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濤：基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倫理思考

作者：陶濤，系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如何理解生命，或者說，如何理解怎麼活與怎麼死，是倫理學自古以來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比如蘇格拉底之死，就成為古希臘哲學家們反思善惡、人生與幸福的標志性事件，並影響至今。因此，對人類而言，生命或生死的問題，可以說是一個相對普遍性的、超越性的問題。毫不夸張地說，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任何國家之中，該問題都必然受到人們的重視，並且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其實與歷史上眾多促進人類反思生命的事件一樣，比如戰爭、災禍或者其他種類的疾病等。在某種意義上，疫情可能並不會促進整個人類對生命的理解，但卻有可能會促進你、我、他等具體個人對生命的理解。或者說，你我等特殊的人類個體，或許因為年齡、經歷的不同，未曾認真對待或思考過生命的話題，於是疫情便成了促使你我走向反思之路的那個引子，讓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了生命的脆弱與可貴。

對於人類整體而言，無論是否發生這次疫情，生命自身的價值與意義都始終存在。至少，這裡面包含的倫理學話題有：自然界與人類的關系問題、命運與偶然性的問題、幸福與人生價值的問題、道德義務與慈善志願的問題、自由與隱私權的問題、公共治理與個人生活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在倫理學中早就得到了長期的討論，但在這次疫情中有了較為集中的體現。其中，在筆者看來，最為凸顯的問題至少有三個，分別是：自然界與人類的關系問題、政治共同體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個人的生命與幸福問題。

首先，就自然界與人類的關系而言，我們似乎要重新反思人類所處的地位。在西方開啟現代化道路以來，人類的主體性得到了空前膨脹，而自然界則淪為了人類統治或隨意改造的客體或對象。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變革，人類似乎不僅擁有了統治自然界的信心，也擁有了統治自然界的工具。人類享受著科技帶來的便利，也習慣於無節制地尋求技術的擴張。可是，我們似乎忘了，無論現代科技有多麼強大的“異化”力量，但它依然只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而不具有目的性的價值。科技的發展，看似使人類具有了操控自然界的力量，但這或許也只是一種假象。有學者指出，隨著全球變暖、南北極冰層的融化，地球的生態系統將發生一系列連鎖變化，這也包括生命史遠遠早於人類的病毒有可能會再次現身，等等。於是，放到更長遠的時間維度去看，人類所有無節制的肆意妄為，都最終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因而我們今天試圖“拯救地球”的所有努力，或許都不過是為了拯救人類自己。

其次，就政治共同體與個人的關系而言，我們應該認識到，人無法脫離政治共同體而生存，並且也隻有在良序的政治共同體之中，每個人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幸福與卓越。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說：“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脫離城邦的人，他要麼是一位超人，要麼是一個鄙夫。”因此，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我們更是政治共同體中的一分子。這就要求我們要積極地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並且為國家更美好的未來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另一方面，政府不僅是一個權力機構，同時也還肩負著保障並促進公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的道德職責。

最后，就個人的生命與幸福問題而言，我們應該將自己有限的生命過得更有價值。經過這次疫情，我們無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性。但其實，無論是否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說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都必然難以避免這種脆弱性。而為了應對這種脆弱性，人類也早已使用了諸多方式，包括宗教的、哲學的、文學的，等等。但更重要的是，相較這種脆弱性而言，我們更應該明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度過一種有價值的人生。當我們看到那些身在前線的醫務工作者與志願者的忙碌身影時，相信我們對此或多或少都有了答案。

所以，綜上所述，對人類而言，生命倫理的問題是且應該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毫無疑問，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更容易反思這些問題。但當新冠肺炎疫情退卻之后，生命倫理就不重要了嗎？我們就不用反思這些問題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說，在處理完這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我們更應該冷靜地思考這些倫理問題。因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顯然不應是面臨困境后的被動反思，而應是處於順境時的主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