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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大學長江三峽發展研究院曹大明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元以來武陵地區的土客關系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CMZ013），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葛政委、劉興亮、黃柏權、劉雪梅、肖竹、蔣文艷。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一是跳出“就民族論民族”的框架，從區域社會的角度分析探討區域族群關系與區域社會發展變遷。二是豐富、充實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學說。三是以“土/客”關系為主線，對歷史上政治控制方式、經濟文化多元、多樣的武陵地區族群關系與區域社會變遷進行研究，從而為我國制定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持。
該研究的意義在於：一是糾正了土家族族源研究中將“土丁”“土軍”“土人”“土民”“土家”“土司”與土家族、客民與漢族等同的認識，為土家族形成研究提供新的路徑，有利於推動土家族研究的進程。二是有利於進一步厘清這一地區的族群關系，從宏觀、整體上研究我國的民族問題，豐富和發展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三是對武陵地區的土客關系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深刻認識歷史上這一地區族群關系的主流和特點，而且可為當下處理民族關系、制定更加科學的民族政策提供歷史和現實的依據。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將歷時與共時、理論與實証、面與點研究相結合，在綜合運用了歷史人類學與定性、定量研究等方法的基礎上，全面、深入探討了宋元以來武陵地區土客的構成、土客邊界的流動和族群的變遷以及與之同步展開的區域社會轉型，對深刻認識武陵地區族群關系的主流和特點，加強土家族研究，豐富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推動當下武陵地區的區域開發以及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的創建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該成果包括緒論、正文、結語三大部分，共分七章，其中正文共五章。第一章“緒論”介紹了選題的緣起、研究的意義、相關理論、相關概念的說明、學術史回顧、主要研究方法、研究主要內容、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武陵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和區域特征。
正文分區域早期、兩宋、元明、清代、民國五個歷史時期展開。武陵地區的早期包括遠古先秦、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五代四個時段。這一時期，歷史跨度非常大，土客關系復雜。第二章“武陵地區早期的土客及其關系”主要運用考古資料和部分文獻資料，在考察武陵地區從遠古、先秦、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時期土客族群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其活動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國家視野下他們的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情況。
歷經唐末五代時期的社會動蕩和土客融合，兩宋時期的武陵地區逐步穩定。這一時期，趙宋王朝沿襲唐制，以澧州、辰州、沅州、黔州、施州為據點，繼續推行羈縻政策管理武陵地區，但管理的效度較之於李唐已有所加強。隨著王朝統治力量的加強和更多客民的進入，武陵地區經濟文化在兩宋時期得到較大程度地開發。第三章“兩宋時期武陵地區的土客及其關系”在考察兩宋土著構成的基礎上，分析了土著與“土戶”“主戶”“土人”“土軍”的關系以及客民的成分、遷入動因、原籍地等，探討了趙宋王朝對武陵地區的治理以及土客的“互化”。
元明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大一統時期之一。這一時期，隨著地方行政建置和軍事體制的完善，特別是土司制度的創立和發展，武陵地區與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得到加強。同時，受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廣”移民浪潮興起等因素的影響，江西等地的人口大量遷入武陵地區。第四章“元明時期的土客及其關系”在概述元明對兩宋土著承和變遷的基礎上，分析了國家的統治、經營、“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與客民遷入之間的關系以及客民族屬的問題，探討了土客之間族群邊界以及他們從沖突走向融合的變遷過程。
清代武陵地區的資源繼續得到開發，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水陸交通更為便捷。交通的改善，促進了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客民的進入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受明末農民起義軍余部轉戰、吳三桂叛亂、“改土歸流”、白蓮教起義等歷史事件的影響，大批客民遷入武陵地區。這些客民與“土人”“土民”“土蠻”“紅苗”“花苗”“苗人”“苗民”“生苗”“蠻苗”“徭”“徭峒”“峒民”“峒人”“峒蠻”“峒僚”以及元明時期“反客為土”的“回”“纏回”“蒙古人”“民家人”漢人一道，構成了清代武陵地區的土著居民與客民。第五章“清代武陵地區的土客及其關系”在考察土著構成、分布以及進入客民類型等問題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客民的族性，土客之間制度、文化、地理上的邊界，土客之間的沖突、融合以及區域社會從“化外之區”到“內地的邊緣”、從“土流並治”到“宗族社會”的變遷。
民國時期土著“苗瑤”“苗”“土人”“土家”等“邊民”“土著民族”經歷了稱呼上的從“蠻夷”到“少數民族”的轉變。他們的風俗發生了特別顯著的變化，甚至被官方視為“已經同化了的”民族或者漢族之宗支，但仍是客觀存在的族群實體。伴隨著各種外來軍事力量的進駐、國民政府的治理以及革命形勢的發展，武陵地區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最后一批客民。這些客民，既有新興的地主，也有交戰的軍閥及其帶來的將士，還有抗日期間被迫西遷的各類科教人才以及追隨中國共產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群眾。他們的到來，帶來的更多的是新知識和觀念。特別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部分機關、企業、學校的遷入，更是推動了武陵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第六章“民國時期武陵地區的土客及其關系”在考察民國時期土著構成的基礎上，分析了民國時期遷入武陵地區客民的特殊類型，探討了民國政府的土客政策對土客族群意識、族群邊界以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七章“結語”通過總結全文，得出了三點結論性的認識。該成果認為，武陵地區是一個特殊的區域。該區域承東啟西，是江漢、洞庭湖平原向雲貴高原和西南的過渡地帶。歷史上，該區域一方面是東中部以及北部客民進入西南地區的廊道，另一方面也吸納了大量的客民。不同歷史時期的客民遷入武陵地區后，與是時的土著居民在交往交流中涵化、融合，使武陵地區實現了從“化外之區”到“內地邊緣”、從“豪酋統治”“土流並治”社會到“宗族社會”的結構轉型。
三 成果的重要觀點
作為“內地的邊緣”，武陵地區區域特征明顯。表現在政治上是歷史上國家權力相對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表現在經濟上是耕地資源匱乏，山林及生物資源、水利及礦產資源相對豐富，生計模式多樣﹔表現在文化上則是該區域自古系多民族遷徙融合的通道和文化交融的場所，文化多樣性十分突出，既表現出較強的非漢特征，又深受漢文化的影響。
武陵地區的土著與客民不能簡單以時間、戶籍或者文化等標准劃分，而應結合時空場域展開具體的分析。總體而言，武陵地區土客族群是變遷的，其族群意識與邊界也因社會情境而流動。面對主流的以漢民為主的客民，土著可以根據“我群”的文化圖式、根據情境和自我需要學習漢文化從而實現“客化”，將自己納入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的體系之中﹔同時，早期遷入武陵地區的漢族客民，面對“蠻煙瘴雨”，也可以入鄉隨俗地“蠻化”，從而使自己成為習於“土人”“峒民”“苗蠻”的土著。正是在客民持續遷入、土著與客民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以華夏文化為主的主流、強勢的客民文化得以傳播，區域多元、多樣的文化也得以逐步整合，催生並推動了土客族群中華民族認同的產生和形成。
武陵地區區域歷史上的“土人”“土民”“土丁”“土兵”“土家”“土官”“土司”與土家族、客民與漢民存在一定的關聯性，但他們不能等同。土家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識別的結果，“土人”“土家”“土民”一定程度上是華夏在“華/夷”族群分類觀念主導下對不同歷史時期“他者”的稱呼與表述﹔“土丁”“土軍”“土兵”“土官”“土司”的構成雖以“土人”“土民”“土家”為主，但他們本質上是兵種或統治地方“豪酋”、首領的稱呼﹔客民雖然以漢民為主，但也包含其他的一些族群。
客民的進入以及土客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武陵地區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武陵地區土客族群名稱或實體的繼替以及關系的變遷，是國家/地方交互作用下的族群分類意識的傳續。與之同步展開的是武陵地區從“化外之區”到“內地邊緣”、從“豪酋統治”“土流並治”到“宗族社會”的結構轉型。
武陵地區土客互動存在土著的“客化”與客民的“土化”兩個方面。客民的“土化”隻發生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土著的“客化”則是武陵地區土客互動的主流。自荊楚文化進入民國時期東中部民眾的避難西遷，武陵地區自其文明發端開始，就在持續不斷地吸收以華夏文化為主的客民文化。這種吸收，不僅包括衣食住行，也包括哲學觀念、宗教信仰等。不同歷史時期武陵地區土著“蠻夷”不勝枚舉的文化事項變遷就是明証。除此之外，武陵地區土著有關宗族祖源記憶的建構也是重要的表現。不管是與中原華夏接觸較早的土官、土司，還是普通的土著，他們大都宣稱來自中原或者漢文化的核心區域。這種祖源記憶一方面是客民遷入武陵地區歷史的隱喻或者表述，另一方面又與土著“蠻夷”獨特的盤瓠、廩君、白帝天王、八部大王等祖源傳說自相矛盾。這種矛盾，既體現土著“蠻夷”在與客民的交往過程中對客民祖源記憶的吸收，也反映了他們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土著“蠻夷”族群意識的存在。不管是土官、土司，還是普通土著“蠻夷”，學習吸收漢族客民的祖源記憶，雖然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適應社會環境的需要，但主要是對“我群”祖源記憶的一種“為我所用”的建構。這種建構，既是土著“蠻夷”在吸收漢族客民祖源記憶的過程中保留特色祖先傳說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作為邊緣族群適應或者不被王朝國家完全統治的一種策略。
四 成果的價值
（一）學術價值
武陵地區族群關系復雜。該成果以“土/客”關系為主線，運用歷史人類學等研究方法分析探討武陵地區的族群關系的演變以及區域社會的轉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一是該成果對“土丁”“土軍”“土民”“土家”“土官”“土人”構成與土家族關系的分析為土家族族源以及形成研究提供新的路徑，推動土家族研究的進程﹔二是該成果以“土/客”關系為主線，在強調土客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對武陵地區族群關系的演變以及區域社會的轉型進行研究，為研究我國中部民族關系提供新的視角，拓展了武陵地區民族史與移民史研究的視野﹔三是成果對土客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區域從“化外之區”到“內地邊緣”、從“豪酋統治”“土流並治”到“宗族社會”的結構轉型的研究，豐富發展了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
（二）應用價值
該成果對武陵地區土客關系與區域社會變遷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刻認識歷史上這一地區族群關系的主流和特點，而且可為當下處理民族關系、制定更加科學的民族政策提供歷史和現實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