次將這些“久居深閣”、散在全國各地、長期被賦學研究者忽略的文獻公布於眾，抉發其各自的特點和價值，為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線索和依據。

該成果在體例上有鮮明特色：以時代為綱，以類別為目。將歷代賦學文獻劃分為五個歷史時期，每一歷史時期的賦學文獻又劃分為賦總集、賦別集、賦評、賦注四大類，每一類皆分為正、外編。正編輯錄“專門性”賦學文獻，外編介紹“兼容性”賦學文獻。“專門性”賦學文獻價值最高，故無論存佚，皆加以著錄、考証和介紹，還輯錄其序跋，介紹研究狀況，內容比較翔實﹔“兼容性”賦學文獻價值次之，隻簡單介紹作者和內容，不輯錄序跋。如此處理，正變兼收，內容該備，努力做到詳略有別，重點突出。

在考証、評述數百部賦學文獻時，該成果不僅系統梳理了賦體文獻編輯、注釋、評論的歷史，也對一些重要賦學文獻提出了個人見解。比如對《文心雕龍》賦學觀的討論，對《藝文類聚》賦學文獻價值的揭示，對《事類賦》《古賦辯體》《歷代賦匯》版本的梳理，對《會稽三賦》不同注本的介紹，對《賦海補遺》《辭賦標義》《賦海大觀》諸書編者的考証，對《宋金元明賦選》題跋的解讀等，這些前期研究成果，皆曾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在重要期刊上發表。當然，由於體例限制，該成果對某些問題隻能陳述觀點，無法展開討論。比如對於《歷代賦匯》《賦海大觀》之闕誤，在介紹其內容時一語帶過，但筆者亦曾發表專文，讀者可自行參閱。

此外，該成果還挖掘出一些被埋沒的賦學著述，發現了一些被遮蔽的學術現象。比如漢代的文學注釋，一般認為始於毛亨的《毛詩故訓傳》，並以鄭玄《毛詩傳箋》、王逸《楚辭章句》為代表，而對於漢代賦注卻無人關注。清王芑孫《讀賦卮言·注例》以來，學人一直以為：“賦注興起於晉、宋時期，有同時人注與后人注之分，及自注與他注之別。”而筆者從《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漢書》蕭該音義、《文選》李善注中鉤沉出漢代賦注584條，發現漢代賦注家有曹大家（班昭）、延篤、胡廣、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等12位，其中曹大家《幽通賦注》大量征引前代典籍，以補充或佐証詞、句之詮釋，實開后世征引訓詁體式之先聲，對李善注《文選》有一定影響。這一發現令人振奮，說明漢代賦注作為漢代學術史的一部分，對中國古代的文學傳播和注釋學發展有重要貢獻，其地位和影響都是不可忽視的。又如清代黃承吉《夢陔堂文說》11卷，因書名冠以“文說”二字，而一直為賦學研究者所忽略。其實該書收文10篇，有9篇研討揚雄生平及其賦作，堪稱是一部內容翔實的揚雄專論。作者讀史論賦，往往能夠另具隻眼，洞察秋毫，於不疑處生疑，尋繹歷史記載背后的隱情。例如《漢書·揚雄傳》載，《甘泉賦》的創作緣由是“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似乎其作賦目的是批評漢成帝好色荒淫、寵幸趙飛燕一事。但是黃承吉發現賦中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一段，認為揚雄此處把趙昭儀比作了西王母﹔又因昆侖系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出自昆侖，其獻媚於趙昭儀之心，顯然可見！序與正文之所以產生矛盾，乃在於揚雄自序其賦。賦作在先（漢成帝時），序作在后（漢哀帝或平帝時）。原賦旨在獻媚，討好趙飛燕，但其晚年作序時，趙飛燕已失位，於是揚雄自托於諷諫，以掩蓋其諂媚之心。最終得出揚雄“巧於作偽”的結論。此說另辟蹊徑，振聾發聵，雖不能成為定論，卻頗能新人耳目，具有啟示意義。又如，明代譚貞默撰有《小虫賦》2卷（《四庫全書總目》稱為《譚子雕虫》），以31段的篇幅依次描寫蜘蛛、壁蟢、螲蟷、蟏蛸、壁虎等65種小虫。每段先以“賦”的語言對小虫的特點進行鋪陳，筆墨生動形象﹔然后再以“傳”的形式介紹小虫的形狀、動作、習性、食物、繁殖等方面的常識，十分細致。該書內容系統，刻畫生動，具有重要的動物學價值和賦學價值，但卻為歷代賦學研究者所忽略。

該成果旨在提供全面而准確的賦學文獻信息，因而對前賢時彥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皆予以充分吸收。例如，對於先唐時期賦總集、賦別集的考論，即大量征引了王應麟、姚振宗、顧實、張舜徽等古賢今彥的文字﹔對唐佚名《賦譜》的論述，則吸收了伯夷、張伯偉、詹杭倫、何新文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對宋人鄭起潛《聲律關鍵》的介紹，即吸收了許結、詹杭倫先生的論述﹔對清代賦集《歷朝賦楷》《同館賦鈔》《漢魏六朝賦摘艷譜說》等書的介紹，又吸收了潘務正、孫福軒等先生的觀點。凡有借鑒，皆加以注明。當然，筆者並不盲目信從成說，而是有所取舍、辨析。例如唐曹憲《文選音義》一書，早已散佚，日本廣島大學陳翀博士《曹憲籍貫行歷新証及其〈文選〉佚注考》鉤稽佚文85條，令人振奮。但筆者經過分析發現，陳氏所鉤稽的佚注大都有問題，比如菩薩、算計、文藝、得攀、導御等詞語，《文選》所收詩文中並沒有出現，那麼曹憲對這些詞語的解釋，當然亦不可能出自其《文選音義》，而可能是其他著述。又如宋林埛（林德頌）《賦文精義》是一部重要的賦學論著，惜已散佚，何新文先生《中國賦論史》從宋孫奕《示兒編》中鉤稽出三段文字，凡430字。筆者經過分析，認為其中230字為林埛所撰，而“予按”“予稽”之下，皆為孫奕的按語，並不出自林埛。又如明代著名賦集《賦苑》，《四庫全書總目》隻說是“李君”，字號不詳﹔當代學人認為是“李鴻”，但生平難考。饒福婷博士《明代〈賦苑〉及其編者考》（《語文建設》2015年第2期）一文考証出李鴻的生平、仕履、交游情況，很有價值，筆者完全同意。但饒博士根據李鴻岳父申時行（1535∼1614）的生卒年加以估算，得出李鴻的生卒年為“1565∼1640”，恐怕並不准確，故筆者不取。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旨在全面介紹中國古代賦學文獻，包括已經佚失或者殘缺的文獻，也包括地理賦、方術賦、科技賦等“非文學賦”文獻，梳理賦體文學發展、流播、編纂、評論、注釋的歷史脈絡，揭示賦體文學的文學史價值和科學史意義，希望能夠為賦體文學研究提供全面翔實的第一手參考資料，並且彌補古代文學研究的若干薄弱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