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靜波：曹真是誰

作者：許靜波，系東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刊行了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當時譯名為《費兒巴赫》，譯者署名曹真。該譯本排印和裝幀均十分簡單，僅有封面、版權頁和正文，沒有目錄、譯者序言、恩格斯的序言，也沒有向讀者介紹翻譯所依據的底本等內容，是一種不完善的譯本，當前亦鮮有提及。

目前，我國尚缺乏對該譯本的專門研究。流傳較廣的說法來自《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一書中，認為《費兒巴赫》一書的譯者曹真是“林超真”，“林超真”是鄭超麟的筆名之一，而曹真則是“超真”的諧音。以上說法是“經有關人士回憶”。鄭超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未曾談起此事。《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中還提到，“其實鄭超麟本人不一定知曉”。那麼，曹真是誰？1949年版《費兒巴赫》的譯者真的是鄭超麟嗎？

需要回顧的事實是，1929年12月，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題為《宗教·哲學·社會主義》一書，書中收錄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即《原始基督教史論》《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和《費兒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譯者署名林超真（即鄭超麟）。這是一個獨特的“選集”，譯者是根據1901年法文版譯出的，原底本已經“絕版”，是鄭超麟的朋友在巴黎《人道報》館藏地窖裡找到的。其中，《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在我國已經至少有5種譯本，而另外兩篇則是首次被譯為中文。

從1929年至1949年這二十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文譯本，許多著作還出現了多種譯本，但仍不能滿足群眾閱讀和學習的需求。因此，文源書店發行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証法》節譯本，以及《新哲學典范》和《新經濟學典范》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專題摘編共5本，裝幀樣式相同。前兩部著作的譯者均署名“曹真”，經過細致的文本比對，1949年文源書店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與1929年版林超真譯本的譯文大致相同，可以確定是同一種譯本，但是在對比《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時卻發現1929年譯本與1949年譯本存在較大差異，不能被視為同一種譯本。一般而言，“異文”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質性文本異文，它是影響作者的意圖或者影響重要理論觀點表述的異文﹔另一類是非實質性文本異文，主要是標點、拼寫、詞形和句式等，它隻影響形式上的理論呈現。很明顯，兩個譯本中的異文是實質性的。

首先，從句法結構和措辭行文上看，曹真譯本幾乎是模仿林超真譯本的特有的表達形式，明顯帶有法文譯為中文時的特征，段落的劃分，文中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基本一致，尤其是林超真譯本中用括號標注的法文原文也保留在曹真譯本中。這樣看來，“有關人士”的回憶是可信的。但是，在多半的句子中，曹真譯本做了改動，即淡化文言文色彩，將其盡可能轉化為時下的語言，使普通讀者更容易理解。同時，兩種譯本的差異並非簡單的“異文”，而是明顯地展示出曹真譯本對黑格爾哲學的理解，亦即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來源的理解在不斷深化。例如，1929年林超真譯本中有：“這個終點，‘絕對觀念’——這個觀念隻在它絕對不能再說下去的時候才是絕對的——‘自我化生’，化為客觀形式，到‘自然界’來，隨后又回復到‘精神界’去，即到人類的歷史和思想去。”同樣一段話，在1949年曹真譯本中為：“這個終點，即‘絕對觀念’——這個觀念隻在他對它絕對無話可說的時候才是絕對的——要把自己‘變異’（轉變）成為自然，隨后又成為精神，即成為人類的歷史和思想，即重新回到自己。”

明顯，兩種譯文均未能准確譯出黑格爾的“外化”概念，因而無法准確譯出絕對精神的外化過程，即絕對精神外化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返回自身，這裡的“在精神中”，也就是在人的思維中和歷史中。前一段譯文與恩格斯的論述相比，存在較大偏差，讀者也會莫名其妙﹔后一段譯文的缺陷僅在於對“外化”概念的運用和理解，導致哲學觀點的表達不夠專業化，但精神的自我運動過程已經揭示出來。這裡的修改關涉重要理論觀點的表述，不容忽視，因而不能將兩種譯本等同起來。

其次，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基本術語，兩種譯本差異迥然。眾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引用了黑格爾的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並且專門論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在兩種譯本中，關於黑格爾的名言，1929年林超真譯本為，“凡是真實的都是合理的”，1949年曹真譯本為，“凡是實在的都是合理的”﹔關於哲學基本問題，1929年版是“思想和真實的關系問題”，1949年版是“思想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諸如此類的差異比比皆是。它也屬於實質性“異文”，代表著不同譯者對該問題的理解和認識。

再次，兩種譯本的編排不同。1929年林超真譯本中刊有恩格斯於1888年撰寫的序言，以及普列漢諾夫為俄文第二版撰寫的序言，而1949年曹真譯本中未曾收錄。同時，不僅普列漢諾夫為俄文版所作的注釋被刪除，1929年林超真譯本中的“譯者注”也被刪除，因此未能保留林超真譯本的特色。

最后，對比兩種譯本的附錄，也可說明二者的差異性。如《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1929年林超真譯本為：“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包含費兒巴赫的唯物論在內——之重大缺點，就在這種唯物論觀察事物，觀察真實，觀察感覺的世界，隻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看做是人的物質的行為，而非在實際的形式之下，而不以為是主觀的。”

1949年曹真譯本為：“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包含費兒巴赫的唯物論在內——之重大缺點，就在這種唯物論觀察事物，觀察實在，觀察感覺的世界，隻在客觀的或靜觀的形式之下，而不看做是人的感覺的活動，不看做實踐，不是主觀的。”

盡管兩段譯文都存在缺陷，“現實”“對象”“感性”“主體”“客體”和“直觀”等關鍵詞未能譯出，已經不適合當代讀者閱讀，但后者譯出“實踐”，與當前的通行譯文更為接近。同時，在1949年以前，《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已經出現了林超真、彭嘉生、向省吾、楊東莼和寧敦伍、張申府、程始仁、葉青、張仲實、郭沫若、克士等多種譯本，經考証，曹真譯本不同於上述任何譯本，它也說明，異文是實質性的。

就曹真譯本的文獻情況來看，雖然譯者本人所使用的准備性資料、草稿、謄清稿，文源出版社的印刷校訂稿等文獻均未能流傳下來，但僅通過文本的對比，就足以証明，曹真另有其人，他不僅使譯文更加通俗和流暢，而且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闡釋方面，也向著質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總體而言，可以確定的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林超真譯本和曹真譯本不能被看作是同一個譯本﹔譯者曹真不是林超真，曹真譯本是在林超真譯本的基礎上，經大量修改后的另一種譯本。這些修改一方面表明了我國學者對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的過程。