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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今傳《尚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五十八篇。此書漢以前單稱《書》，漢代稱《尚書》，宋以降稱《書經》，是匯集古代堯舜、夏商周三代帝王號令、賢臣嘉謀的記錄（通過實錄或追述的形式）編纂而成。《尚書》在儒家從“五經”到“十三經”的演進系統中始終有著重要地位。《書經》成立涉及《尚書》形成及其地位的確立兩方面問題。
從西漢開始即認為《尚書》有百篇，孔子論序之。《漢書·藝文志》載：“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班固之說當本於劉向、劉歆父子。揚雄《法言·問神篇》言：“昔者說《書》者序以百。”在這套關於百篇《尚書》形成的敘述中，早期的《書》同《詩》一樣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似乎並未成書。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禮記·王制》雲：“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可知周初貴族諸階層之“國子”“學子”已需要學《詩》《書》，而樂官掌《詩》《書》之教。當時之《書》作國子教本與王者鑒戒之用。如此，從宗周之《書》到孔子纂序的儒門之《書》的轉變，是《書經》成立問題的第一個關鍵節點。對這一節點的討論，可以延展至商代《書》學的問題，則涉及商周鼎革對《書》學的影響。從研究方法上，還涉及材料辨証，例如前引《禮記·王制》的記載能否作為証明宗周官學設置的依據等問題。
《論語·先進篇》中錄子張之言“何必讀書，然后為學”，此處之“書”應為一般書籍，而其他篇中又幾次提到《詩》《書》雲等。既然春秋之末已經有匯編之書，而《詩》《書》得其匯編，應該不是問題。《孟子》已多次提及《書》中具體篇名，如《堯典》《太誓》《武成》《太甲》《湯誓》等。《萬章上》言《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不僅引篇名，已初具傳注之樣態。僅就二書所見，基本上可以斷定，至晚到孟子之時，《書》已成編為儒門教本。
然而，《書》在流傳過程中多次遭遇損毀遺落，無論是宗周之《書》，還是儒家內部所傳之《書》，均未能完整流傳下來。究其原因，孫星衍有“七厄”之說：“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眾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於梅賾，則以偽亂真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並《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並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二，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孫氏所言“一厄”即百篇之《書》經秦火而僅存二十九篇，這可以說是《書經》成立問題的第二個關鍵節點。
漢朝初尚黃老，學術格局呈現出過渡之態，百家之學有經秦而再起的勢頭，經過短暫的爭斗（主要是道家同儒家），到漢武帝時“表彰儒術”，儒學逐漸定位一尊。這一時期的《書》學，開始從儒門“家言”之學化作漢家立國之學。經籍本身雖經過民間搜獻，但仍未能補為完帙。以殘經傳大道，並且服務於統治集團，也就是在官方認可的同時，要在資政與經理兩方面同時確立自身的“權威性”，自然對當時經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書》經博士還面臨著他經博士的競爭。這些壓力在伏生后學中，主要表現在歐陽與大小夏侯的爭論與分歧上。今文經學內部的分歧以及經典的殘損為接下來古文學派的爭立埋下了伏筆。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言：“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可知，劉歆以百篇《尚書》為全，而以當時所傳之二十九篇為“不備”。也正是在此篇當中，劉歆點明了漢代存經立學之原則：“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這種諸學兼存的立學原則，一定意義上強化了經典的“適用性”，或言其現實指導性，但也埋下了經典解釋“靈活性”的風險。可以說，經典化過程中所要求的絕對的經與絕對的傳之形態，並未在這一時期完成。但是，儒家經典之學在這一時期的經歷及其呈現樣態奠定了其經典化過程之獨特性。
《書經》成立的第三個關鍵節點就是劉向、劉歆父子校書與古文學派的爭立學官。如前所述，民間的古文經學一直也在爭立官學博士。劉歆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可以看作兩派爭立的標志性事件，他當時建議將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列於官學，遭反對，未果。在此之前，西漢的王國之學，尤其是河間獻王劉德就很重視古學，在其封國之中立《毛詩》和《左氏春秋》博士。到平帝時，王莽支持立了五個古文博士。到了新朝時，古文經更是上升為官學。這一時期，表面上看是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有其一貫性。它們都是在解決經典殘缺以及傳解不定同大一統王朝資政需求之間的矛盾問題。劉向歆父子補充和重新校訂了經文，試圖以此為基礎董理出新的確定的經典與統一的傳解，這也是經典“大一統”地位確定的必然要求。但是，這一任務，他們隻完成了一半，也即盡量確定經文，初步統一傳解要到更晚的東漢末的鄭玄。東漢古文經的興盛與鄭玄的融通今古遍注群經可以說是《書經》成立的第四個重要節點。
從賈逵、馬融到鄭玄，經學顯示出一種“文本化”的傾向，資政的傳統暫時退居次要位置，經典和傳解的大門第一次出現了關閉的可能。某種意義上講，若不是東漢末年政治局面的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紛擾，從經學內在之理路上看，或許儒學真的在漢末，在鄭玄那裡就完成了經典化過程。但是現實不可假定，政治與學術並未同軌。在鄭玄統折中諸家統一傳解的同時，國家局面卻從大一統走向了分裂。不久永嘉之亂，孫星衍所言之第三厄出現，“則眾家《書》及《古文》盡亡”。兩漢數代人之努力，一時間似乎回到原點。
隨后的情況，孫星衍概括得已非常清楚，鄭玄之注后來遭遇王肅等人之挑戰，而永嘉之后的《尚書》再經梅賾倡以古文孔安國傳，致使“以偽亂真而鄭學微”。孔穎達官定《正義》採梅本而用之，“以非為是”，又因其官學之燭照，東漢諸家注逐漸亡佚。后再經衛包改字，則梅本所存的二十九篇亦失其真。開寶中，李鄂刪定《經典釋文》，則陸德明《尚書音義》中所存之內容亦非其舊。經此“七厄”，所以閻若璩說今傳《尚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點校《古文尚書疏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頁）閻氏以鄭玄所注為判斷是否合乎孔安國所傳古文面貌的依據，而以蔡邕石經殘片為判斷是否合乎伏生所傳今文面貌的依據，結果發現梅本《尚書》之形態既不合乎孔安國的古文本，亦不盡同於伏生的今文本，故得出上面的結論。另外，就其傳解而言，在兩宋乃至元明理學大潮之中，《書集傳》逐漸超邁古注古學，獨樹一幟。
綜上所述，《書經》之成立問題，從經傳關系上來看，其權威性呈現出一種波動性特征。作為經典的地位在某一時期似乎完成了，但卻很難穩固，或許更准確地說，《書經》的經典化問題從來未能徹底完成。經本之殘缺注定了經典之門永遠難以閉合，而兩漢的兼容並蓄的立學原則，也注定了傳解難以定為一尊。但是，我們並不需要為此遺憾，因為這正是儒家經典和學說的魅力所在，關而不閉，歷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