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傳政：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作者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委黨校基地研究員、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教授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出自《漢書·王吉傳》，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王吉，字子陽，西漢時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諫大夫。眾所周知，西漢正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董仲舒所倡導的“大一統”思想為國家所接受。而到漢宣帝時，作為長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移風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個天下政令法規貫通。因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原文大意是說，《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統，全國各地風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圓政令法規貫通。這道出了“大一統”的共同體理念。

王吉之所以提出“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主張，是在此前“大一統”思想長期發展基礎上，賦予了其新的內涵的結果。先秦華夏文明是在炎黃為主的不同部落文明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華夏疆域，構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為主要內容的通行禮樂制度，孕育了“大一統”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礎。因而，即使在戰亂叢生的春秋戰國時期，“大一統”仍是社會民眾所推崇和向往的，“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潮流，秦國完成了“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的統一大業，因而才有了西漢時期主張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由此鑄牢了人們血脈相承的統一意識。在這種情況下，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賦予了“大一統”更為清晰的邏輯框架和文化內涵，從而影響久遠。

縱觀中國歷史，“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大一統”文化始終貫穿於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集中體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價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結構中。中華民族發展演進的過程恰恰就在如此。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傳播者。即使分立如南北朝，各自政權都始終自詡為中華正統﹔即使少數部族身處異鄉、相隔萬裡，如土爾扈特部，最終也歷經千辛萬苦跋山涉水回到祖國懷抱。正是在“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文化傳統所構建的“大一統”思想意識下，各民族共同開創了中華民族的遼闊疆域，書寫了我們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當悉心呵護作為中國制度精神內核的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事業，需要各族人民齊心協力、匯聚起磅礡力量才能實現﹔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程可能遇到各種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民族工作面臨著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這就決定了新時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復雜和艱巨。各民族共同抵御各種極端、分裂思想的滲透顛覆，才能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不斷實現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