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理峰：北宋五子理學的美學意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宋五子理學美學思想研究”負責人、山東藝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北宋五子，指的是北宋時期的五位理學家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和程頤。關於北宋五子，歷史上有“五星聚奎”之說。黃百家在《宋元學案》中曾說：“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佔啟文明之運。逮后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於其間。”還說：“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佔，可謂奇驗。”所謂“五星聚奎”，不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佔星術，我們今人大可不必理會，但是北宋五子之間的奇妙緣分，在今天看來卻依然稱得上是一番佳話。

北宋五子的理學，就其根本的為學宗旨來說，自然是為了重振孔孟儒學，以抵擋自魏晉以來道、佛兩家在整個思想界的影響，正如張載所言的是要“為往聖繼絕學”。因此，他們的理學重在闡發儒家的哲學思想，而不在其他。

周敦頤的理學代表著作有兩部，一是《太極圖說》，一是《通書》。《太極圖說》是一部集圖式與文字於一體的著作，包括《太極圖》和《圖說》。《太極圖》作為一種圖式，繼承了中國古代“河圖”“洛書”的傳統，自有一種頗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圖式之美。《圖說》則是對《太極圖》的文字闡釋，周敦頤通過這篇文字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宏大的天道流行的畫卷，提出了無極太極之說，展現了儒家視域中的天道之美。在另一部著作《通書》中，周敦頤重新詮釋了儒家的“誠”的觀念，將其提升至哲學本體的層面，並以它來貫通天道和性命，彰顯出了“誠”所具有的真實無妄之美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神妙之美。也是在《通書》中，他還提出了尋孔顏樂處的話題，讓樂再次回歸儒家視線，使理學在內在氣質上也擁有了一抹別樣的色彩。此外，他還重新詮釋了儒家的禮樂思想，提出了“文以載道”的文道觀，並有一些詩文作品流傳於世，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愛蓮說》等。

在北宋五子中，邵雍的個性十分突出，程顥稱他是“玩心高明”，稱其學“淳一不雜，汪洋浩大”。邵雍對易數有著一番頗為獨到的研究，因此其理學中的美學意蘊也散發著一種較為濃重的易學色彩。他創建了一個規模宏大而又結構精巧的易數體系，並將其義理之學全部納入其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涵蓋時間空間、天地萬物、歷史人文和世間萬象的宏大圖景，也充分感受到了數的神奇和魅力。他還提出了著名的觀物之說，主張要以物觀物、觀物以理，啟發人們去觀照和體驗天地萬物的本然存在之美和內在本質之美。此外，邵雍還是個詩人，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翻閱他的那些詩篇，我們不僅能領略到其汪洋浩大的詩文之美，還能感受到他所孜孜追求的安樂境界，以及他為我們所呈現出的一種別樣的詩意人生。

張載的理學具有較強的造道之言的氣質，其間的美學意蘊也給人一種強烈的扑面而來之感。在其理學著作《正蒙》中，他提出了太和天道觀，並以太虛和氣來共同詮釋太和之道，使天道呈現出了一種既清通神妙又實而不虛的特點，從而使其天道觀有了一種獨特的神妙圓融之美。他還重點詮釋了“神化”與“誠明”這兩個概念，“神化”彰顯了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之美，“誠明”則貫通了天道與性命，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美學意蘊。在貫通天道性命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大心說，認為大其心就能體天下之物，人應當突破一己之小我的局限，以一顆大心去面對和感受整個世界，這樣就能最終達到他在《西銘》中所言的“民胞物與”的人生境界。張載的《西銘》，是理學中影響十分深遠的一篇文章，被程頤稱之為“橫渠文之粹者也”。在這篇文章中，他通過極具感染力的文字，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父天母地”“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之境，充分展現了理學的人生境界之美。

程顥的性情氣象在北宋五子中可謂最佳，其理學的美學意味也最為濃郁。他認為天以生為道，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從而深入詮釋了儒家的天道生生之美。在此基礎上，他拈出了天理觀念，創立了天理天道觀，將天理視為天道的本源和本體，並認為萬物皆有其理，善惡也都是天理，彰顯了天理之美和天道的包容覆載之美。他還提出了“渾然與物同體”的識仁之說，重新詮釋了孔子之仁，將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學提升到了一個無比高妙圓融的新境界。除此之外，他對儒家的聖賢氣象也有著深入的體會和研究，通過對孔子、顏淵、孟子、曾子等人各自氣象的不同描述和評判，讓人們看到了儒家聖賢們多樣且個性鮮明的氣象之美。而程顥本人的絕佳氣象也受到了當時及后世儒者的一致贊譽，全祖望曾贊其乃“天生之完器”，他的弟子則以“如坐春風”來形容他的教誨。可以說，程顥無論其人，還是其學，都散發著一種綿綿悠長的美學意味，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程頤與程顥雖是親兄弟，但在性情上卻與其兄大有不同，程顥溫潤如玉，程頤則嚴毅有加。這種不同在思想上也有所展現，黃百家曾言：“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具體而言，程頤強調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辨，並以此為思維進路辨析理與氣的關系，認為理是萬物之所以然，是萬事萬物存在的內在根據，但理也離不開氣，理與氣共同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成就了天地萬物之美。與此相應，他還進行了天理人欲之辨，主張滅人欲而明天理，更加推崇一種天理流行、私欲淨盡的純粹生命境界。在生命的涵養方面，他主張“涵養須用敬”，還較為詳盡地辨析了喜怒哀樂未發已發的中和之說，這既展現了理學所倡導的修養功夫之美，也對審美心胸的培育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在文道關系上，他一方面認為“作文害道”，反對專門的文章之學，沒有看到文乃至其他藝術所具有的獨立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又主張“有德者必有言”，並通過體悟和闡發儒家的聖人之言，確立起了真正的文乃道之顯現的文道觀，充分表明了理學在文道關系上的立場和看法。

北宋五子的理學中無疑包含著十分豐富的美學意蘊，且因其各自性情及致思路徑的不同，他們的理學美學在總體上也給人一種五彩紛呈之感。但我們還應看到，北宋五子作為同一時代的理學家群體，思想也有著許多共同和相通之處。尤其當我們從總體上再去尋味他們理學中的美學意蘊時，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

比如，北宋五子都比較重視對儒家天道之美的闡發。周敦頤提出了無極太極之說，張載提出了太和、太虛即氣之說，程顥和程頤提出了天理之說，邵雍對於天道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重新建立起了儒家的天道觀，共同為世人呈現出了儒家視域下的天道之美，如太極之美、易數之美、太和之美、天理之美、生生之美等。又如，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儒家的境界美學。周敦頤所提出的尋孔顏樂處的理學話題，邵雍本人及其詩文中洋溢出的安樂氣象，都使樂從此成為儒家境界美學中不容或缺的元素。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程顥提出了“渾然與物同體”，這些也都極大地提升並豐富了儒家視域下天人合一的境界之美。再如，他們的理學美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來自道家和佛教的挑戰。周敦頤突顯了誠的真實無妄之美，從而與佛教的“緣起性空”、諸法皆為假有之說明顯區別開來。張載主張太虛即氣，既否定了道家之無，也批判了佛教之空。程顥與程頤則都提出要見得佛教之小，樹立儒學自信。最后，他們在文道關系及詩文創作方面也大都有所見解和表現。周敦頤明確主張“文以載道”，程頤則既認為“作文害道”，又指出“有德者必有言”，從而將聖人文章與文士之文進行了區別。邵雍一生作詩無數，他以詩言志，以詩抒情，以詩論理，以詩說史，可以說天地萬物、世間百態無不可入其詩。程顥則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其傳世詩文雖然不多，卻都令人回味無窮印象深刻。總的說來，北宋五子身處同一時代，又有著大體相同的為學宗旨，因此也就形成了大體一致的理學美學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