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重大論斷，對於我們立足兩個大局深刻認識民主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學總結百年來黨領導人民對民主的執著探索和不懈追求，辨析當今西方世界的民主亂象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困境，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更加充分發揮人民民主的顯著制度優勢，匯聚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磅礡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人民民主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必然結果

在思想界，美國著名現代化理論家巴林頓·摩爾的一句“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是一個神話般的故事。這是他根據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俄國以及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程度而得出這一論斷的。對第一撥現代化國家而言，即使“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是可以接受的命題，但是民主運動中下層階級已經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因而英法等國的民主化運動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共同推動的結果。此后的民主史告訴我們，有產階級不再是民主運動的推動者，推動民主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

《共產黨宣言》的出版、1848年歐洲二月革命以及第一國際，揭開了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序幕，社會主義從此成為能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相抗衡的第三大主流意識形態，民主因此具有了新的政治屬性。不管如何敵視原始形態上的民主，包括社會主義力量在內的各種勢力所推動的反資本主義政治的大眾民主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1848－1849年間，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繼爆發民眾廣泛參與的民主革命運動。1848年革命震動了歐洲的精英階層，其中部分人開始意識到民主潮流難以阻擋。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國際工人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是將民主由保護少數人財產權的工具轉變為實現多數人平等權的工具，實現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轉變。十月革命爆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民主也由理念轉變為國家管理、社會治理的社會實踐。列寧在1918年曾揭示資產階級專政是以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制形式偽裝起來的專政，所謂的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下，絕大多數勞動者事實上也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處的。在這樣的歷史發展階段，要把勞動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除了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這種專政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在列寧看來，“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人類擺脫資本的壓迫，擺脫資產階級民主即富人民主的騙局、虛偽和偽善，才能實行窮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貧農事實上享受到民主的好處”。

新中國的誕生，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從價值理念迅速轉變為扎根中華大地的制度形態、治理機制、工作作風和生活方式，使民主從大眾政治運動最終演變成一種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當代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從而賦予人民民主以實質意義和生命力。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必然產物，人民民主經過70多年的發展，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標志性成果。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勃勃生機。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民主既然是人民運動的產物，而實現民主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最能體現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后，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普遍原則。恩格斯在1891年提出的“一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主張，就是對馬克思“一切社會生活的創議權都留歸公社”觀點的發展。這成為后來列寧“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理論基礎，也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的理論淵源。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這樣說，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中，人民主權已成為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基本原則。人民主權原則首先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安排上。人民性是人大制度的首要民主特征，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性是由國家性質決定的，它貫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各個方面：第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都是由廣泛的、平等的定期選舉產生的，人民有權監督、罷免其代表。第二，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的委托，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具有全權性。第三，掌握全部國家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並不親自行使所有權力，它將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分別委托給由它產生的“一府一委兩院”，並保持對其進行監督。第四，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接受人民的監督，人民有權對國家機關的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和意見，有權檢舉和控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

由此可見，國家權力是按照“人民——人民代表大會——‘一府一委兩院’”這樣一種邏輯序列展開的，人民是主權的最終來源，而人民代表大會則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全權機構，“一府一委兩院”根據權力機關的委托行使職權，權力的運行按照人民的意志進行，人民有權糾正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偏差。這意味著，一方面，人民作為主權者擁有一切權力，但人民並不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是通過選舉將權力委托給自己所選出的代表，由他們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又通過選舉和表決將其中的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分別委托給“一府一委兩院”行使。另一方面，人民又保持著對國家權力的最終控制權，保障國家權力永遠屬於人民。

作為政體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宏觀性結構，需要具體以及微觀機制來豐富和充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黨的群眾路線、協商民主、選舉民主、基層民主，都是有利於實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生動的民主形式和民主機制。

三、人民民主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治理理論來自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專家對於南撒哈拉沙漠國家的政策設計。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出現普遍性的國家失敗，根源在於無能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強非政府組織、各種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的作用。這種治理理論的價值觀就是以個體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伴隨著1990年作為新自由主義宣言的“華盛頓共識”的節拍，強調社會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論迅速在全世界流行開來，“無政府的治理”成為治理主義者的信仰，認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實現公正透明，才會有政治合法性。這種以個體權利為價值導向的治理理論在一般性議題上都無能為力，在危機治理面前更是束手無策。

在與治理理論這種強勢話語的對話中，中國人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性”的治理理論——國家治理理論。顯然，“國家治理”之於“治理理論”的不同在於“國家”的角色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得到各界的熱烈呼應。這一命題的提出具有重大實踐價值，凸顯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安排和顯著政治優勢。通過不斷提升人民民主化水平，健全我國選舉制度、國家機構制度體系、基層民主制度、人大組織制度和議事規則等，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一，指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理念是人民至上。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承載的價值必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即堅持人民至上原則。人民至上作為科學社會主義一以貫之的原則，是我們不懈追求的價值目標，也必然進一步體現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黨的領導、政府主導的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既需要通過系統完備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來實現，同時又不斷釋放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政治效能。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協商民主、基層民主等多種方式引導社會成員和各個部門積極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形成推進社會發展或社會治理的合力，恰恰構成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成功經驗。

第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國家治理能力問題。人民民主契合中國國情，具有獨特優勢，能最大限度整合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聚焦最大公約數，形成最大同心圓，從而為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奠定堅實基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為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獨特國家治理體系，極大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解決了如何保障國家治理能力這個根本問題。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定了關系國計民生的各類資源大多由國家和集體所有和支配，這就為國家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資源和力量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民主集中制確保了制度的協調性和整合性，在民主基礎上實行集中，有利於統一意志、強化共識，保証政令暢通，使決策部署得到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對此，中國學者將民主集中制上升到與代議制政體同等高度的政治學理論上去討論，發現人民民主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保証。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中國國家治理優勢展現得淋漓盡致。為了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舉國體制”再顯神通，同時完美地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治理，証明了這個體制的強大治理能力﹔而舉國體制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深層結構就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被稱為自由主義民主的資本主義民主，說到底是以資本為主義的，人民的生命健康並不重要﹔而隻有在人民民主的中國，才真正建立起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命至上的國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